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松·尔力的光亮

三个十年：我的记忆碎片

2007年要离开我们了，对这一年我充满感情，看着它离开，就像面对着一个好友的告别。站在年末岁初的地标前，我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又一个我记忆中的十年要“封箱”了。

…………

我现在能回想起的记忆，好像就是从三十年前的1977年开始的，那时我两岁。

1977年，北方的冬天还很冷，地上冻得发白，早晨7点钟我妈妈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姐姐去姥娘家，把我们放在那儿之后，她还要赶在8点之前去上班。路上的寒风钻到了脖领子里，我被冻哭了。姥娘家的热炕头很暖和，我从自行车上被抱下来，可以直接钻到姥爷还没叠好的被子里，半天手脚恢复了知觉，才又有了吃和玩的心。

1977年，爸爸的半导体收音机能走出“小叮当”：“我叫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叮当叮当叮叮当……”我听了好几年，才明白什么叫“蚕豆皮鞋咔咔响”。

1977年，有种美味的食品叫罐头，要用改锥或剪刀撬开坚硬的铁皮盖，铁皮盖里还有一个胶皮圈，可以当猴皮筋玩；还有种美味的饮料叫桔子汁，要兑水冲着喝，比蜜还甜。那时只有家里有人生病了，才能收到亲戚送的这类食品，每次有机会尝到，都能回味好久。

1977年夏天，爸爸下夜班回家，铝饭盒里常有一饭盒冰棍儿，那是铁路上给火车司机的劳保待遇，有时等爸爸回到家，冰棍儿都化一半了，但还是很喜欢吃，就是有点咸——多年后我才知道，火车头上的作业人员流汗多，冰棍里放些盐是为了给他们补充盐分。

1977年，我快乐，懵懂，有些孩子都有的小痛苦，很容易笑，很容易哭。

………………

1987年，我结束了六年小学生活，考上本市重点中学。

1987年的社会真乱，学校门口常聚集着穿着绿军装和牛仔衣的玩闹儿，每天放学都有人被截住挨打或者被抢钱。班主任常老师是一个50多岁的天津卫老头儿，有一天傍晚快放学了，一帮小玩闹混到学校里打了我们班一个最老实的同学，常老师带领我们全班拿着板凳和笤帚一直追赶到校外，把那帮小坏蛋吓得够呛，“嘛叫小玩闹儿啊？就是欺软怕硬！”老常第二天上课前在讲台上背着手说。

1987年，流行歌曲真多，“西北风”在卖服装的自由市场疯狂地吼着，喇叭裤早就过时了，最流行的是上肥下窄的“锥子裤”和“蝙蝠衫”，街上的霹雳舞代替了迪斯科。最流行的舞曲来自一盘叫《东方好莱坞》的卡带。

1987年，我家院子里的石榴树长大了，春天一树红花，秋天能结百八十斤的大石榴，除了给亲戚们送一点，每年还能卖一二百块钱。爸爸说这颗石榴树是陪着我来的，因为最早它到我家是在一个小花盆里，一次搬家时忘在老院子里，都快干死了，我给他浇了点水，搬完家后爸爸把它又找了回来，种到新家院子里，没想到一下子长开了。这棵大石榴树一直陪我们到1993年，那年9月我离家去北京读大学，10月小区里推倒平房要盖楼，院子里的大石榴树保不住了，听说后来一个家住农村的朋友带人挖了个一房深的大坑，想把这棵大树挪走，但没活下来。后来放假回家，爸爸再一次说，这棵大树是陪伴我的，我走了，它也死了。

1987年，我第一次听到一句话叫“钱毛了”，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商店很多货被抢购一空，那时，我们家抢到一台万宝电冰箱，后来竟然一直用到2006年才寿终正寝。今天没人再抢商品囤粮食了，虽然“钱又毛了”。

1987年，我感到世界很乱，但好像这些和我都没关系，我还是有自己简单的快乐，一个变形金刚的贴画，或者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

…………

1997年，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不到一个月时，我大学毕业了。

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常常在学校小卖部买上一瓶假雪碧（一种做得很像雪碧的杂牌廉价汽水），骑着一辆破28自行车后面带着女朋友（后来的老婆，现在的畅畅妈）去西三环外的昆玉河边看日落，那时毕业的去向都已经尘埃落定，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共喝着一瓶廉价饮料，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1997年毕业前夕，我和王正鹏有一次从海淀清真寺里走出来，两人手里拿着几个寺里乡佬送的油香，在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我们各买了一套硬皮的《资本论》，一边聊天一边往回走，当时苏州街上没什么车，走累了，又饿又渴，两人就在路边随便买了两杯可乐，在马路牙子上屁股底下坐着《资本论》，一边喝可乐，一边吃油香。吃着聊着，突然两人都笑了，“太后现代了！咱俩人。”王正鹏笑着说。“谁知道这两个在路边坐着《资本论》吃油香喝可乐的小青年儿，几天后就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商检报的记者呢？”我当时觉得，那一刻有很强烈的历史画面感，我们也许会记一辈子。

1997年8月，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最年轻的编导。10月，带着一名摄像，我独立奔赴黄河上下游六个省调查黄河断流背后的故事，一个长达60分钟的新闻故事赢得了经济部季度金奖，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在一个很复杂的圈子里生存的权利。

