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追忆麦克卢汉1964年预言，人类正在进入焦虑的年代

十二月 2, 2006 – 2:00 am |

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了他的名作《理解媒介》后，震动了西方学术界，除了神秘的手法之我外，大概与那个年代西方知识界对于工业文明的反思是共振的所致。

这些共振包括一系列的艺术流派的出现，企图去抚平工业文明和新媒介留下的社会心理“失衡”。那个时代，西欧的工业在最后的黄金期，电视在欧美世界最走红的年代，法国的左翼社会主义浪潮传染到了整个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在德国的大学生造反中成为时尚的思想归宿，还有中国的文革作为另一个极端的列宁主义的对应力量。

麦克卢汉在这个时期的东西，与法国的德里达，后来的福柯，中国的道家在知识界的时尚流传播，一起与西方工业文明对峙。

这些人都已经故去了。德里达几年前去逝时，法国知识界风雨交加。回头看时，西欧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历史名词。在老欧洲进入互联网新时代，麦克卢汉似乎重新复活。在“古狗”上搜一下，大量的研究论文，重新搬出麦氏为互联网化生存号脉。

因为要写一个作业，我最近看了一些麦氏的作品和研究文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1964年为这本书写的序中的两句神秘预言：一句是“电子媒介强迫下的受众参与，使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焦虑的时代”。一句话是“十九世纪是报纸社论编辑的朝代，这个时代是精神病医生的时代”。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荒唐，但“媒介即讯息”，一种媒介制造的环境带来的人类行为与思考方式的改变，已不仅仅是媒体与人类学话题了。尤其在电子媒介狂飙的年代，广义的焦虑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社会现象。

我们可以从艺术者身上首先看到这种变化。

比如吴虹飞，他的文学作品中，“神经质”是一个关键词。如果要解读她的作品，这是一个重要的入手，包括媒体给这个社会的烙印与传统教育的对撞在这样一个歌手身上的延伸，即使她自己并不以为是这样。

比如无厘头，创作时间先于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出现，但成为流行现象，是1997年之后的事情。一个经常沉迷于文字中的行为方式的人对于无厘头是最瞧不起的。小城里的流行总要比大城市更接近文字世界的行为方式；体制内的人总要比体制外的人更讨厌无厘头。这种差距是媒介行为的差距。互联网对于报纸和读书一代人的精英文化解构，第一个武器就是无厘有关当头。

所以，周杰伦这样的歌手，他们的作品名字，开始了历史怀旧，比如上海1943，娘子，爱在西元前，基本是是以历史的纵深来放松即时通讯的互联网时代强加的焦虑。这样的文化现象，你可以解释为中国的文化自信心慢慢起来，但首先是一个受伤的文化动物的自我救治。

互联网是一种泠媒介，人沉迷性要强于报纸这样的热媒介。那么说，我们没有退路了吗？1969年，麦氏接受了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一个好几万字的专访。

编辑：既然您认为一种新媒介能让人麻木在其中，为什么你还要惊醒他们并警告有这样的环境改变呢？

麦克卢汉：过去的媒介演变太慢了，人类是渐进适应的。电子媒介的大混乱给人会造成很大的伤痛和身份缺失……如果我们继续沉迷于其中，这种自我诱惑会给我们造成潜意识的创作，我们会成为技术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