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2010大众文化碎片]液晶校园里的麦当劳
七月 24, 2010 – 4:47 pm1、学术麦当劳
仅仅是在电视上烹调了几个月的《论语》，于丹的学术汉堡就卖到了一切有汉字的地方。2006年前后，于丹讲《论语》的这本书，成为中国线上线下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其实，这个国家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孔子。在知识手工生产时代，注解孔子帮助繁衍了一个学术“僧侣”阶层。我们以一千年为周期来截取样本，汉朝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现代的李泽厚都是孔子的注解者。学术僧侣的手工生产，以印刷术为周期，以书院为道场，每隔几百年做一次道法，在云烟中帮助一个学霸的产生。
学术注释只有在当代才具有合法性。在大学这个知识独裁的道场中解释出来的孔子，如果放在电视上时，就像18世纪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把JESUS（耶稣）画成一名中国18世纪的男性长者一样。
李泽厚之后，在电视上注解论语的于丹，杠杆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文化传播，它在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道德修工作开始的时候，突然放大了一个孔子的信众群，这一切的秘密正在电视上。
2007年，在北京中关村一带的几个破落的“知识道场”中，号称“十博士”人群在媒体上发表一个联名书，对于丹注解的论语提出强烈的批判。
当时，传播学的文本分析是这样的：十博士公开信发表后，互联网社区中首先开始第一轮讨论，随后，印刷媒体与电视媒体以文化与娱乐新闻的方式，对于网络讨论结果做出“平衡”报道，在传播能量衰减后，这一争论告一段落。
当学术争论付诸于网络媒体时，秘密沙龙的小把戏就全部曝光了。把你胳膊上的的历史时钟向后再拨50年，看看公元2006这两个在远观的物理空间中看似相撞的“学术”列车，其实，毫无交集，双双从对方身边呼啸而过。
2、两个营销渠道中的“孔子”
于丹的《论语》麦当劳，在电视上传播时，当家套餐主要是故事汉堡和格言汽水。爸爸妈妈们带走的是一个又一个吃油炸食品的小胖子。十博士的孔子，完全是传说中山东的孔子，就像卷大葱的饼子一样，只有手工的乡土铁锅中才能以“祖传”的方式出现。
于丹的孔子是电视上的孔子，十博士的孔子是印刷术中的孔子；
于丹是年轻的孔子，十博士是老年的孔子；
于丹的孔子是北京南礼士路的央视铁塔中电波信号生成的孔子，十博士的孔子是中关村陈久的图书馆里泡出来的孔子。
这场论战中，人们吃了“鱼”而忘了“筌”（捕鱼网）：电视中的论语讲座与学术讲道的印刷术中的论语讲座，他们的社会结果隐喻的冲突，正是于丹与十博士的冲突。
这正好可以证明，媒介对于学术有一种独特的“冼钱”效果。
法国的天主教在印刷术与电视两个媒介上传播中，经过几百年的样本，留下了这样的社会隐喻：第一次出现印刷的法语版圣经时，信徒们终于明白，上帝在普罗旺斯和塞纳河为骨架的法国土地上；1960年的的电视传播后，人们发现，上帝就附着在那个口齿伶俐、长相帅气的传道者身上。
回放一下历史的磁带：当年，新教在欧洲的传布中，印刷术使上帝快速从亚平宁半岛走向北欧并渡过大西洋进入印第安人的大陆。孔子的速度也是以印刷的速度进入中国地理区域与汉字所能达至的区域。这个时候的上帝与孔子，都是精英话语中的“他”。
基督教与美国的宪政仪式，双双在1960年代选择了电视作为渠道后，其样本的实险结果今天已经相当稳定——上帝是英俊的，总统是迷人的。
推论：于丹是漂亮的，孔子是附着在于丹身上的一个美女。
一个证据如下：电子媒介的福尔马林中浸泡已久的台湾媒体于是叫于丹为女孔子。男孔子则在亚热带的台湾故宫博物院门口做揖的一个老头子，他的背景中有棕榈树。
3、渴望青草长在校园液晶上
学校与校园绑在一起，校园与监狱绑在一起。两种媒介斗争中的当代学术传播史首先从福柯这儿讲起。
福柯在1975年完成《规范与刑罚》这部作品时，监狱的哲学思考第一次进入学术视野。
福柯获得这些智慧的启发恰好发生在1960-1970年代的反判文化时期，他的《性经验史》与《规范与刑罚》双双是在电视改造过的欧洲。