1997年的冬天也是很冷，我和同学李礼晚上住在中央电视台北边那片平房区的一间租来的厢房里，每个月租金500。李礼刚毕业那时候在一个公司上班，还没跳槽干新闻本行。那时我有一个电火锅，于是我俩常常买上几斤羊肉片，一棵大白菜，用手把菜叶一撕，都丢进锅里，我们俩的晚饭就解决了。晚上睡觉常被北屋房东一家激烈的争吵声搞醒，谁是谁非听也听不出个头绪，我们俩缩在东厢房里面面相觑，不敢做声。第二天出门见着齐婶打招呼还得装不知道。在那个不到8平米的小屋里，我们住了一年，直到第二年我因为读研究生搬到了广院。

1997年，我浑身是劲儿，使不完，几天熬夜编片子不睡觉，回去补一觉，醒了又活蹦乱跳。那时我知道，电视之所以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是因为年轻人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来磨一个好片子。

1997年底，我到学校找还没毕业的女朋友，在校礼堂里看了《甲方乙方》，葛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当时很有同感。

…………

2007年，我仅带着自己的大脑，从一次不成功的合伙创业中逃离出来，从此享受了整整一年的自由。放弃了几年正常的生活，家，从来没有感觉像今天这么重要。因为我要照顾她和她肚子里的宝宝，我们又找回了当年那简单的快乐。我带着她到各种清真馆子去吃她爱吃的菜，回来也自己做。喜欢上了自己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心情，并开始写博客，继而结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

2007年，给人家当品牌顾问，不辞辛劳地每周去半天，不厌其烦地做品牌布道，只是希望人家的事业能再多一点人文精神。在一个充满理性思维的互联网公司里，我跳跃的思路和不羁的言谈就像一条扔到沙丁鱼群中的鲶鱼，我收获快乐，他们收获价值，共同收获的是友情。

2007年，一个体育外行开始在奥运前一年玩票儿，抽空为一个体育栏目写了三四十篇文稿，栏目的小孩们只是奇怪，“吴老师不去采访专家，也不找运动员，为什么在家就能把稿子写好？”呵呵，这个问题提得好！保密！

2007年，大学毕业十周年，老同学聚会北京，都胖了，有孩子的很多，凑了一个节目叫《宝宝猜猜看》，猜每个宝宝是谁家的，大家玩的很high，感觉又回到了那个闪亮的日子，最后当半夜12点晚会到高潮时，大家围在一起高唱《共青团员之歌》（我们入学军训时的参赛保留曲目）时，作为“山西活雷锋”的“校长”同学哭了，很多女同学立刻应和，我记得大学第一次诗歌朗诵会，“校长”同学念一首怀念故乡的诗，也哭了，唉，是个真性情的人啊。“‘校长’还是个孩子！”王正鹏当时叹了口气说。

2007年10月30日，畅畅来了，带着与生俱来的笑容，老婆疼她疼不够，其实她俩都招人疼。现在畅畅长到10斤多了，心眼也见长，会撒娇，会耍赖，哭有时成了她的武器。但还是爱笑，吃饱了，在妈妈怀里满意地长长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嘴角一弯，自己又笑了。

2007年最后一个月的一个周四，张猛在MSN上告诉我：邓胜走了，肝癌，家族遗传。我先是不信，又是震撼，继而无语，才33岁啊！张猛在电脑那边痛哭，我给王伟打电话时王伟有些懵，一个劲儿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周六北京的同学派两个代表去上海参加追悼会，大家哭得像个泪人。在广院读研时，邓胜、王伟、张猛和我住在一个宿舍，三个北方人，唯一一个南方人就是邓胜，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一次我们四个一块坐地铁，邓胜是第一次，路过复兴门时，因为人多，一个大婶上车时被车门夹了一下啊，很尴尬，随口低声抱怨了一句：“这是什么门啊！”邓胜真诚地告诉她：“复兴门”。这么一个看周星驰都不会笑骨子里却极幽默的人现在不在了，听说医生宣布死亡后，他的心脏又跳了200多下，他是实在不忍离开她深爱的妻子和他孤独的母亲。

2007年，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美丽和生命的脆弱，滚滚红尘，人生短暂，每个生命都得有意义地活着，无论贫贱。自寻烦恼？何必呢。

今天，畅畅妈的户口从单位的集体户和我迁到了一起，又给小畅畅上了户口，一家三口现在有了一个户口本，我是户主。从派出所回到家，畅畅妈拿过户口本美美地看了半天，说：“有个仪式感挺好，一家人在一起了。”

我笑了，又是很有历史感的一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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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火烧云，父亲的生日

周三，我带着给父亲买的生日礼物突然空降在二老的面前，给父亲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平添了一份惊喜——对他们来说，儿子能在自己生日那天陪伴在身边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其实早在一周前我就买好了火车票，但几次和家里通电话我都没有透露这个消息，搞传播研究的嘛，知道“意外总能起到加重感情色彩的效果”。

