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正在失去体温的野鸭子（上）
星期三, 三月 7th, 2007Tags: 方言, 普通话, 沧州
过年回老家，在网上发现一篇名为《沧州话六级考试》的帖子，亲切中又感到有趣，于是一边做题，一边把它读给父亲母亲听。父亲毕竟是个土生土长的“沧州娃娃”，答对率高达100%。虽然我一年说家乡话的天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但也是打小在沧州话环境中泡大的，除了个别连我父母都很少使用的老方言词汇外，其余我大多都听说过。
这个偶然发生的小事却一下子勾起了我搜集家乡方言的兴趣，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我和父亲母亲一闲下来就聊沧州的方言土语，最后竟然也整理出多达几百个单词和短语，我敢说，如果我不按照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标准给它们一一作解释，沧州之外的人将绝对看得一头雾水。
这个过节在家用来无聊时解闷的小游戏，却引起我很多其他的联想。
去年曾有媒体报道，一些“老北京”和语言学者提议把北京方言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最后不知所终。在全国推广汉语普通话、全球推广英语普通话的大背景下，“保护方言”好像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遗老行为。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动，方言土语太多，确实会造成人际交流的障碍，在候宝林最著名的相声段子《戏曲与方言》里，上海理发馆的老师傅指着顾客的脑袋说：“侬打一打好勿啦？”这位来自北方的顾客吓了一跳：“不是说解放后不许打人了吗？”
方言是否比普通话更有表现力
其实，除了地域之间沟通不便，我感觉在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群内部，其实普通话在表现力上是远远无法和方言相比的。即使这些方言土语大多都能在普通话中找到相似或相近的语言，但二者在感情色彩和内涵深度和广度上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方言就像池塘里一只正在捕食的野鸭子的话，那普通话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一只完美的鸭子标本，它每一根羽毛都很标准很漂亮，但却没有体温。
例如在我印象中，当年我奶奶在世时最爱这么说：“今天上街买了点炝锅的”。“炝锅的”在我老家沧州尤其是回民中间，特指“牛羊肉”。虽然打小并没有人正式告诉我 “炝锅的”为什么就是“牛羊肉”，但我自己感觉，过去因为生活困难，会过日子（节俭）的家庭主妇花钱买一点肉舍不得一顿全吃了，而是每天切上一点肉末，在熬大锅菜时放一点提提味道。到饭点儿了，铁锅架在了炉火上，倒点油，等油一热，就把切好的葱末和牛（羊）肉丁儿放进锅里，热锅里立刻“呲啦”一声，满院子飘香，这就是所谓的“炝锅”。等锅里的肉末稍微一变颜色，一大堆早已切好的大白菜或者土豆就跟着下锅了。等到菜熬熟了，锅里还飘着肉的香味，但却已经看不到肉了。长年累月，家家都这么做饭，家庭主妇们来到牛羊肉摊前，顺嘴就说：“受累，给切块炝锅的。”
对于今天烤全羊都不再感到新鲜的年轻人，“炝锅的”这个词确实是他们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即使今天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些也渐渐淡忘它了，我所知道的似乎只有我80多岁的姥姥还偶尔这么说——“冰箱里还有点炝锅的。”——这句话要在以前也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因为“炝锅的”一般一次只买几两半斤，熬几回菜就没了，从来没有“放进冰箱”这么高的待遇，但老人家就是改不了了，毕竟用了一辈子了。
普通话为啥听着比方言更“文明”
除了内容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我还发现一个现象，任何一个地方真正的方言土语，讲起来似乎都要比普通话高一个调门，不信你就去听听重庆摆龙门阵的棒棒儿军，东北农村墙根底下炕头上头说荤段子的老爷们儿，再看看北京南城小饭馆里正互相掏心窝子的“发小儿”们，只要有三四个人的声音，那感觉就像要把房顶子挑了。城里人常说“谁往上翻三代也都是农民”，在农业文明最发达的中国，确实任何一种方言都来自于田间地头，在空旷的地方不大声吆喝就是听不见，这就逐渐养成了在哪说话声音都偏大的习惯，进了城几代人也改不过来。
与那些来自田间地头的振聋发聩的方言不同，在中国，普通话大多是跟着“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八点正”的播音员学的。因而普通话说起来往往也像播音员一样轻声细语，透着那么“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