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十年：我的记忆碎片
星期六, 十二月 29th, 2007Tags: 记忆
2007年要离开我们了，对这一年我充满感情，看着它离开，就像面对着一个好友的告别。站在年末岁初的地标前，我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又一个我记忆中的十年要“封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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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能回想起的记忆，好像就是从三十年前的1977年开始的，那时我两岁。
1977年，北方的冬天还很冷，地上冻得发白，早晨7点钟我妈妈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姐姐去姥娘家，把我们放在那儿之后，她还要赶在8点之前去上班。路上的寒风钻到了脖领子里，我被冻哭了。姥娘家的热炕头很暖和，我从自行车上被抱下来，可以直接钻到姥爷还没叠好的被子里，半天手脚恢复了知觉，才又有了吃和玩的心。
1977年，爸爸的半导体收音机能走出“小叮当”：“我叫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叮当叮当叮叮当……”我听了好几年，才明白什么叫“蚕豆皮鞋咔咔响”。
1977年，有种美味的食品叫罐头，要用改锥或剪刀撬开坚硬的铁皮盖，铁皮盖里还有一个胶皮圈，可以当猴皮筋玩；还有种美味的饮料叫桔子汁，要兑水冲着喝，比蜜还甜。那时只有家里有人生病了，才能收到亲戚送的这类食品，每次有机会尝到，都能回味好久。
1977年夏天，爸爸下夜班回家，铝饭盒里常有一饭盒冰棍儿，那是铁路上给火车司机的劳保待遇，有时等爸爸回到家，冰棍儿都化一半了，但还是很喜欢吃，就是有点咸——多年后我才知道，火车头上的作业人员流汗多，冰棍里放些盐是为了给他们补充盐分。
1977年，我快乐，懵懂，有些孩子都有的小痛苦，很容易笑，很容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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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结束了六年小学生活，考上本市重点中学。
1987年的社会真乱，学校门口常聚集着穿着绿军装和牛仔衣的玩闹儿，每天放学都有人被截住挨打或者被抢钱。班主任常老师是一个50多岁的天津卫老头儿，有一天傍晚快放学了，一帮小玩闹混到学校里打了我们班一个最老实的同学，常老师带领我们全班拿着板凳和笤帚一直追赶到校外，把那帮小坏蛋吓得够呛，“嘛叫小玩闹儿啊？就是欺软怕硬！”老常第二天上课前在讲台上背着手说。
1987年，流行歌曲真多，“西北风”在卖服装的自由市场疯狂地吼着，喇叭裤早就过时了，最流行的是上肥下窄的“锥子裤”和“蝙蝠衫”，街上的霹雳舞代替了迪斯科。最流行的舞曲来自一盘叫《东方好莱坞》的卡带。
1987年，我家院子里的石榴树长大了，春天一树红花，秋天能结百八十斤的大石榴，除了给亲戚们送一点，每年还能卖一二百块钱。爸爸说这颗石榴树是陪着我来的，因为最早它到我家是在一个小花盆里，一次搬家时忘在老院子里，都快干死了，我给他浇了点水，搬完家后爸爸把它又找了回来，种到新家院子里，没想到一下子长开了。这棵大石榴树一直陪我们到1993年，那年9月我离家去北京读大学，10月小区里推倒平房要盖楼，院子里的大石榴树保不住了，听说后来一个家住农村的朋友带人挖了个一房深的大坑，想把这棵大树挪走，但没活下来。后来放假回家，爸爸再一次说，这棵大树是陪伴我的，我走了，它也死了。
1987年，我第一次听到一句话叫“钱毛了”，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商店很多货被抢购一空，那时，我们家抢到一台万宝电冰箱，后来竟然一直用到2006年才寿终正寝。今天没人再抢商品囤粮食了，虽然“钱又毛了”。
1987年，我感到世界很乱，但好像这些和我都没关系，我还是有自己简单的快乐，一个变形金刚的贴画，或者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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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不到一个月时，我大学毕业了。
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常常在学校小卖部买上一瓶假雪碧（一种做得很像雪碧的杂牌廉价汽水），骑着一辆破28自行车后面带着女朋友（后来的老婆，现在的畅畅妈）去西三环外的昆玉河边看日落，那时毕业的去向都已经尘埃落定，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共喝着一瓶廉价饮料，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1997年毕业前夕，我和王正鹏有一次从海淀清真寺里走出来，两人手里拿着几个寺里乡佬送的油香，在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我们各买了一套硬皮的《资本论》，一边聊天一边往回走，当时苏州街上没什么车，走累了，又饿又渴，两人就在路边随便买了两杯可乐，在马路牙子上屁股底下坐着《资本论》，一边喝可乐，一边吃油香。吃着聊着，突然两人都笑了，“太后现代了！咱俩人。”王正鹏笑着说。“谁知道这两个在路边坐着《资本论》吃油香喝可乐的小青年儿，几天后就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商检报的记者呢？”我当时觉得，那一刻有很强烈的历史画面感，我们也许会记一辈子。
