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老纪说得对，建行就是贱卖给美国银行和淡马西，仅是账目价值的1.2倍，世所罕见！！！一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还是在国家注入45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之后，是在剥离了不良资产之后！！！

By 111 on Mar 9, 2006

从东欧，到蒙古，到东南亚，从拉美到南美，你所谓的精英导致的都是什么现状？我们在重走他们的老路！请记住精英们的期望效用函数与国家民族普通大众的效用函数相差太远！你身处首都，为什么不国内四处看看？依附于精英阶层，便也自认为是精英阶层，可悲的事情！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只围着所谓的精英阶层转，可怕的事情！请问英美法院的陪审团，都是法学专家，都是社会精英吗？不！都是普通大众！这是因为普通大众价值观，才是一个社会应有的价值观！任何人都是理性的，精英的理性不是意味着绝对真理绝对理性！
你既然提到明朝，有点历史讲讲。明朝首都是北京，可以说聚集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英－高级官员，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富商等等。可是，当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当八旗军攻入关内的时候，北京、天津有大规模抵抗吗？没有，是束手投降！投降之轻松，好像国家不是精英们的一样！你不能否认，抵抗最激烈的是江南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都是普通百姓自发进行！能载入史书的明末抗清也都在江南！鸦片战争仍是如此！

你提到什么银行证券，恐怕出事了吧！你提到的发言都是圈里的所谓精英吧，为什么不采访海外上市企业的员工，采访普通大众百姓，采访在校大学生？本人就在一家投资公司做投行工作，对贱卖有深刻的感受，不言也罢！

By 111 on Mar 9, 2006

“从中国有明一代以降，海禁开了关，并了开，到清代的海禁关了开，开了关，再到洋务运动时的放开与收缩，最后到文化革命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些都是精英理性还是大众选票所致？
单说科龙事件，北京这么多精英，包括北京晨报在内这么多精英媒体，都在干吗？为科龙歌功颂德，出书上电视，不都是所谓的精英吗？又为什么事发之后，没有任何人任何媒体检讨？
从其他几篇东西可以看出，你是主张或认为涉及经济问题都有左右之分的；你也明显认为“新左”派的言论在倒算改革；那么也就推出，你是认为“新右”是理性的是正确的？那么请问，几乎所有媒体，所有精英都是“新右”，稍微有不同意见就要提高到倒算改革，阻碍发展的层面上，且是群起而攻之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你是做媒体的，而且是公营媒体，这样极力偏右，是不是不太合适？你是否更应该知道，如果媒体都只会发出一种声调，那一个社会还能有活力吗？过去几年首都的媒体却大体正是如此啊！这是我最心痛的！客观的讲，南方的媒体似乎更客观更公正，而且似乎也更爱国！
如此精英引导的改革将向何方？民主富强繁荣？未必！

我常去北京出差，跟不少媒体，不少所谓学家家打过交道或吃过饭，真的感觉首都是个太好的地方，无论外面怎么样都影响不了首都的繁荣，也影响不了精英享受繁荣的一切。

在北京的时候，常买晨报晚报青年报到酒店里看。现在看到了晨报编辑写的东西，实在是有些感触啊

By 111 on Mar 9, 2006

王sir，如果连质疑国企海外上市都被你提到意识形态的层面，那我真的无语加郁闷！从国企海外上市，到企业改制，到MBO都有个资产定价的问题，中国因为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资本市场不健全，肯定会大量出现定价过低的现象和暗箱操作，也就是所谓的资产流失的问题！我是做这个的，我知道里面问题太多了！正是有问题，所以要指出来，才能想办法解决！你右到要别人什么都不能说吗？

恳请你记住，一切经济现象不是你凭着极右的思维想的那么简单！也不是你坐在办公室里上上网看到的媒体报道，尽管你本人就是作媒体的！也不是在首都那么繁华的地方，你所谓的精英们冠冕堂皇讲的那样！你骂别人极左，那你自己呢？