对于上述，不以为然的人永远不以为然。
有人反问，电视的社会隐喻究竟在福柯与罗兰·巴特尔身上留下了什么？
《服丧日记》让研究者最后知道晚年的罗兰已经是一名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它对空洞的眼神中，仿佛是一个电视的液晶世界对一个印刷术的道场苦行僧最后的残酷一击。
福柯死后，他的性病与放浪的性生活史，早已从道德的阴影升华为形而上了，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了一代欧洲新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境。
他们双双锁上了一扇大门。对此，不要太沉重，因为文化史的断代在电子媒介的轰击下，现在非常不规律，有时可以突然落闸，甚至以十年为周期。
1993年，黄小茂制作了一张《校园民谣》的唱片，最终成为印刷时代的校园挽歌。它仿佛在时间上为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大学校园作好了清理的准备。校园民谣的出现，是以文字作为思考语境的精英大学道场的“辟谷”仪式吹响了绝唱的号角。在北京入冬时灰暗的天气与秋雨中，它的祭祀功效在十几年后突然显现。
明明已经没有了净利润的增长了，人们还在想办法挤进来；明明全行业的实体都已经要ST（特别处理，资本市场专有名词），人们还在渴望一个漂亮的年报。这正是电子技术对于学术与教育的轰击。
当校园不能为中学生提供一帧又一帧的画面时，它开始蜕变为一座青春期监狱。
当大学不能为学生提供回贴互动时，它就注定是一座没有菩萨的破庙。
一个在电子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对于校园的渴望是对于液晶生活现实的渴望。他希望校园的青草和青春期的梦想，至少以1024*1024的方式显示，而且要有快速的时间切换。
5、戏剧中的反方
印刷术的道场没有液晶效果，当仪式失去神圣时，就像打碎的菩萨泥像，斑驳破落。
我们可以说得绕一点吗？在参观英国利物溥一百多年前的工厂时，我突然渴望看到那些纺织羊毛的女生出现并在隆隆的机器上生产。这样的幻觉可以用艺术的方式去实现。游客们会注意到，那些伪造的原生态旅游，在清朝的马卦下穿着温州的皮鞋。江苏周庄的农民，继续假扮土著在河里打水做钣而在小巷的深处关上乡土的大门。
大学的悲剧之处在于：它用游客的心理旁观这座旧菩萨庙里生活，它还要像土著一样生活在这座庙里。
游客于是将风景解构而娱乐。
今天在互联网与电视中长大的群体：QQ取代书信；人人网取代草坪；百度取代图书馆；维基替下了博学的先生；视频割断乡愁；电子生活让他们觉得四年一直在永恒的当下。其实，他们已经被迫在风雨的实体学校旧址上重组了一个电子化的精细显示的校园。
对于校园的塌陷，新浪微博上提供的一张没有来路的照片，可以帮助借喻出庙修行者的心态失落：西安交大的硕士毕业生们，穿上硕士服——有着浓厚欧洲经院教育符号的成人礼——在一棵树下扮作各种奇异的死相，以示搞笑的告别。
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在2010年的毕业典礼中的一个讲话获得了全体同学的鼓掌赞誉：母校是一个上学时谁都在骂，然而毕业后却不允许任何别人骂的地方。这段经典的讲话，正好可以为一个破落精英教育不愿意面对大众社会现实时纠结的心理疾病。
批判者在指责中国教育部的无能中，忘记了美国不断上升的辍学率。
学校的被娱乐化与儿童逃学，主要始自1960年代。
电视没收了孩子们的童年，他们面对还有童年的教育课程时，采取了另一种袭击方式：晚近的几年，戴着古老眼镜的迂腐老师成为青春期电视剧中的“监狱围墙”，老师与学校双双以反方的身份在作品中改变，先是被嘲讽，这是第一教程，武火，往往带有批判色彩；后来被娱乐化，这是第二教程，文火，往往带有解构的色彩。
1967年，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演讲中，这样叙述道：“电视一代的儿童上学后，老师给他们传授的是这样那样的零碎的东西，他感到吃惊，这样虚弱的东西怎么可以和了不起的电视相安无事。外部环境是一架巨型的教学机器，到处布满了重要信息；校内的环境却是琐碎、虚弱、专门分割的数据，就像到词典里去查一个又一个词条一样”。
6、重组教室
于丹在电视上销售学术汉堡的时候，它给课堂上乏味的论语穿上了光电与色彩的外衣，打碎了他们的结构以适应电视的戏剧化节奏。故事是汉堡，格言是汽水，它们在你的遥控器上正式合法为“当代”。
