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改革思想写入国家的价值体系，三年来的争论画上句号

十月 17, 2007 – 5:17 pm |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10月15日,我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听中共十七大报告。

这时的朝阳门外，车流如水，有漂亮的女士进入丰联广场去购物；在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有人搅动咖啡的动作在玻璃中留下光影；而一名南方的打工妹，则拖着摊煎饼的车从马路中间缓缓穿过。这是北京的普通一天。出租车经过雄伟的中海油大厦时，胡锦涛报告的第二章已经读完。

十七大的报告用非常宝贵的第二章来论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这是我最喜欢阅读的一章。

这个国家已经把改革开放写入国家的价值体系，作为道统与法统协商一致的共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财产，也是对30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

政治话语的平滑切换后，使改革与国家的革命理论跨时空握手，并按照全球游戏规则来发展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这是30年后中国面对全球化挑战发展出的哲学新理论。

十七大的报告为此有一段概括，改期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样的表述，在中国自己的社会方向理论认知中，已经成为核心价值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英国的《卫报》等已经在文章中注意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在30年后这样一个从理论向国家普世价值观的转变。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样的文字在30年前是富于启蒙色彩的理想主义；而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强势参与者并考量发展路径的效率时，显得尤为珍贵。

2005年岁末的《财经》杂志上，胡舒立女士的卷首语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改革对于这个国家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当时的有关中国改革方向学术讨论语境下，这样的声音尤为珍贵。那年大年三十，我在文章中用“致敬”这样的词语赞扬她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坚守。在当期的杂志上，1994年时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者周瑞金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

就在那年冬天，《财经》杂志飞赴日本，采访了时任小泉政府的改革旗手竹中正藏。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小泉政府冒着日本国内巨大的压力，任命竹中正藏对金融与邮政体系开刀。日本是一个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一百年前就完成了近代化，在1960-1980又实现了经济上的一次大飞跃，即使如此，在1990年代的语境是完全的改革与开放语境，正是竹中的铁腕改革，才有了过去一年多以来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

在“郎顾公案”（郎咸平与顾雏军关于格林柯尔公司是否以盗取国有财产而完成改制的争论）的一年理论争论后，用日本的改革案例重新鼓励中国的改革者，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很多读者一定记得，“郎顾公案”的后期，争论主旨已经从两人恩怨变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法的争论，再到后来，成为国家发展路径的争论。在互联网的民粹主义式投票表决下，能坚持改革的声音需要新的表述去获取话语权。

这样的话语权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不仅是国家的价值体系认定了30年来这一中国现代化
战略的方法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实践上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是正确的”，并且强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尤其是后一句话，正式为过去两年内的“改革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家所有的经济话语重新以改革开放为基础而有效表述，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套社会变革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的工业化方法论是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环渤海经济区可以作为一个案例；信息化的方法论是知识与信息的国民平等享受与传递，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平等的基础；城镇化是中国农村最新的战略方向，在东亚人口密度大国日本与韩国都是成功先声；市场化是普世的全球经济价值观，在中国也是一个新价值观；国际化这一个题目中，中国的华南工厂群和上海的金融开放是最好的答案。

日本的百年改革史可以启发我们的改革时间表。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20多年前表述时，在战略上也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时间表，这样的时间表在2020年仍然只完成了阶段性任务，这一时间表的长度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语境。2020年，按照五年前中国的战略规划，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按照十七大的报告的表述，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那时，中国进入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美国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明年将在美国召开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制度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肯定，中国最新的改革开放表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经济哲学上，都给西方最主流经济话语圈认知中国给出了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