1960-1990大众文化片断, 我们的社会其实就是媒体社会(6)
十一月 21, 2007 – 9:59 am |1、嬉皮士的旧衣服
英国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1960-197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运动，预言了一种传播加速度后的社会小小不安。
嬉皮士的反权威主义和反物质主义，是图像符号对于文字符号的一种超越。电视与摇滚音乐的粉丝，与报纸的阅读者划清了界限。
旧货市场在那时的英国，成为这样的亚文化群体的的灵感源泉。就像北京大院少年，1980年代突然在街头穿起了爷爷的旧军装。
在上海淮海路上，有一家小小的服装店，两个年轻人对我说：这些旧衣服都是欧美进来的，经过了高温消毒。很多时尚的年轻人到这里来，选走了他们的旧衣服。
这一时间在欧洲要早30多年，带头人披头士。
我在利物浦的披头士博物馆里，看到了“派伯上尉”这张唱片封面上的旧衣服。它们和列侬的祖母式小眼镜一起，成为一那个时代大众文化的新符号。
摇滚音乐这样的音乐，对于古典音乐是一种反拨。就像旧衣服对于精英与权威社会是一种反拨。
一名英国学者说，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们穿着旧衣服，而劳工阶层的孩子们则穿着鲜艳的衣服。这就像北京的小公司业务员总是西装楚楚的样子，而中关村里的IT高管则身着折皱的棉布衬衣。
2、“唯美”这样的词语
唯美这样的词语是一句骗人的屁话，它的潜台词是，这是商业掩盖下纯粹的形式主义。
后现代主义画作对于形式的极端追求，就像麦克卢汉对媒介决定一切的技术决定论那样彻底，用通感的手法看，这都是唯美的东西。
电子媒体越是发达，这样的词语使用就会越广，尤其是它为碎片化群体服务的时候。就像北京藏在一个小小胡同里的咖啡店，后海烤肉季东边老白的酒吧，还有晚上8点半就没有爆肚可卖的中华名小吃脏乱差小店。
在时装设计上也一样。
服装的温度控制是功能性的，捆绑社会符号却是艺术化的，所以，这样一个个人的广告牌的设计，越来越趋于艺术化生产，也可以用“唯美”来形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为发行十几件甚至几件的衣服做设计，为顾客顾客提供经济学意义上稀缺的、流行意义上波西米亚式的时装。
3、杂志中的他们
城市里的服装设计师们在为杂志打工？还是在为老板打工？
他们的劳动就越来越像在为时装杂志打工，总是在一期珍藏的增刊上出现，然后需要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才能发现。
这种品味经济，我已经论述过，它们是一种充满商业目的，但是过程审美化的“艺术化生产”。
在书报亭里已经摆不直的杂志堆里，画画绿绿的画面，把服装符号与信息捆绑日期已经从几个月刷新成两周甚至更短。
电子传播时代，流行的契约越来越短。
杂志开始每周出版一次服装，服装开始每周订阅一期杂志。
他们的相互攀附中，相约把一批符号印刷在两种媒介上：服装与杂志。比如2006年的金银两色，2004年前的冷金属色；1990年代以来的环境主义符号；后现代主义试验过的确线条与比例；电子媒体影响下的服装充满造型的泡泡袖和折皱；还有暴露皮肤造型信息的低胸礼服。
人们在杂志的封面与皮肤的表面双双获取印证的过程，就是一次信息在服装与印刷品上闭合传播的过程。
3、伦敦的布雷巷与后海的小店
城市是人的身体的延伸。
一个住在豪华公寓里的人，今天只想吃北京的羊肉串。就像伦敦的布雷巷突然冒出了小摊，北京后海的小小烟袋斜街上，突然出现怀旧的小店。
小店是城市的装饰，就像身上艺术系学生创作的麻布小衣。
在一个大城市里摆小摊，这样的反差性装饰在1970年代以后突然热闹起来。在麦克卢汉发现城市与人的身体关系前，乔伊斯在《尤利西斯》、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里面早已有过清晰的预示。
没有欧美工业化之后的城市阴暗记忆，就不会有这样的现代主义体验。这样看来，小店与小摊是城市这样一个机械或电子庞然大物这一媒介巨人脚下，盛开的一朵小小黄花。
布雷巷的街市是对于TESCO和家乐福这样标准化大城市的反动，就像后海的小店是对长安街沿线一座又一座定制标准化商场的反动一样。
它提前预示了一种过热媒介的逆转。在一个紧张、威严的城市里，小摊的讨价还价，在城市里对于城市启蒙时期的商业记忆，就像人们在贝特福德郡HITCHEN的集市上，追忆农业时代的记忆一样。
它只是人们对于记忆的艺术化复制。一旦形成规模，就会迎来商业入侵，这时，艺术化的精灵就会出逃走。就像后海是对于三里屯的逃避，南锣鼓巷是对于后海的逃避。北京将来的城市追忆，必将转向南城的贫民然而市井的小巷里。
这样的地摊式讨价还价，非常适合于互联网的使用者。他们寻求这样的一个参与式商业过程，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交易的快乐。
地摊街的一个社会媒介作用，就像广场一样，是一个社会性聚集场所。年轻人与广场上的鸽子要成为其中的风景，就像地铁口总是坐着犹豫的少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