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七月, 2007

故乡的火烧云,父亲的生日

星期日, 七月 22n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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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我带着给父亲买的生日礼物突然空降在二老的面前,给父亲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平添了一份惊喜——对他们来说,儿子能在自己生日那天陪伴在身边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其实早在一周前我就买好了火车票,但几次和家里通电话我都没有透露这个消息,搞传播研究的嘛,知道“意外总能起到加重感情色彩的效果”。

周四中午,姐姐姐夫一家三口也来了,大家忙忙活活地做了两种卤的长寿面,还蒸了一个大寿桃,已经做了5个多月准妈妈的老婆从北京打来了祝贺电话,让寿星佬更加开心。

2007年7月19日19:44,手机摄于故乡沧州。

 

傍晚天气凉爽,陪父母散步,突然西边落日余辉映出火一般的晚霞,一家人凝神远眺,一时均被眼前的奇景惊住了,我在无语中只愿此刻永驻!

却原来,幸福不过如此简单!

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是如何构想情境的——答郑治“情境思维”的追问

星期三, 七月 11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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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朋友里,郑治真算得上是一个异常勤奋的“好知分子”,在仲夏七月闷热难当的夜里,他可以笔耕到凌晨5点,而第二天早上9点多,又出现在单位附近的咖啡馆里,用令我眼花缭乱的各种网络阅读工具快速订阅和浏览着最新的信息和思想。

正如他屡次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到的那样,这个技术出身的“媒介人”确实一直对我们这些“媒体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又何尝不是和他一样每每心生遗憾呢?看着他灵活自如地把玩着各种互联网工具,我总是暗自羡慕不已。该死的文理分科教育过早的把我们赶上了不同的“阳关道”和“独木桥”,不然的话,我们将如郭德纲君所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面对文理分科,一会有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会又有人说“学文的是劳心者治人,学理的是劳力者治于人”,在“向左走,向右走”中徘徊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的科学知识不仅没有因为专业的区分而走向割裂,反而一切学科之间固有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了——一切学科的一切知识都或早或晚地越来越明显地“直指人心”,世界在缩小为“地球村”之后,已经逐渐现出聚合为“地球心”之势,正如我曾说过的一句话:“未来不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是有一个梦想,就会有一个世界”。

说远了,还是先交郑治兄的作业吧。

今天和郑治兄在咖啡馆里聊天时,我曾胡乱谈到一些做电视节目时常常用到的“手段”,比如开篇的设计一定要精彩抓人,信息的设置要简单化情节化故事化,悬念的营造可以充分调动起观众的情绪等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其实这全是被电视媒体自身的传播特点逼出来的办法。

当你把一张报纸拿在手里,面对一大块文章,你的眼珠可以很轻易地跳过某段某行来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某段某行。而电视节目不行,你必须从看到这个节目的第一秒开始,按照线性播出的顺序,到最后一秒结束时看完。(有人说以后的VOD都有遥控器,可以控制快进和快退,但显然这样做效率会很低,此外你还可能在快进中丢失掉某些重要的信息,而眼珠从报纸文章上扫过只需不到一秒的时间,并且几乎不会丢掉任何可能引起你兴趣的关键词)。

正是因为媒体传播的这个特殊规律,电视节目必须要注重开篇,开头不精彩哪怕后面“倒吃甘蔗,越吃越甜”,观众也会走掉,遥控器的诞生更加剧了这个特征,今天的观众在挑选频道时早已变得越来越没耐心了。

中央台老副台长、中国纪录片届的泰斗级大师陈汉元老爷子有一次跟我说,他有次在广东作为评委之一参加某世界级纪录片的评审,按照国际上的规矩,所有参赛的片子从头开始放,放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评委说“不看了”,这个片子就算看完了。当时中央台送选的节目是《纪录片》(后改版为《见证》)栏目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系列之《张贤亮和凤凰城》,这个片子我看过,非常不错,但当时才播放了几分钟就有一个外国评委站起来说“不看了”,老爷子急了,他之前看过这个节目,知道越到后面就越好看,于是就建议大家再往下看一看,但订好的规矩不能变,评委会还是决定不再往下看了。这件事后来给汉元老师触动很大,几次和我们说起。其实人家外国评委就是按照电视播出的规律在审看节目,你开始时不吸引人,后面的节目再好看,电视观众也早都走了,评审时你看过节目的评委可以站起来解释“下面会更好看”,但在电视上播出时,谁能站出来提醒观众呢?