By 111 on Mar 9, 2006

王先生，或许您能买一下2006年3月13号的第9期〈三联生活周刊〉看一下，或许能改变一下您对山西商人的看法。
还有注意第35页的最后1句话“上辈人的有些事情也许还是先不说的好，有些事情，也许要等我们这一辈人过去了才好说。”

By 大同人 on Mar 10, 2006

没有单纯的经济理论，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实践。
一个身价万万的富翁面对暴力的感觉和一个乞丐的感觉是一样的。
一个人的经济实践离开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是没有社会边际成本的。从关心公共资产运作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讨论者是有一种情感的，这种情感绝非是经济货币化的本能，如果可以排队分左右那也是别人所加之辞，无多大意义。
情绪是人的本性，情感是情绪的理性，有情感的说话总是能让人宽容，当然情感中少一些数据或许会带来结论上的偏差甚至颠覆，这并不影响作为追求正义、公平、秩序等理性标准判断下的失明。
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群体的人类生活本质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下的历史国民，指出问题总比不指出的好。
改革坚持不坚持是伪命题，只要运动是绝对的，改革就是无处不在的。怎么改革才是既有方法又有主体的辩证，在这方面争一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说争论影响改革进度的思维从老邓去世后就应该被抛弃并事实上就抛弃了。
所以，还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念比所谓“单纯”“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更可以让中国的所谓“封建专制”的国家可用。因为这能使这个国家强大，富强的速度和程度都加大。
而纯私有化或者弱政府并不能统治这个面积大、历史和文化多样的国家。这不需要借什么与时俱进的名义再做什么试验了。

By 112 on Mar 10, 2006

我觉地纪宝成更多地是在一个技术层面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分析，没有用系统的思维去通盘把握。国有资产流失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因此否定海外上市，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必然是个灾难。所以，有得必有失，个人认为，得要远远大于失。柳传志意思恐怕正是如此。

By skyun on Mar 10, 2006

“左棍”郎氏的新言论：

最近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讨论改革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方向有点偏差，甚至有人会无限上纲地提出我反对改革的说法。我必须明确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期阶段，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也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不足。举例而言，当时老百姓能够吃一碗饺子，或者买一盒有一半能划亮的火柴就很高兴。为何出现这种怪现象？其原因就是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而且也由于这种垄断，使得国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不足。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先，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当时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贪污腐败，逃漏税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过所谓“矫枉过正”的方式激发民间的活力以及创造力，打破政府的垄断，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无可置疑，这个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弃了民生必需品的垄断，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生产和分配，使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甚至感激这种开放的形式。实事求是而言，我们不但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的改革指导理念，更要充分肯定当时专家学者的贡献。　

　　但是改革的第二阶段带领社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警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认为超过0.4就是危机，而中国已然是0.5，第二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严重财富重分配不均的结果—-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　这也正是目前民怨沸腾的主因。为什么曾经令人鼓舞的改革走到第二阶段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邓小平有名言：“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全国老百姓在当时也一致支持。这句话是在改革初期为了激发民间活力的所提出的有效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不断的积累，社会不公平现象就变得极为尖锐了。因此邓小平的理论指导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把握。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国内某些专家学者不知与时俱进的僵化思维感到极度失望，我甚至怀疑这些专家学者故意不理会社会公平是改革进一步推进阶段的重中之重的任务，甚至图谋利用改革自己获利。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会因此变得更贫穷，不会因改革而受损害，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不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符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理念，这就是我在2005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演讲的主要观点。

　　但是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可是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抱残守缺，仍然只谈改革第一阶段所倡导的效率，而不谈第二阶段应倡导的公平。他们简单的认为将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由政府与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谈论各种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如果遍地都是盗匪，再奢谈什么经济学派或者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惘然，根本不可能在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谈经济发展—-因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成功经济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俗话所说“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逐日恶化的大前提之下，只谈经济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同样的逻辑，单纯在法学范畴里奢谈建立法治化社会也是枉然。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二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这些学者不理解自己是偏执或是无良知的，面对网民批评的时候每每勃然大怒。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奇怪思维正显示了这些学者还沉溺于大众传媒时代主导舆论的幻觉，而浑然不知个人传媒(网络)时代已经将话语权转到社会民间的巨大转变，这真正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哀。　

