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五月, 2007
星期二, 五月 29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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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儿童,有效传播 5月3日,一对英国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到葡萄牙度假,当天晚上他们4岁的女儿玛德林失踪。这件事不仅引起英葡两国政要的高度重视,还引起贝克汉姆等一干球星的爱心声援,小贝手举失踪女孩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包括我看到的《三联生活周刊》),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寻找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悬赏已经升至260万英镑,但至今好像仍无音讯。

小贝的善心声援,为推动全世界媒体重视此事添火加柴。
这个消息让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多月前,我在博客中转载的寻找小彭乐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不知这个小男孩有消息了没有,反正我没有听到什么新进展,如果谁知道,告诉我一声,也省得我老是提着这颗心。
后来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在我的博客上看到这个消息后,都在自己的博客转载了这个寻人启事,把这份爱心传递了下去,尽管我不是孩子的家人,但我在这里仍然向这些热心的朋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虽然这种在博客间互相转载的方式很可能最终也没给人家帮上什么忙。


相隔不到两个月,中外两起儿童走失案件引起广泛关注。
前不久在和几个朋友聊天时又谈到了这件事,我们感到在寻找失踪儿童这件事上,显示网络博客力量的局限性,即使有更多有爱心的博主们参与转载这个爱心寻人启事,对寻找小彭乐很可能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网络主流人群和有可能发现孩子的人群也许不大一致。举个例子说,上网的人如果大多数是“还在读书或已经参加工作的朝九晚五的年轻人”,那么有可能碰到小彭乐的则肯定是那些在街上扫活的出租车司机和一天两次上街买菜做饭的退休职工,他们没时间或者根本不会上网,况且,如果孩子被拐卖到一个相对偏远的小乡镇,那里上网的人就会更少,碰到孩子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了;
其次,除了极少数明星博客外,大多数博客平台的传播,都呈现出“圈子”的特征,在某一个圈子内,博客上发布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在传播,比如某个IT企业老总又离职了,但要想让信息走出这个圈子却很难,除非这个信息能被大众媒介关注,进而面对绝大多数群众进行“广播”。
小彭乐这件事,最终没能引起大众强势媒体的关注,是这个爱心接力没能走出网络,得以改变事态发展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即使彭乐的父母愿意出十万元寻找他们的孩子,仍然找不到能帮助他们的人呢?
其实,一切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没有有效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可能发现他们孩子的人,却看不到在博客中互相转载的这个寻人启事,而看到这个寻人启事的人,却一般没有机会发现他们的孩子。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把网络上和网络下连接起来,效果也许就会大大的不同。
比如大街上的年轻人都穿上一件价格低廉却印着走失孩子照片和信息的公益T恤衫,发现孩子的可能性会不会增加呢?又比如让重点搜寻地区的出租车司机每周都能领到公司发的印着走失孩子信息的公益纸巾包(就像现在一些房产广告做的那样),发现孩子的概率会不会更高一些呢?
当然,为了增加搜寻力度,也可以把家长的悬赏金额印上,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在正常干活的同时,如果能帮着找到一个走失儿童,既行善积德,又能得笔赏金,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针对最有利用价值的人群进行适合他们的有效传播,这是成功传播行为的不二法门,无论你利用的渠道是先进的互联网,还是落后的小广告。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一个组织机构来协调,人民公安很忙,恐怕没时间做,网络上的博主们不仅都很忙,还是一盘散沙,而靠爱心群众们自发做点事肯定也是没有效率的。所以我感觉,一个公益性的NGO及其网站也许很合适做这个工作,比如做个“寻人网”或“搜童网”。
首先应当承认,中国不乏有爱心、有公益心的人,还记得MSN那个跟咱们其实毫无关系的“I’M”绿帽子事件吗?还没搞明白啥事,咱们就有那么多人在追着做公益活动呢?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积极呢?
一、 不需额外花钱,何乐而不为呢?
二、做起来也就是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麻烦,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要想发动同胞们积极踊跃地参与公益事业,这两条很重要。
据说,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超过60万件,不知数字可靠否,但基本说明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如果有一个“搜童网”的公益网站,在搜集发布相关失踪儿童(老年人等其他弱势群体其实也一样)信息的基础上,同时在全国各地以简单的方式发展爱心会员,以比成本价稍高一点的价格向全国各地会员邮寄销售“爱心T恤”、“爱心纸巾”、“爱心一次性纸杯”,网上网下齐联动,效果肯定不错。这些反正都是要用的易耗品,在正常消费的同时又能做点慈善事业,谁会忍心拒绝呢?如果爱心消费品能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那就更好了!
这篇文章如果对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同胞有所帮助,真是善莫大焉!无论谁做起来,我都第一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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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7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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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影,
北苑,
家园 今天北京风很大,呼啸之声如哭如诉,又像为谁而歌。
一天里阴晴不定,光影流转,天高云厚,似有秋意,恍惚间让人有今夕何夕之感。