此外,电视节目传播的信息一定要简单化情节化故事化,这同样是电视传播特性决定的。电视节目的信息切忌“艰涩、枯燥、复杂”,如果是一本思想很有深度书,文字艰涩复杂一些应当问题不大,因为我哪里看不懂可以反复多看几遍,实在不行找个明白人问问,搞清楚了再接着往下读也行。但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是稍纵即逝的,节目一开始播出,信息像小河的流水一样,“逝者如斯夫”。对于某一刻传播出来的信息,你当时能看明白就看明白了,当时看不明白也就过去了,因此,电视一定要把“枯燥的、艰涩的、难以理解的”信息,转化为“形象的、生动的、一看就懂的”内容,而其中“情节化和故事化”正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

如果你要给观众说明“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多么有意义,千万别给观众搞什么“引经据典、逻辑推理和周密论证”,那是《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的工作,如果领导一定要求你完成这篇命题作文,那就给观众们讲个“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里的老赵和老钱”的故事吧,老赵是怎么诚信经营树立商誉买卖越来越红火的?老钱又是如何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最终自砸招牌的?最好再加点笑料和意外,轻轻松松地看完故事,道理也就讲明白了。

至于悬念的作用不需多说了吧,传统评书中屡试不爽的技巧,后来被美国“Discovery”玩的很溜,最近创造央视收视奇迹的科教片《走进(伪)科学》的制胜法宝。所谓“听书听扣子”,传统相声《听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大小五义众位英雄正在酒楼上吃酒,突然从楼下噔噔噔上来一个人,吓得众位英雄是乜呆呆发愣!要知来者是谁?叭!(一拍醒木)下回再讲!”溜溜憋了观众一天,第二天早早儿就来到戏园子等着说书人给“圆扣子”,谁知那个“吓得众位英雄是乜呆呆发愣”之人却是“跑堂的上菜”。

从某种角度来说,电视媒体其实延续的恰恰是人类最早的口头艺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电视媒体的时空是可以重新“剪辑和拼接”的,它既可以延续真实世界的时空顺序,也可以创造“蒙太奇”的时空的演绎顺序。

最后给郑治兄透漏一点他最感兴趣的内幕——我们电视人是怎么在节目策划时构想情境的(我想“情境”这个词应当比“情景”更准确)。

比如说我们定下了一个选题(别管是自己找的还是领导派的),首先要把选题的内涵外延吃透,用我们的行话说就叫“做哪个点”,同样一个主题,不同的编导做也许会选中不同的“点”,这其实是最考验编导内功的环节,编导需要“从现象看本质,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归纳能力。

“点”选对了,节目至少成功了一半,“点”选错了,一切努力都可能白费,辛辛苦苦搭起的大楼,很可能在最后一关领导审片时轰然坍塌。

“点”选好后,其次就是表现手段,这时,编导必须调动起所有的直接和间接的人生经验,充分利用自己的阅历、知识、想像等等,从一个概念的“点”衍生出各种可能的情节和细节,脑子里开始营造出各种可能的场景和故事,然后一一审视这些凭空捏造的东西哪些可能实现,哪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然后试着去落实。

对于想像的场景与构思的情节,经验丰富的电视人也许最终能落实到一半,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在现场拍摄时还会幸运地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这当然取决于你是否善于随时捕捉到有价值的东西,总之不到拍摄(有时候甚至是制作、播出)完全结束,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片子最终将做成什么样,这既是电视最可怕的地方,也是电视最有魅力的地方。在这个阶段,编导必须从抽象思维转变到形象思维,特别需要“从一般到特殊”的铺陈演绎能力。

如果你认为经历过一次“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的轮回”就能作出节目,那你就错了。前期采访拍摄结束后,我们仅仅是把做一桌好菜的原材料买回来了,怎么炒这桌子菜,又将是另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的轮回”。

此时编导必须梳理素材,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内容和细节,按照上面提到的观众最容易接受的编辑模式组织这些素材,这再次需要你从纯感性的素材到理性的整理归纳,但最后制作的节目好不好看,有没有感染力,还得要编导时刻保持一颗十分感性的心,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节目和观众产生共鸣。

这就是一个电视人做一个电视节目最基本的工作流程。其中在策划阶段根据节目要做的“点”构想“情境”,是一个编导必须具备的基本的职业素质,其实更难的是如何寻找和落实这个“情境”。就像郑治兄文章里谈到的产品经理,拍脑门想出一个“iphone”的点子已经不容易了,把这个点子最终变成实实在在的“iphone”放到我们手中就更不容易了,但这两个流程的工作在我们做电视的时候都是要由一个编导完成的。

我在做电视节目制片人对我的编导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什么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他必须既能做到极度的理性,又能做到极度的感性。所以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一定是人格分裂的!

相对这些能力来说,所谓“动感十足”的语言,所谓“绚丽夺目”的片花,其实都是雕虫小技了,实在不值一提,一方面熟能生巧,另一方面偶尔抖点小机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