　　但是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浮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二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在没有有效配套措施的土壤上囫囵吞枣的盲目引进西方时髦的经济学概念，从而破坏了社会环境，败坏了人心。　

　　为了端正进一步深化改革思维理念，五年来我的第一步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让全国老百姓深刻的理解他们所熟悉的公司如何透过不法手段侵吞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以社会大众的反应来看，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寻找规律性—–在其他改革问题上寻找相同的规律，例如教改和医改。我竟然发现惊人的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会？那绝对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说明问题，而应该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学，以及能够退休养老。可是现时第二阶段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医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岗，不但吃不起饭，甚至无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举例而言，国企改革之中，总有人强调“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这类糊涂逻辑，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又要如何发展呢？推而广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荒谬的“冰棍理论”，那么做得好的国企老总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坏的国企老总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伦理判断和是非标准吗？道德伦理是非标准迅速沦丧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变坏了，人性变质了，社会变贪婪了，这种荒谬的土壤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企业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我想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那就是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改善这个我们所深爱的土壤。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会包括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以及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献计献策，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民族，为国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进而和谐的社会土壤。又因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需长期努力的大任务，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为之。而绝不能对于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违背良知，徒增社会大众反感。

By 111 on Mar 11, 2006

我坚决反对柳传志的论调。柳举的例子只适合竞争性领域，纪宝成举的例子是大型国企，国企改制造成的资产流失何止600亿美元！仅仅在国外上市就需要每年支付大量利润给老外，换来那点融资，实在是资产流失！
这有何疑问？柳不要再误导国人了！你的联想问题多多，关好你自己的事情吧！你连联想都指导不好，就别和学者争论了！

By 无知的鸟 on Mar 13, 2006

“财经郎闲评”电视节目停播
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北京报道
2006年3月14日 星期二

中国已停播引起争议的经济评论家郎咸平的电视节目，以他没有达到国家电视广播普通话水平为由，终止了收视率极高电视节目“财经郎闲评”。
郎咸平于2月底录制了最后一档节目，他被告知他没有政府颁发给所有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证书。

政府为关闭郎咸平的“财经郎闲评”节目，竟采用这种富有创意的官僚手段，说明当局目前急于控制有关敏感经济问题的公众辩论。

中国使用这类证书，目的是确保标准普通话（而非众多方言）主导媒体，并促进国家团结。

一般情况下，这种规定不会适用于郎咸平。郎咸平出生在台湾，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中文流利。

郎咸平2004年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推出财经评论节目后，立即引起轰动。

但不同寻常的是，郎咸平并非因批评政府过度控制经济而引起争议的。中国许多支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有时冒着丢掉职业的风险，都曾提出这种批评。

相比之下，郎咸平是因抨击贱卖国有资产给私营企业家而著称。他说，国有资产的出售是幕后*作，价格极低。

郎咸平对出售国有资产的抨击，触及了中国的敏感问题。最近几年，一些企业家财富积累速度很快，其中涉及的腐败现象令人日益感到忧虑。

2005年初，主管大型国有企业的政府机构下令禁止管理层收购，那主要是由郎先生引发的论战造成的。最近，这方面的规则稍有放松。

许多遭抨击的企业家，早就试图压制郎咸平的评论。此前，上海电视监管部门一直在抵制这种压力。

中国许多所谓的“新左派”人士热情支持郎先生对出售国有资产的批评，尽管郎咸平称从未请求他们支持。

昨晚记者无法联系到郎咸平，但他的助手和上海的电视制片人证实，节目停播的借口是郎咸平没有普通话水平证书。

过去一年中国新一轮的审查潮，一直把矛头对准批评政府的人士，他们通常被归类于“自由派”。

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无论批评者带有哪种政治色彩，过分突出这一问题明显使政府感到不快。

By 111 on Mar 14,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