周四中午，姐姐姐夫一家三口也来了，大家忙忙活活地做了两种卤的长寿面，还蒸了一个大寿桃，已经做了5个多月准妈妈的老婆从北京打来了祝贺电话，让寿星佬更加开心。

2007年7月19日19：44，手机摄于故乡沧州。

傍晚天气凉爽，陪父母散步，突然西边落日余辉映出火一般的晚霞，一家人凝神远眺，一时均被眼前的奇景惊住了，我在无语中只愿此刻永驻！

却原来，幸福不过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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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渐渐飘远的香味儿——熬鱼、烤红薯与“嘎拉鞭”（下）

其实小的时候，早餐吃什么我从不上心，倒是三顿正餐之外的一些小零嘴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其中最难以克服的诱惑就是烤红薯。

现在北京街头依然可以经常看到推着车子卖烤红薯的外地人，烤炉是旧油漆桶改造的，上面盖着一个铁皮盖儿，几块烤红薯不死不活地趴在上面，一看就没个卖相。这样的东西要是放在我小时候，肯定连看都没人看，现在北京人还买呢！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出我姥姥家的小东庄，往西不到义和街，马路西有个水果摊，在水果摊南边是一个用泥垒起来的大吊炉，一人多高，小口大肚子，外面刷着青白色的洋灰，远远儿地特别醒目。

什么时候打这路过，你总能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站在炉子旁边的一个木板凳上，手拿一个铁钩子不住地往炉膛子里做着摘摘挂挂的动作——摘出一个烤得软软的，再挂上一个生蛋蛋。

老北京风情画——卖烤红薯的（老崔作品），看来过去各地卖烤红薯的都是个和蔼的老大爷。

特别要提的是那个吊炉，我曾经趁老人家不注意，踩上凳子边往里面望了一眼，这一眼让我至今难忘：宽宽敞敞的炉膛子里，烧着一炉红彤彤的炭火，炉壁上一个个蜂窝式的小眼儿上，用铁丝勾倒挂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红薯，因为洗得干净，在火中一烤都发出白色的亮光，有的红薯烤的时间稍长一点，里面的糖份像油一样慢慢地流了出来，这种甜甜的香气一直顺风飘出两条街去。现在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炉全聚德的烤鸭子！

冬天是吃烤红薯的最好季节，中午在姥姥家吃完饭，阴阴的天上飘下了雪花，我背着书包一边往学校跑一边冻得直搓手，还不断往手中哈着热气。一走出庄西头的礼拜寺，就闻到了几十米外的烤红薯香味，摸摸身上还有两毛钱，就撒开欢地飞奔过去。

“来个小的。”

“好嘞！”老头伸出铁钩子到炉膛子里勾上一个小个的。左手摘下钉在红薯上的铁钩，右手已经提起一个小称盘子。“一毛八！”老头熟练地从旁边抽出一张黄黄的草纸把红薯包在里面递给了我，我是从来不怕他多要钱的，老人在这个炉子边站了大半辈子了，从来童叟无欺。

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时候，手中因为一个热热乎乎的烤红薯，似乎整个身体都暖和了。我总是先揣在手上取暖，等到快进教室的最后一刻，才把烤红薯三下五除二地塞进嘴里。

到了三伏天，老头的白炉子里熄了火，炉子口上扣了个旧脸盆，上面压着几块砖。老人年岁越来越大，一年到头，也就歇这几天。

他歇了，孩子们的嘴可歇不了。从老头的白炉子沿着路边再往南，就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开张的杂货铺。一个只有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挂满了琳琅满目小东西，门口还有一张破木板单人床，上面摆着各种对孩子充满诱惑的零嘴：红色或绿色玻璃纸包着的米花，上面用玻璃板盖着的山楂糕，怕粘在一起而放在淀粉里的“拔糖”，以及那些蘸满糖的“嘎拉鞭与糖山药”。

糖山药可能不难理解，北京有些糖葫芦上也穿山药块，糖山药就是完全用山药块穿起的没有山楂果的“糖葫芦”。那“嘎拉鞭”是什么呢？恐怕只有30岁往上的沧州孩子才知道，因为这种东西现在在城市里已不多见。

简单说，“嘎拉鞭”其实就是 “山药蛋”串，也蘸糖，个头比现在的糖葫芦小，那时只卖一分钱一根。

网上意外发现的种类最全的“糖葫芦”图片：从下往上数第二排就是传说中的“嘎拉鞭”。

我们小时候淘气，如果身上没钱，看见别人买“嘎拉鞭”吃很眼馋，一帮小孩就在杂货店门口一起唱：“嘎拉鞭，糖山药，谁要买了谁倒灶！”，才唱几句，杂货店老板娘怕影响生意，就从屋里拿着一把笤帚疙瘩追了出来：“小挨刀的！”孩子们就一哄而散。

自从姥爷和姥姥从小东庄搬出来，我已经很少去那个地方了，去年回家和姥爷一起去清真南大寺，又从那里路过，在小东庄清真寺对面新开了一条路，名曰“新开路”（这名字起得够省事的）。我一时产生错觉，还以为这条新路就是原来的“义和街”呢，后来在人家的提醒下，我才发现旁边那条已经显得很窄的义和街，因为已经不再是交通要道，很少有人再走，两边的民居不断侵占道路，已经快被堵上了，水果店、白吊炉和杂货铺恐怕是在更早时期就消失了的，原来的地方已经盖起一座大饭店，经营“南北风味，代办教席”，里面飘出这些年在各地都能闻到的千篇一律的“油”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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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渐渐飘远的香味儿——熬鱼、烤红薯与“嘎拉鞭”（上）

