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阿拉伯的两次狂飙运动，媒体是一个原罪者吗？

一月 11, 2007 – 7:45 am |

埃及人至今非常怀念纳赛尔。196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狂飙中，纳赛尔是一面旗帜。

关于1960年代的阿拉伯世界狂飙动动，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描述为第三世界反霸的一场深刻斗争。经济学家们可以将之解劝释为石油的国有化运动，一如今天俄国与韦内瑞拉的重新国有化运动。

有趣的一个答案来自于媒体。1960年代时，收音机在阿拉伯世界的普及其历史功过至今难有定论。但收音机催生的民族主义，确实是一场精神世界的风暴。在《理解媒介》中，MCLUHAN曾这样写道：贝都因人，当他们骑在骆驼上时，信息的洪流在他们的耳朵边奔涌，这样一种热媒介的信息冲撞，打碎了阿拉伯人的宁静生活。1967年的阿以战争虽然阿拉伯失败了，但下百收音机，使阿以的对立与冲突成为世界新闻的第一源动力。

很多年过去了。1990年代开始，阿拉伯世界迅速进入卫星电视的时代。电视是一种冷媒介，需要人全身心地介入。如果所有观赏者就是“镜中我”时，生死就会就一种认真表演的现场直播。

还是贝都因人，1960年代时，骑在骆驼上的他们，耳边是半导体，现在他们的账蓬里，换上了卫星电视。我最近在看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半岛电视台），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现在，贝都因的青年男女们结婚时，都要赔嫁一部卫星天星，这个东西在当地非常流行。结果是，每个认夜晚，当牛羊们在账蓬外安静地反刍时，家家账蓬上的卫星天星，便直播着半岛电视台的节目。

电视对于阿拉伯人的生动与收音机不同，电视使他们开始观赏“镜中我”。最典型的是巴勒斯坦。半岛电视台在巴勒斯坦有着广泛的收视，白天的爆炸与示威一结束，人们就开始在半岛电视台的节目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和重演当时的场景。

虽然很难评介这一次，阿以的冲突中，究竟谁是阶段性的获胜者。但以色列在军事战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在媒体战上的失败。这听起来有一点精神胜利的味道，但是，现代冲突无一例外，最终是媒体战的结果。所以，在过去的几次巴基斯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宣传机构还无法超越阿拉伯的电视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媒体现象。

巴以冲突是缩小的阿以冲突，在像加沙这样一个固定布景中，媒体上的巴以冲突变成了一场信息博弈。媒体会改变信息的道德归属，第一个镜头是被以军打伤的巴勒斯坦人或被巴勒斯坦炸伤的以色列人，决定着受众的道德同情天平之走向。所以，信息博弈不亚于军事博弈。

巴勒斯坦人在电视直播中找到了自信，一个放大的媒体，使一个小的人体炸弹成为一个全球事件。因为电视的“镜中我”直播，阿拉伯的大世界越来越小，加沙地带的一粒炸弹却越来越大。一个人以自己作为引信而引爆一粒炸弹，是一种反自我的行为，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仇恨是决定一切的，在一个电视放大与直播中，仇恨便以双倍的方式增加，虚拟与现实完全不能争辩。

这是媒介之罪？

1990年代，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话语下的所谓“反恐”，实际上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直接面对面，这个《文明的冲突》这本书非常合适宜地出版并论证过。这种“反恐”面对的是，电视改造的新阿拉伯世界：地球是这样的小，而炸弹是这样的大。

我尚不能结论，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媒体，对于阿拉伯世界究竟是福是祸，但半岛电视台为巴以冲突设置新闻议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半岛电视台搅动的阿拉伯世界不会像1960年代那样付诸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一定会在世界上投下一个大大的影子。

正是这一点，本拉登的一个录像讲话的，就可以胜过格林斯潘的一个美联储会议或者一场奥丽那飓风。这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新历史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