晚饭后与妻散步,西风拂面,微微有凉意。抬头西望,是北京少见的景象,也许在北京并不少见,只是以前我碰巧很少看到罢了,也许是有机会没时间,或者是有时间没有心情,只是这一刻我被打动了。

陶渊明有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天地自有让人感动的篇章,倒不需诗人吟唱才能扣心。只是这一时,这一刻。

2007年5月17日傍晚19点43分~19点48分,手机拍于北苑家园华灯初上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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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五月 14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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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爆炸,
化工城市,
沧州 三分钟之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对“511”沧州大化TDI爆炸事故进行了报道,死亡人数统计为5人,重伤14人,中度伤4人,轻伤60余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此类化工厂应距离最近居民点至少在1000米以上,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TDI厂区与居民区有1500米,但据记者现场调查,最近的村民住户距厂区只有不到300米,而且村民的房屋是在1996年TDI修建之前的1991年建造的,有关部门并未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拆迁安置。

在爆炸中受伤的企业职工。(网络图片)
化工厂区与居民区比邻而居在沧州并不是仅大化TDI公司一家,沧州化工厂、炼油厂都在市区或者郊区,最近的居民有的就和厂区隔着一道墙,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我的中学同学家就是如此。
今天央视《东方时空》的报道仍然说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不过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调查结果出来后,才能对相关责任人追求相应的责任,并安排赔偿事宜,从今天节目采访的内容上来看,最后的板子按照惯例很可能会只打到企业某一主管安全的干部身上,虽然那个老兄已经眼含泪水,精神恍惚了。
5人死亡,这么多人受伤,当然必须有人为事故负责,但我们要问:测量出厂区距居民点有1500米的有关部门应当付什么责任?他们的资质是不是应当受到怀疑?审批者有没有玩忽职守,他们又该负何责任?事故原因调查清楚以后,是打几下板子了事,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还是亡羊补牢对所有存在隐患的化工企业过一下安全的筛子?TDI爆炸了,但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TDI才有的,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如果不能亡羊补牢,更多的险情一定会在某时某刻再次不期而至,对这个问题,从地方领导到普通百姓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对于相关领导来说,必须要在心里衡量一下经济效益和百姓生命安全孰轻孰重,而对于沧州的普通百姓而言,必须要在得过且过和奋起维权之间做一个清醒的抉择!
这次事故,我的亲人中侥幸无人受累,但我的心一样在滴血,没有人应当因为别人的过错和渎职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再多的事故赔偿金也无法弥补的伤害,钱能为一个失去爱人的妻子换回一份真心的爱吗?钱能为一个白发的母亲抹平失去爱子的伤痛吗?在生命面前,没有失误,没有渎职,没有麻木,只有犯罪!

心灵的伤痛将比身体的伤痛更难以治愈。(网络图片)
将心比心,必能感受心之伤痛,我的父母官们,你们应当因此而警醒!逝者在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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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11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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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爆炸,
化工城市,
沧州 惊闻今日下午1点40左右沧州大化集团位于达子店村附近的TDI车间发生爆炸,据媒体报道已死亡3人,近百人受伤。