21世纪初的北京，天下名吃大餐汇聚一地，“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已经无法概括今天的中国美食特征，我不爱吃，但对写吃的文章却一直都很感兴趣。从过去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到沈宏非在《南方周末》（后转战到《三联生活周刊》）开的美食专栏，我都读得兴趣盎然。

记得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同学李礼那里看到一本书，那是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的领导写的美食散文，我记得里面记录了一道菜名叫“莲蓬头”，其做法相当“怪异”：把一碗冰过的枣泥扣在碟子上，和一些活泥鳅一起放到锅里蒸，泥鳅就都钻到冰凉的枣泥里去了，但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最后里面也越来越热，这些泥鳅终于受不了又要钻出来，结果一露头，就被蒸汽烫死了，打开锅盖后，你就会看到圆圆的枣泥上均匀地散布着一个个还有须子的泥鳅头，就像一支“莲蓬头”。

当时我被这道菜的极度残忍的做法所震撼，以至于过了十年仍然还难以忘记这些细节，让我对人类为图一时口腹之快而无恶不作的自私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虽然我没有像孟子那样“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有“君子远庖厨”的遗风，但对有“生吞活剥”技术环节的烹调，我还是能免则免，这是我“近庖厨”的底线，只要都是“死物”，我就敢保证把它们都“摆平”。

因为夫人点菜，今晚我尝试了自己制作“麻辣烫”，一大盆蔬菜最终被席卷一光，味道如何可想而知了。趁着吃得高兴，大家从芝麻烧饼到烤红薯，聊起了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美食。

能够充分满足人们“口腔暴力”的麻辣烫，进入通俗文化领域成为“酷”的同义词，由此延伸出《爱情麻辣烫》（电影）、《影楼麻辣烫》（电视情景剧），还有《娱乐麻辣烫》（电视栏目）

就像“麻辣烫”作为四川民间美食的代表作，已经成为川派文化的代名词一样，“豆汁”和“糖葫芦”也已经成为老派京味文化的意象。那我的故乡有什么呢？我不仅由此浮想联翩。

沧州北通津京、南达胶济，东临勃海、西伴运河，是南来北往的贩夫走卒们用脚步量出来的千年古城，在餐饮风格上也是南学胶济鲁菜之味重，北追津京小吃之精细。

鲁菜的特点是“色重味咸”，这个风格至今还在我们家保留着。我姥爷家世代贩鱼为生，在过去，一年里吃的最多的菜就是“熬鱼”，我姥姥今天虽已年过八十，但在熬鱼的水平上，一家老小都算上无人能出其右。

她熬鱼的步骤是：先用一点油把鱼煎得外焦里嫩，然后在热锅上把花椒焙糊了，等出来花椒的香味，再倒上点油，用葱花和面酱炝锅，这时就会满屋香气。把煎好的鱼放进锅后，还要趁着锅热，喷上一点醋去去鱼腥，这时必须马上盖上锅盖儿，听着锅里“呲啦”一声，已经被雾化了的老醋已经深深地钻进鱼的骨头里去了。

然后是撒盐、倒酱油，等“呲啦”声逐渐变小了，再浇上一大锅凉白水，用慢火慢慢地“焅”着，一大锅水会越来越少，等到锅里只剩下“一窠汤儿”（沧州话，指锅里的水似有还无的境界）的时候，再倒上点香油出锅。这时再看这锅鱼，红里透亮，香味扑鼻，往外盛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鱼骨头都已经酥了。

多年之后，我在京城鲁菜的老字号饭庄丰泽园里看到了海参王的拿手菜——“葱烧海参”，说句失敬的话，那出于一代大师手中的红里透亮的海参，看上去和我姥姥熬的鱼如出一辙，大概他们都是用的传统鲁菜的做法。

京城老字号饭庄丰泽园的拿手菜——葱烧海参。（网络图片）

听我母亲说，她的奶奶、也就是我姥姥的婆婆在世的时候，论熬鱼的厨艺，我姥姥根本近不得厨台，这不仅让我对那位没见过面的老太太以及她熬的鱼，心存敬意。

在民国至解放初期，我们这个家族里是否有一场关于“掌厨权”的明争暗斗呢？余生也晚，对那段野史已经无从细考，但从我有记忆开始，姥姥在熬鱼上就已经有了绝对的权威。无论哪个舅家姨家，要是买到新鲜不多见的好鱼（对海鱼的味道排行，我们那里有“一平二鲙三鳎嘛”的说法），都不忍自己下厨糟蹋，宁肯拿出来让一大家人共享，也要请我姥姥出山。他们抱定了“宁吃好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的精神，不忍暴殄天物。

在我小的时候，吃什么鱼，由谁来做，都不是我能操心的事情，但只要口袋里有几毛钱，那些街头巷尾的零嘴与小吃却是我能挑选的。

过去说“京油子，卫嘴子”，津京之地都好吃，但这个“好吃”并不是指大多数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而是指“小吃、零嘴”。