1997年8月，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最年轻的编导。10月，带着一名摄像，我独立奔赴黄河上下游六个省调查黄河断流背后的故事，一个长达60分钟的新闻故事赢得了经济部季度金奖，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在一个很复杂的圈子里生存的权利。
1997年的冬天也是很冷，我和同学李礼晚上住在中央电视台北边那片平房区的一间租来的厢房里，每个月租金500。李礼刚毕业那时候在一个公司上班，还没跳槽干新闻本行。那时我有一个电火锅，于是我俩常常买上几斤羊肉片，一棵大白菜，用手把菜叶一撕，都丢进锅里，我们俩的晚饭就解决了。晚上睡觉常被北屋房东一家激烈的争吵声搞醒，谁是谁非听也听不出个头绪，我们俩缩在东厢房里面面相觑，不敢做声。第二天出门见着齐婶打招呼还得装不知道。在那个不到8平米的小屋里，我们住了一年，直到第二年我因为读研究生搬到了广院。
1997年，我浑身是劲儿，使不完，几天熬夜编片子不睡觉，回去补一觉，醒了又活蹦乱跳。那时我知道，电视之所以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是因为年轻人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来磨一个好片子。
1997年底，我到学校找还没毕业的女朋友，在校礼堂里看了《甲方乙方》，葛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当时很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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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仅带着自己的大脑，从一次不成功的合伙创业中逃离出来，从此享受了整整一年的自由。放弃了几年正常的生活，家，从来没有感觉像今天这么重要。因为我要照顾她和她肚子里的宝宝，我们又找回了当年那简单的快乐。我带着她到各种清真馆子去吃她爱吃的菜，回来也自己做。喜欢上了自己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心情，并开始写博客，继而结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
2007年，给人家当品牌顾问，不辞辛劳地每周去半天，不厌其烦地做品牌布道，只是希望人家的事业能再多一点人文精神。在一个充满理性思维的互联网公司里，我跳跃的思路和不羁的言谈就像一条扔到沙丁鱼群中的鲶鱼，我收获快乐，他们收获价值，共同收获的是友情。
2007年，一个体育外行开始在奥运前一年玩票儿，抽空为一个体育栏目写了三四十篇文稿，栏目的小孩们只是奇怪，“吴老师不去采访专家，也不找运动员，为什么在家就能把稿子写好？”呵呵，这个问题提得好！保密！
2007年，大学毕业十周年，老同学聚会北京，都胖了，有孩子的很多，凑了一个节目叫《宝宝猜猜看》，猜每个宝宝是谁家的，大家玩的很high，感觉又回到了那个闪亮的日子，最后当半夜12点晚会到高潮时，大家围在一起高唱《共青团员之歌》（我们入学军训时的参赛保留曲目）时，作为“山西活雷锋”的“校长”同学哭了，很多女同学立刻应和，我记得大学第一次诗歌朗诵会，“校长”同学念一首怀念故乡的诗，也哭了，唉，是个真性情的人啊。“‘校长’还是个孩子！”王正鹏当时叹了口气说。
2007年10月30日，畅畅来了，带着与生俱来的笑容，老婆疼她疼不够，其实她俩都招人疼。现在畅畅长到10斤多了，心眼也见长，会撒娇，会耍赖，哭有时成了她的武器。但还是爱笑，吃饱了，在妈妈怀里满意地长长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嘴角一弯，自己又笑了。
2007年最后一个月的一个周四，张猛在MSN上告诉我：邓胜走了，肝癌，家族遗传。我先是不信，又是震撼，继而无语，才33岁啊！张猛在电脑那边痛哭，我给王伟打电话时王伟有些懵，一个劲儿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周六北京的同学派两个代表去上海参加追悼会，大家哭得像个泪人。在广院读研时，邓胜、王伟、张猛和我住在一个宿舍，三个北方人，唯一一个南方人就是邓胜，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一次我们四个一块坐地铁，邓胜是第一次，路过复兴门时，因为人多，一个大婶上车时被车门夹了一下啊，很尴尬，随口低声抱怨了一句：“这是什么门啊！”邓胜真诚地告诉她：“复兴门”。这么一个看周星驰都不会笑骨子里却极幽默的人现在不在了，听说医生宣布死亡后，他的心脏又跳了200多下，他是实在不忍离开她深爱的妻子和他孤独的母亲。
2007年，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美丽和生命的脆弱，滚滚红尘，人生短暂，每个生命都得有意义地活着，无论贫贱。自寻烦恼？何必呢。
今天，畅畅妈的户口从单位的集体户和我迁到了一起，又给小畅畅上了户口，一家三口现在有了一个户口本，我是户主。从派出所回到家，畅畅妈拿过户口本美美地看了半天，说：“有个仪式感挺好，一家人在一起了。”
我笑了，又是很有历史感的一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