发生爆炸的TDI公司硝化车间。(网络图片)
知道消息后立刻打回家一个电话,父亲告诉我,当时很多人都听到了巨响,接着北环路上不断传来消防队和急救车的警笛声,来来往往一直没停。父亲说,爆炸地点在市区以东大约5公里远,幸亏今天刮的是西风,市区没有受有毒气体影响。晚上他们特意看了一下沧州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沧州新闻》对事故进行了报道,死亡人数官方的数字是3个,毒气对人身体有害,据说达子店等附近村民已经全部疏散。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沧州市被定位为化工部第三大“化工城市”以来,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N次化工企业的事故了!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化工城市”就已经成为沧州市对外形象的一张“名片”,全国500强企业中沧州有三个,都是化工企业(沧州炼油厂、沧州化工集团、沧州大化集团),我的亲戚中就有在这些企业上班的职工。曾几何时,能到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去当工人是件了不起的事,工资高,工作稳定,没关系根本办不进去。沧州市上上下下的领导们也动辄以第三大“化工城市”为荣,化工企业每年都是沧州的利税大户!
然而近三十年来,沧州人已经为这份虚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化工车间爆炸对于沧州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上中学时的一个深夜,我就被沧州炼油厂夜间爆炸的巨响震醒过,比爆炸发生的更频繁危害也更大的是有毒气体和化学材料的泄漏,三十年来,沧州化工集团周围没有一棵树是活的,附近的祁庄子和曹庄子的百姓深受有毒气体之害,经常有人被熏晕,打起官司也就赔点钱了事。
十几年前,我曾去一个家住沧州化工集团附近的中学同学家玩,发现他们家的枣树全死了,同学说化工厂为这些树赔给他们几百块钱,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全是氯气的刺鼻味道,同学全家都立刻躲到了屋里,熟练地关上窗子,树死了赔点钱,人呢?后来我这个同学结婚,孩子流产了,我在化工厂工作的一个表哥也有同样的遭遇。与此同时,沧州心脑血管和肿瘤疾病的患者激增,几乎成了家常病。
打小时候,我就记得沧州市区的不少湖泊里(如白家坑,现在已经填平盖房)就都被造纸厂和其他一些小化工企业排出污水污染了,黑水恶臭刺鼻,顺着排污渠一直向东流去,不知所终。据我父亲讲,他小时候这些坑里都是鱼,与运河边的南湖是通着的。
这就是我一直惦念的家乡,我可怜的亲人们,我的故乡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缩影,饮鸩止渴后才发现,一时的虚荣是要付出永久的代价的。
令人后怕的是,我的一个亲戚早先就在这次发生事故的TDI工作,万幸,她去年从这辞职了,感赞真主!
30年来,同样的悲剧屡屡发生,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希望这次政府和媒体都不要再用“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来搪塞公众,不幸罹难的人眼睛还在睁着,他们需要给一个说法!

医护人员正在抢救事故中受伤人员。(网络图片)
愿那些在事故中不幸受伤的职工和老乡们能度过此难,早日康复!

但谁又能保证他们逃过这一劫,就不再有下一劫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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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0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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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
对话 阿里•买是我的朋友,某大报旅游版副主编,下面是他看到上篇博客后与我的对话节录。
阿里•买 说: 呵呵
阿里•买 说: 真够佩服你的
吴青松 说: 呵呵,有点傻吧
阿里•买 说: 不,这样的情况很难让人估计的
吴青松 说: 当人生体验吧,后来我就不急了,还觉得有趣,看看到底都遇到些什么,呵呵
阿里•买 说: 我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阿里•买 说: 后遗症就是现在在人气巨旺的地方就晕
吴青松 说: 呵呵,看到一群脑袋就眼晕