在做煎饼果子的手法上，沧州人和天津人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煎饼里卷的是油条，北京的煎饼里卷的是“薄脆”。

上面说过沧州人在“吃”上，南学胶济鲁菜之味重，北追津京小吃之精细，但凡京津两地有的零嘴小吃，别管是早餐的烧饼油条脆麻花，还是豆浆豆脑杂碎汤，还是煎饼果子卷薄脆，应有尽有，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那么有一样可能连京津两地都没有，那就是“老虎”——一种内藏鸡蛋的炸油饼，做的时候先用面炸一个中空的“老虎皮儿”，等顾客来了就问：“你老是要一个鸡蛋的还是两个鸡蛋的”，然后把鸡蛋磕进去再下锅炸。

直到现在我每回回家，父亲早起买早点都要给我做个“老虎”，我想可能在他的意识中，“老虎”是过去最好的早餐，而我小时候他给我买的不多，现在给我好好补偿一下。

到北京以后，我真的很少吃到可口的早餐，其实应当说很少再吃早餐，一个是工作后早晨一般都很忙碌，有时就省了，另一个是现在北京很少能买到清真的早餐，去年小区附近有个清真饭店开始卖早点了，我还高兴了一阵子，但吃了几天后就受不了了——实在难吃的很，因此更怀念小时候手拿半个馒头去东街头泡豆腐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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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大战》是怎么爆发的？

三年前的《西瓜大战》重现江湖

近日，在“叶茂中这厮的营销博客”上看到了三年前我们做的《品牌故事》特别节目——《品牌笑谈之西瓜大战》，去年老叶说要跟《销售与市场》杂志合作出套光盘，但我至今也没收到，没想到在老叶的博客上倒先看到了。看到很多网友留言说觉得还不错，就说说“西瓜大战”背后的故事吧，也算是对我那个充满激情与创意的“品牌故事时代”一点小小的纪念。

姜昆牌西瓜，个个切开都是沙瓤的。

大战爆发的背景

2004年夏天，《品牌故事》在北京台财经频道开播刚刚半年，在内容上主打品牌智慧，在形式上重推姜昆和叶茂中这两个神人——一个是大众笑星，一个是广告界的奇才，作为栏目的总策划和制片人，我觉得日常节目的专题加演播室形态过于死板，就想在国庆节长假期间做个轻松一点的特别节目，说白了，都是搞创意的，大家都有放开来“玩一把”的想法。

虚构的故事 真实的智慧

现在想起来，“西瓜大战”的出笼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过程。那时，我和栏目组的主创人员一通瞎侃，故事大纲就出来了，不少桥段本身都是我们做的节目里的，故事原型包括：“富亚老总蒋和平喝涂料，一喝成名”，“刘老根品牌被抢注”，“可口可乐口味改变风波”等等，改头换面就成了“姜昆啃西瓜皮一啃成功”、“叶茂中抢注姜昆牌商标”，“无糖西瓜口味风波”。全剧50多分钟，满打满算只拍了不到三天，根本没有任何剧本，每次拍哪段，常常是我在去现场的路上，把一些必要的包袱写在一张白纸上，到了现场，所有演员只知道故事大纲，没有具体台词，拍摄时临场发挥“顺嘴溜”，结果还真溜出不少“经典台词”。

一个专业演员和一堆“棒槌”

演喜剧对姜昆来说是小菜，每次拍摄前问我一遍：“青松，今天什么内容”，我把情节简单一说，姜老师低着头仔细地听着，然后说句“行了”，倒时一开机，肯定“出彩儿”，还总不忘添油加醋，真不愧是专业笑星。

当时我有点担心叶茂中，平时在演播室里作为品牌营销专家，老叶侃侃而谈，一口气三个小时也不嫌累，语言风格也很适合电视，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类的，但演幽默剧肯定是平生第一回。但老叶心态好，一听说要放开“玩一把”，比谁都兴奋，自愿把在北京的办公室和北京公司的员工全调出来给我们使用，片中不少场景都是在叶茂中北京公司办公室拍的，而片中“叶茂中策划”里的员工，除了有个把是我的编导扮演的，其他的真都是他的员工，这么一来，还真发现了不少具备表演潜力的人，老郝、大千在瓜摊前发挥得多自然啊，（后来这俩哥们和另一个搞品牌策划的哥们一起做了个“品类策划机构”，现在品牌界号称“三剑客”）。

老叶其实很有当演员的潜力，拍完叶茂中办公室一段后，我们一起在栏目回放素材，姜老师走过来看了看，说“行啊，茂中，够专业的！”老叶当时听了心里肯定美极了，同样的夸奖，得看是谁说的，含金量不同啊。

老叶摆摊，专卖五星级袖珍西瓜

最后一场是拍姜昆和叶茂中在演播室里的唇枪舌战，都是一遍过的，当时两人那个劲儿较的，都快让我们分不出是演戏还是真得了。

“两边倒”、“第八天”和“郭大爷”

当时有一个人特别出彩，就是在西瓜大战中演“两边倒”的张世骞，他是我的主编，《西瓜大战》的执行导演，很有喜剧天赋，超热爱电视，他的表现看过《西瓜大战》的有目共睹。根据剧情需要，他在剧中吃了不少庞各庄的西瓜，差点留下后遗症。