学院派的媒介重组是血淋淋的行为。它在完成“用户”体验第一的过程中，将自己用绳子一道一道地捆起。
学校的合法性受到的挑战，在这个时代几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学院派的知识体系在数字图书馆出现后，暴露了一百多年来效率问题的真相。而不能参与媒介重组的人，在失去学霸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精英话语的光彩。互联网的出现埋藏了知识阶级，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在学校的高墙内处于慢镜头一样的消化状态。
仿佛注定一样，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选择了它最不擅长的表现领域，却帮助一个“学术恐龙”王国突然走出了侏罗纪。
电视把讲堂正式搬到了屏幕上，它截取了教室的一角，并频繁切换老师的脸部表情，从特写到全景；并辅以图表、FLASH呈现的文字。还有因为获得了媒介暗示的“听话”的学生。他们像美国的议员一样，知道，在发表西塞罗时的演讲厅里，正有一只闪着透明光芒的眼晴在“看”着他们。
这是电视与互联网对于学校的重组。
这就好像混乱的中国股市中的形形色色的“借壳”行为一样。每一种新媒介出现后，都会重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使在网络世界中，这种重组也在不断进行。天涯的线性发表方式已经让位于微博的同心圆传播部落。电子媒介在进货了人的行为后，而达到了间接对于学校的生产与社区形态的重组。
8、“秀”场
作为一个社会领域，学校这一社会领域的社会化改造自1960年代已经开始，在1990年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它们仅仅在提供知识流传的速度方面就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形式上，课堂“秀”（SHOW）化则是一种很棒的社会暗示。
《百家讲坛》的模式，使于丹、王力雄、袁腾飞一夜间成为“学术明星”。明星在精细的液晶显示下，其光彩更为引人，这一模式的转换突然间提高了知识的流转效率。在电视上放出光彩的于丹，线下的课程与讲座，因为电视的“明星”效应而成为媒介现象，学生闻讯而来的数量要大大超过原来。它是一种奇妙的力量，因为电视的讲座，课堂与电视屏幕生成为一个虚实一体的回环。
电子时代的大教育中，一个真实运转的虚拟回环，其能量衰减最少，传播力量最强，这正是媒介重组快要死亡的学校教育的好路径。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生产者，会在这个回环中加快自我实现。晚近时分，学校一直是媒介暗示量最大人群的心灵归宿，他们主要是编辑与艺术工作者。
刘欢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越多，它的课堂也就越有“光彩”；豆瓣上的圈子，渴望它的线下在大学的草坪上。借助媒介，把校园与人群切碎重组。媒介本身也渴望这样的变化，在报摊上以纸质方式“闪光”的《第一财经周刊》（在英语中，这种杂志简称为THE GLORYRIES）本身是一种液晶冲动，他们更愿意让IPAD精细的显示为它做一个在线的回环。电子媒介刚希望有一本线下同名成品，成为限量收藏。
麻省理工学院将一部分课程公布在互联网上时，帮助这所大学杠杆了一个全球直销渠道。学校的汉堡化，帮助它获取一个渠道的同时，反而加固了这个位于新英模格兰地区的校园成为现代学术宗教的“道场”的线下地位。
这正是新近的学术明星们要受到启发的地方。
王力雄在百家讲坛一夜成名后，曾经用“精英”的口径嘲讽了北京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这是对于自身身份的一种误读。学术明星开办麦当劳收获的是渠道价值与流行文化符号，它不是手工生产方式制造的英雄。请注意，道场中有英雄或高僧，屏幕上的学者本身就是一人娱乐符号。从这一点看，王力雄的心态不如于丹，自从在高清显示的屏幕上冶炼为一名“明星后”，他仍然误认为自己是一名道场里的社会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