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正在失去体温的野鸭子(下)

三月 7, 2007 – 10:56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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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普通话的故事

建国后普通话推广了几十年,但真正取得显著效果的恐怕还是80年代之后,特别是电视这种大众强势媒介登堂入室以后,每个家里都有了一个不收学费的普通话老师。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我们那些孩子最开始带着赶时髦心态模仿电视里说话的,并不是播音员的标准普通话,而是《霍元甲》、《射雕英雄传》里的那种带“鸟语”味的“国语”。《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里赵老师那种所谓标准的普通话,除了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在生活中就几乎没人学。直到90年代初,随着《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京味电视剧的热播,带有北京味儿的普通话才开始在北方的一些大中型城市里落地生根,并在90年代后期逐渐取得强势地位,大有代替当地方言成为年轻人第一交际口语之势。

还记得90年代初我在老家读高中的时候,全班50多个同学,除了两三个外地孩子,其他人几乎都说沧州话,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上到高三时我忽然想,到大学里要是说不好普通话该怎么办,于是跟几个小哥们在班里发起成立了一个“PTH协会”,入会同学必须讲普通话,会员之间互相监督,谁讲方言挨罚买冰棍儿。现在想起来,那其实就是一帮小哥们儿在高考压力下没事找事儿地穷乐和,参加的人实际上也不多,但一年下来确实让我的普通话得到了锻炼,后来我发现,要想说好一种语言,得学会用这种语言思考,不然在讲话中,大脑就得不断从思考语言和表达语言中来回翻译,直到累得你“死机”。
  快毕业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瞎聊,说当初怎么会想起成立 “PTH协会”呢,真是够无聊的。我那个同学突然说:“谁说的?你难道没发现咱们班已经有这么多人都说普通话了吗”?经他这么一说,我好像是刚睡醒一样,仔细一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班已经有一大半同学都在说普通话了,而他们其实大多并没有加入我的协会。这在当时是一件让我感到很意外的事。

 失去体温的野鸭子

再过两年,我说普通话的时间就和说家乡话的时间一样长了,一些家乡方言里的特有词汇像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存在我内心最深处的一本相册里,只有每年过节回家时,才翻出来和父母亲人们重温一遍。

 据说人在婴幼儿时期学的语言和后来学的语言储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里,就像电脑的C盘和D盘,随着大脑机能的衰老,最先被忘记的往往是后学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在小时候记住的东西常常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新华社驻外老记者,他年轻时会说俄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当然还有普通话,但当我见到他时,这个满头白发的老记者已经把那些八国联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连普通话都开始退化成江南家乡的方言了。

有时候我就胡思乱想:等我老了的时候,可能也像那个老记者一样只会说家乡话,但那时候,曾经在我们父辈和祖辈嘴里活蹦乱跳的方言土语恐怕早已没人会讲了,即使把它们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录入到电脑里,那些方言也像博物馆里的野鸭子标本一样,早已没有体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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