我在里面客串一个《第八天》栏目的主持人，口头禅是“生活，就是一个八天接着另一个八天”，北京的朋友立刻就知道这是在向谁致敬呢，看着三年前的自己，除了瘦点（那真是做《品牌故事》给累的！）没什么不好，有朋友说，我在《西瓜大战》中油嘴滑舌的样子，看上去很适合做八卦节目，而不是品牌故事。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就是演“姜昆牌西瓜”广告的郭大爷，很多人看到这一段时都心领神会地笑了。郭大爷是我们栏目组的会计，老北京，爱吃卤煮火烧，平时说话都不顺溜儿，您就知道“吃了姜昆牌西瓜，腰不疼了，腿不酸了，上楼都有劲儿了”这几句话，他老人家得说多少遍了，原定一条镜头的广告，不得不因为老郭的语言风格，用分镜头切碎。片中最后那个推着一三轮“姜昆牌”西瓜往家走的背影，就是老郭，这个节目拍完了还没播，老郭就得了脑血栓住院了，我们去医院看他时，他很感动，说病好了还回剧组。大家开玩笑说，都是吃“姜昆牌”西瓜吃的。后来老郭动了手术，病好了，但没再回来工作。

卖西瓜中的意外事件

因为怕引起围观拥挤，造成交通堵塞，原定于姜昆在街边摆摊卖瓜的场景，在拍摄当天临时改在北蜂窝路附近的会城门公园，虽然这个小公园平时很少有人来，但拍摄时竟然把附近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全吸引过来了，人群把姜昆和瓜摊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下倒好，省了组织群众演员了。

姜昆一出现，立刻被“姜丝儿”包围了

别说，姜老师在群众中还是真有人缘，大家是真喜欢他，都自报奋勇的当群众演员，而且都特别敬业，在拍女记者采访姜昆为什么不说相声卖西瓜一段时，一个老太太突然蹦出来说：“你还不知道呢，姜昆改行了，不说相声卖西瓜了”，看来真以为是记者在采访呢，那情绪就甭提多自然了！

庞各庄西瓜，真甜

剧中姜昆和叶茂中卖的所有西瓜，真的都是来自北京大兴庞各庄，一听说替庞各庄西瓜作宣传，北京大兴县庞各庄镇政府给了剧组大力的支持，连姜老师卖西瓜时的蒲扇、西瓜刀、遮阳伞都是庞各庄镇长派人和一车西瓜一块送过来的，需要说明的是，剧中的庞各庄镇长的扮演者确是镇长其人，和叶茂中合作卖西瓜的老瓜农也真是在庞各庄临时找的农民大爷，他们的本色演出都很出色，看来只要演自己，谁都是一个好演员。

拍了几天的戏，就吃了几天的瓜，那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庞各庄西瓜，真甜！吃了真正的庞各庄西瓜，才知道平时在城里吃的所谓“庞各庄西瓜”肯定是假冒的。

《品牌笑谈》其实有三部曲

在老叶博客里看了《西瓜大战》的朋友，也许并不知道，此后，我们又拍了两部续集，一步是《手机大战》，还有一部是《小鬼当家》，随着剧本原来越完善，镜头越来越讲究，但却越来越没有拍《西瓜大战》时那么多意外和乐趣，看来，续集确实很难拍，连好莱坞那些专业电影工作者都这么说，何况我们这些“瞎玩”的棒槌们了。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做《西瓜大战》的那些日子仿佛还就在昨天，当时在一起玩的伙伴们，现在有的还经常相聚，有的却聚少离多，各奔前程了。在这里，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略表我对他们的想念和感谢。

• 姜昆 主演
• 叶茂中 主演
• 刘茜 总制片人，客串“小动物保护协会”代表（穿绿军装）
• 张世骞 主编兼执行导演，客串“两边倒”
• 倪一萍 主编，客串“女记者”
• 何超成 统筹，客串“福乐家超市老总”
• 何博睿 何统筹的亲儿子，客串“福乐家超市老总”儿子
• 蔡 泳 责编，客串“姜老师助手”
• 郭会计 客串“姜昆牌西瓜形象代言人”
• 马海波 摄像，客串“女记者的摄像同事”
• 贾 维 摄像  王宇 秘书  王煜 责编
• 李耀明、竹青、刁翠霞、邢清华等 品牌故事编导原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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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批姜昆老师带来的相声爱好者，今日一并感谢。希望有缘今后大家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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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门，曲终人散(下)

2007年春节后的第三天，我和父亲母亲去南湖公园散步，回转时不知为何，几步拐到了南湖往北不远的小南门。

自从1993年离家赴京读书，我几乎很少再到这个地方来，很少再在家买衣服，年纪大了心也懒了，回家也很少外出逛街，一年在外，好不容易回趟家，每天只愿和父母在一起，听两位老人絮叨一些我不在家时的大事小情。

这是一次偶然相遇，给我带来的首先是不可思议，然后是无尽的惆怅！我眼前的小南门早已是面目全非，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早听说小南门百货商场已经在几年前就倒闭了，如今只剩下一座空楼，窗上玻璃已经被顽皮的小孩快砸光了——三楼曾是我经常买文具铅笔的地方；