阿里•买 说: 说实在这几个大假真是太变态了
吴青松 说: 就是,客流太集中了
吴青松 说: 社会主义优越性是集中力量裹大乱
阿里•买 说: 为了拉动内需,对人不管不顾啊
阿里•买 说: 所以也难怪中国的老百姓骨子里有暴力的冲动
吴青松 说: 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做到宽容
阿里•买 说: 我每次大假都要跑到车站去感受一下这种晕乎
吴青松 说: 呵呵,我有时也觉得挺刺激的
阿里•买 说: 是啊,这种刺激下,人的责任心倍增
阿里•买 说: 呵呵,刺激的自己更清醒
吴青松 说: 我那天就想,就把这一天交给它了,我倒要看看什么时候能回家,还算幸运,天黑之前到家了
吴青松 说: 不过确实感受到老百姓的不容易
阿里•买 说: 大假,让回家显得尤为珍贵
吴青松 说: 上面任何一个政策,下面就随着摇荡,难怪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一个长假还都这样呢
阿里•买 说: 是啊,
阿里•买 说: 这次在去四川的路上,看到有关不丹民主化的报道
阿里•买 说: 感觉真是“小国寡民”才是人生活的
吴青松 说: 中国很多问题的特殊性就是源于国大人多,尺度不好把握,尤其不能激进,过犹不及对中国尤其重要
吴青松 说: 上面一个好心到下面就常变成坏事,因为国家太大人太多,适合一个地方的政策到另一个地方就不适用了
吴青松 说: 适合某个人群的往往就不适合另一个人群
吴青松 说: 地域性、多样化的生态平衡比全国一盘棋更适合这个大国,其实各个地区可以设定自己的长假,这样全国就错开了,把这个权力下方到地方嘛
(下面聊到其他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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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五月 9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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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高峰,
奇遇,
五一 五月一日上午9时许,独自一人,拉一拖杆皮箱,上城铁导地铁,10点钟左右,出现在万头攒动的北京火车站广场。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于广场售票窗口前排队半小时,眼见前面只有不到十人了,广场大喇叭异军突起:“买票的同志请注意!现在是双号窗口吃饭时间,请在双号窗口排队的同志到其他窗口排队买票!……”
猛抬头,我中奖了!
但是,每个双号窗口拖出来的“长尾”似乎没有理解为什么11点就吃饭的“理论”,都一脸茫然地站着不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眼睁睁地看着双号窗口全部齐刷刷地关闭,售票员们站起来若无其事的走了,队伍才开始有些骚动。
生气抱怨都没用,我立刻杀进售票大厅,一样的熙熙攘攘。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回先侦查地形,把每个窗口都扫视了一番,选定了一个前进速度似乎较快的“长尾”,窗口近了,更近了。
在干净利落地骂走一个犹犹豫豫询问某车次的外地学生之后,女售票员同志扔出的一句“下一位”一下把我的脑袋拉到了窗口前。
“沧州?晚上11点多的,要么?”眼睛看着电脑屏幕。
“不要!”我一点也没犹犹豫豫的,毕竟受过新闻记者的专业训练,知道什么叫效率。再说回家只要三四个小时的路程,我至于在车站等12个小时吗?
又回到了站前广场,从来回家没坐过汽车的我,这回决定试试。
拨114,“对不起,哪个长途汽车站能去哪里我们这没有登记……”“随便给一个就行!”“四惠长途汽车站,请记录……”
“到沧州?母们这儿没有到沧州的,到沧州你得去木樨园!”拨114,记录,拨号码,您拨叫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再拨——忙音依旧。
去了再说!
打车,东二环转南二环,堵!11点半,出租车被一群摩的、三轮挤到一条狭窄的马路上,“到了!”
我坐在车上,一边给钱一边狐疑地看着人山人海的汽车站,一个小哥们看样刚从里面挤出来,要打这辆出租车,就热情地问我:“你也是来买票的吧,买不上!前面得有一百多人排着呢!”
“是啊?到沧州在这买票吗?”
一个声音突然从我身后传来:“错了!去沧州不在这坐车,在赵公口!”扭过头来,是一个蹬三轮的老汉。
“南(俺)就是沧州的,都在赵公口上车,一小时一趟,多着啦。”口音倒是有点像沧州人。“你打车得20,还堵车。我拉你去,钻胡同,快,10块钱。”
犹豫了不到10秒钟,我和拉杆箱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老汉一边蹬三轮,一边和我这个老乡唠家常,还真不见外,这就是沧州人。
老乡见老乡:“俺全家都来北京了……儿子媳妇在大兴打工……俺和老婆子自己挣自己吃……一个月1000多,不到2000……电摩托没敢开,五一期间逮着拘留……奶奶的!”
老汉突然从三轮上跳了下来,小巷前面,一辆“市容”车停在路边,老汉眼疾手快拐进旁边一条宽胡同,又一拐,进了一个窄胡同。“等一会,他们一走咱们就出去。”

老汉把三轮扔到小胡同里,打探军情去了,我还得给他看着车子。
一个收破烂的骑着三轮吆喝着从小巷口过来,老汉愣愣地问:“狗走了吗?”收破烂的斜了他一眼,没搭茬。老汉扔下我和三轮,徒步向胡同口摸去。
我下了三轮,伸展一下圈着的腿脚,站着等着,一会老汉回来了:“走了!”
12点整,我到了赵公口长途汽车站,老汉收了10元钱,扭头又扫活去了。
走进售票大厅,晕!人口密度超过了北京站。排吧,12点半,排到了窗口。“沧州?沧州二楼排队上车!”狂晕!挤出来,四处学摸着,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梯子。