商场边的丁字路口变成了十字路口，原来西边的新华书店已踪迹全无，拆掉后开出一条大马路，直通新修的横跨运河的彩虹桥——我最爱的小人书大多买自这个书店；

西广场现在变成一个房地产项目，已经快竣工了，四周被工程队的篱笆拦着，因为过节，看不见一个工人——我第一次看《少林寺》的红旗影院几年前还在卖家具呢，现在永远消失了；

市场街残存的商铺上，还留着58年大跃进时的标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2007年2月20日，手机拍摄。

市场街空无一人，走到尽头，人民影剧院孤零零的矗立在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中。

“那个老铺有年头了，”父亲指着一个废弃的门脸说，那上面残留的牌子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破败不堪，只有不远处一个小音像店里传来宋丹丹与黄宏的东北话。

昔日熙熙攘攘的市场街，今日人迹罕至。2007年2月20日，手机拍摄。

市场街东边，一座大楼已经在建了——在这个工地前堆沙子的空场，曾经是沧州著名的“向阳”清真饺子馆。

这个饺子馆和我有点关系。我母亲怀着我9个月的时候，还在上班，正月初四歇完年假，初五又上了一天班，初五晚上一下班，不到7点就生了我。就在1975年的那个春节前，她们班组因为表现优秀，得了点奖金，年轻人一起哄，班长就带着全班到“向阳”清真饺子馆搓了一顿羊肉馅饺子，那是1975年最奢侈的一顿饭，让母亲记了一辈子，那也是我在母亲肚子里享受到的最好的一顿饭。

不忍再走也不忍再看了，我和父亲默默地向东行去。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约也就是我离开沧州的那个时期，小南门周围建起了多家大型商场，因交通更加便利，货物齐全，商品档次高，购物环境好，逐渐吸引了生活水平日渐好转的老百姓，曾经拥挤不堪的小南门日渐冷落，终于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小南门商业区改造工程”被市政府提上日程，但无论这几年怎么改，就像给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做人工呼吸一样，就是不见效果。

小南门究竟怎么了？

其实，随着京杭大运河北段的废弃与干涸，小南门地区早已没有了水上货运交通的优势，小南门商业圈就像一棵失去水源补给的大树，虽然凭借着昔日的根深叶茂能支撑一时，但终归逃脱不了叶落枝枯的命运。

清朝末期沧州附近的大运河。

小南门是大运河文明在沧州这片燕赵古地上留下的最后挽歌， 好戏唱罢，现在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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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门，曲终人散(上)

梦中的繁华，终化作梦醒一刻无限的惆怅；少时的记忆，哪禁得今日寒风中触目的荒凉。

京杭大运河，孕育了多少文明，沧州小南门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故事。（网络图片）

小南门，在老沧州人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那里堪称沧州的王府井，狮城的南京路，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人流熙攘，摩肩接踵。

在一个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着三个影剧院，两个新华书店，一个文化馆，两大百货公司以及数不过来的商家店铺，更不要提那些手抱一把甜甘蔗就敢放声吆喝的游商小贩，顺城街、市场街、西广场上的游人或提篮或空手，或推着自行车或蹬着三轮，一边往前挤，一边用两只眼睛看不够似的“学摸”（沧州话，浏览）着街两边店铺和摊点上挂出来的光怪陆离的商品。叫卖声、询价声、车铃声，伴随着门脸儿店铺里立体声录音机传出来的流行歌曲，绘成一幅20世纪80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从有记忆开始，小南门就和“逛街”、“买好吃的”、看电影等美好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我吃的第一串糖葫芦，穿的第一条牛仔裤，差不多都来自小南门。

在西广场的“红旗影院”，我和哥哥姐姐看了至今还有印象的最早一场电影《四个小伙伴》，而从小学到初中，学校暑假“包场”看电影不是在西广场的“红旗影院”，就是在市场街的“人民影剧院”，要不就是在文庙（文化馆）东边的“工人俱乐部”，反正不会离开小南门一带。和同学小伙伴们从电影院里出来，赶上兜里都有几分钱，就凑在一起买根小豆冰棍解馋，一边“嘻嘻簌簌”地吃着，一边往家走——那时从来不坐公共汽车，再远也是腿儿着。

80年代中期开始，去小南门那几个电影院看电影得有点胆子了，一群群身穿绿军装怀揣利刃的待业青年，总是盘踞在影院门口，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一场电影没看完，往往在影院的两个不同方位同时爆发激烈的“战斗”，无事可干的年轻人用从香港武打片里学到的本事，发泄着身上多余的“利比多”。

虽然抱怨着“小玩儿闹”们败坏了小南门的风气，但老市民们仍然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消遣，小南门，老沧州人的生命中怎能离开你呢？

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喜欢拄着拐棍儿从“小礼拜寺儿”的老房子里出来，向西穿过尹家胡同，就到了通往小南门的顺城街。