赵公口长途汽车站一楼售票大厅。

二楼沧州加班车售票专口。
二楼只有两个队,但也都很长,看清一个队的窗口上写的是“专售沧州加班车票”,再排吧。排在前面的一个女孩看来排的时间不短了,有点急,一再询问身边的人有没有愿意一起打的回沧州的,问来问去,总凑不够四个人,直到一个人告诉她,打的每人可能得200块钱,还有过桥费,空驶费,女孩终于叹了口气,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想法。

排队等候上车的人一点不比排队买票的人少。
排着队才知道,原来另一条队是已经买好票等着上车的,看着比买票的队还要长,人们的脸上都是绝望的表情,然而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快到1点钟的时候,一个恐怖的声音不期而至:“现在暂时无票,请在原地排队等候!”与此同时,一块同样内容的牌子已经在窗口前立起来了——而此时在我前面只有不到6个人了!

怎么那么寸?他就是那么寸!
窗口外:“什么时候卖票啊?”
窗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什么时候再卖。”
窗口外:“那什么时候有车来啊?”
窗口里:“不知道。”
“啊?~~唉!~~”整个大厅被绝望笼罩了,秩序开始混乱。
5分钟……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45分钟……
眼看着旁边混乱拥挤的候车队伍里的人们一拨拨上车走了,眼看着大厅人越来越多而买票的队伍最终排成了九曲回肠,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挤到窗口边,以打探情况为名,伺机“加塞儿”……
一个小伙子拿着100块钱走过来低声说:“大哥,给帮忙带张票吧……”于是后面嚷成了一片:“后面排队去!”“我们都排一上午了,怎么就你特殊啊!”
小伙子红着脸讪笑着走了,一个女孩又过来碰运气,有几个人干脆就挤在售票窗口旁不走了。这时,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是老同志,一个是女同志,都对加塞者好言相劝,态度和蔼可亲,但却毫不管用,反而惹起加塞的人们一肚子牢骚:“我们在楼下排了半天队,到了窗口才告诉我们在二楼买票,你们怎么不早提醒我们呢?”老民警把脸转到一边去了,假装没听见,女民警很尴尬,小声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是从机关临时抽调来的。”这么一说,加塞者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对一老一女俩警察视若无睹。女警察很尽责,依旧一遍一遍地说:“请大家自觉一点,排队买票。”但脸却涨得通红。后面排队的人声音倒挺大:“嘿!别加塞儿!排队去!”但依然没人听。
身后一个小兄弟恨恨地抱怨:“这样下去一会准打起来!打吧!打死一个少一个!”
一个加塞的小伙子扒着窗户边回头横了他一眼,却也没接招,女警察开始重点做他工作:“你看大家都在排队,你这样好意思吗?”“俺家死人了!有白事,得赶快回去!”加塞的小伙子狡诘地编着瞎话,窗里窗外听见的人都笑了——这小子真豁的出去!
“真给沧州人丢脸!”人群中不知谁说。
已经1点50了,候车的那条队伍眼看着都快走光了,售票口依然不见动静,“看样子下午5点也走不了啊。”有人悲观的说。
这时,突然从候车入口跑进来一个车站工作人员,踩着凳子对着大厅里的人群大声喊道:“都听好了,只卖13张票!只卖13张票!”
在燥热的空气中已经快睡过去的人群像被扔了一颗炸弹,顿时乱作一团。窗口前排在队伍里的人们紧张地互相嘱咐:“排好队,别给加塞的机会!”
窗口开了,“家里死人”的加塞小伙子把几张百元大票伸了进去:“三张!三张!”卖票的女孩像没看见一样,伸手接过队伍里的人递过来的钱,小伙子急了:“姐姐!俺家真死人了,求求你卖给我吧!”女孩仍旧不看他。“姐姐,卖给我两张行不,要不一张!”女孩终于开口了:“排队去!”人们都哄堂大笑。
还好,在我前面只有两个人买了两张,其余的大多都只买一张,于是,在差5分两点的时候,我在饥渴与疲惫中,拖着箱子爬上了一辆已经启动的“高客”。
晚上6点半,我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他们已经蒸好了一锅肉馅包子,沏了一壶热茶,看着从240公里外的首都赶回家的儿子在狼吞虎咽,他们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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