80年代，在顺城街把口的地方有个卖早点的国营小饭店儿，上小学时，只要我住在奶奶家，早饭差不多都是在这儿解决的。爷爷有时随身带着一个干净的小手帕，路过这个小饭店时，顺手买两个芝麻烧饼用手帕包上带回去，在我们这些小孩儿不听话的时候，拿出来哄一哄，但有时候手帕里也会包些花生瓜子之类，总之是不会太多，所以更显得珍贵。

爷爷早年间身上受过工伤，所以拄着拐杖有些蹒跚，但步伐并不慢，他总是穿过市场街两边卖鱼卖菜的小摊点，绕过小南门百货公司门前拥堵的自行车和三轮车，向北一拐，就来到“红旗影院”前的西广场。

那时的西广场，有卖盆花的、卖古董的、卖小金鱼儿的、出租小人书的，逢年过节还有耍狮子舞龙灯的，平时搭着几个大棚，几分钱进去听一段评书《三侠五义》，爷爷带我进去听过一回，因为当时年龄太小，现在已经忘了说的是什么了，只是记得一个脸黑黢黢的人站在一个小桌子后面不断地拍醒木。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西广场简直就是一个“小天桥”啊。

若是冬天，下午刚刚四五点钟，爷爷就会离开说书棚往家走，回去晚了，奶奶会唠叨，爷爷嘴笨，一辈子在嘴上没沾过奶奶一点便宜。在放学的路上，我常常正碰见从尹家胡同往家走的爷爷，只要我老老实实跟他回家，而不是到处瞎跑，往往就会有惊喜。
　　
　　据老人们说，小南门的繁华古已有之，沧州城西临京杭大运河，原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为了方便运河码头货物装卸搬运，便又开此小南门，据说那时候早晨，小南门只要一开，一定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便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半大小子，带着一帮小孩，在开城门时一起故意在门洞里挤进挤出，即使挤掉了帽子挤丢了鞋也乐此不疲，因此老沧州有“挤小南门”一说。

正泰茶庄，沧州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处老字号商铺遗迹，建于1914年，为二层砖盖小楼。（手机拍于2007年5月2日）

围绕着小南门，晓市街、缸市街、书铺街、鸡市街、钱铺街、锅市街，如众星拱月般排开，商家如云，店铺林立，从此繁华兴旺不下几百年。

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初步繁荣让小南门再现昔日繁华，因此我也才有了如此美好的童年记忆，但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不过是小南门这个走过几百年沧桑的老商业中心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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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正在失去体温的野鸭子（下）

 我学普通话的故事

建国后普通话推广了几十年，但真正取得显著效果的恐怕还是80年代之后，特别是电视这种大众强势媒介登堂入室以后，每个家里都有了一个不收学费的普通话老师。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我们那些孩子最开始带着赶时髦心态模仿电视里说话的，并不是播音员的标准普通话，而是《霍元甲》、《射雕英雄传》里的那种带“鸟语”味的“国语”。《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里赵老师那种所谓标准的普通话，除了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在生活中就几乎没人学。直到90年代初，随着《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京味电视剧的热播，带有北京味儿的普通话才开始在北方的一些大中型城市里落地生根，并在90年代后期逐渐取得强势地位，大有代替当地方言成为年轻人第一交际口语之势。

还记得90年代初我在老家读高中的时候，全班50多个同学，除了两三个外地孩子，其他人几乎都说沧州话，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上到高三时我忽然想，到大学里要是说不好普通话该怎么办，于是跟几个小哥们在班里发起成立了一个“PTH协会”，入会同学必须讲普通话，会员之间互相监督，谁讲方言挨罚买冰棍儿。现在想起来，那其实就是一帮小哥们儿在高考压力下没事找事儿地穷乐和，参加的人实际上也不多，但一年下来确实让我的普通话得到了锻炼，后来我发现，要想说好一种语言，得学会用这种语言思考，不然在讲话中，大脑就得不断从思考语言和表达语言中来回翻译，直到累得你“死机”。
　　快毕业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瞎聊，说当初怎么会想起成立 “PTH协会”呢，真是够无聊的。我那个同学突然说：“谁说的？你难道没发现咱们班已经有这么多人都说普通话了吗”？经他这么一说，我好像是刚睡醒一样，仔细一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班已经有一大半同学都在说普通话了，而他们其实大多并没有加入我的协会。这在当时是一件让我感到很意外的事。

 失去体温的野鸭子

再过两年，我说普通话的时间就和说家乡话的时间一样长了，一些家乡方言里的特有词汇像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存在我内心最深处的一本相册里，只有每年过节回家时，才翻出来和父母亲人们重温一遍。

　据说人在婴幼儿时期学的语言和后来学的语言储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里，就像电脑的C盘和D盘，随着大脑机能的衰老，最先被忘记的往往是后学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在小时候记住的东西常常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新华社驻外老记者，他年轻时会说俄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当然还有普通话，但当我见到他时，这个满头白发的老记者已经把那些八国联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连普通话都开始退化成江南家乡的方言了。

有时候我就胡思乱想：等我老了的时候，可能也像那个老记者一样只会说家乡话，但那时候，曾经在我们父辈和祖辈嘴里活蹦乱跳的方言土语恐怕早已没人会讲了，即使把它们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录入到电脑里，那些方言也像博物馆里的野鸭子标本一样，早已没有体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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