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松·尔力的光亮

那渐渐飘远的香味儿——熬鱼、烤红薯与“嘎拉鞭”（下）

四月 1, 2007 – 12:21 am |
Tags: 烤红薯, 回忆, 小吃, 沧州

其实小的时候，早餐吃什么我从不上心，倒是三顿正餐之外的一些小零嘴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其中最难以克服的诱惑就是烤红薯。

现在北京街头依然可以经常看到推着车子卖烤红薯的外地人，烤炉是旧油漆桶改造的，上面盖着一个铁皮盖儿，几块烤红薯不死不活地趴在上面，一看就没个卖相。这样的东西要是放在我小时候，肯定连看都没人看，现在北京人还买呢！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出我姥姥家的小东庄，往西不到义和街，马路西有个水果摊，在水果摊南边是一个用泥垒起来的大吊炉，一人多高，小口大肚子，外面刷着青白色的洋灰，远远儿地特别醒目。

什么时候打这路过，你总能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站在炉子旁边的一个木板凳上，手拿一个铁钩子不住地往炉膛子里做着摘摘挂挂的动作——摘出一个烤得软软的，再挂上一个生蛋蛋。

老北京风情画——卖烤红薯的（老崔作品），看来过去各地卖烤红薯的都是个和蔼的老大爷。

特别要提的是那个吊炉，我曾经趁老人家不注意，踩上凳子边往里面望了一眼，这一眼让我至今难忘：宽宽敞敞的炉膛子里，烧着一炉红彤彤的炭火，炉壁上一个个蜂窝式的小眼儿上，用铁丝勾倒挂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红薯，因为洗得干净，在火中一烤都发出白色的亮光，有的红薯烤的时间稍长一点，里面的糖份像油一样慢慢地流了出来，这种甜甜的香气一直顺风飘出两条街去。现在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炉全聚德的烤鸭子！

冬天是吃烤红薯的最好季节，中午在姥姥家吃完饭，阴阴的天上飘下了雪花，我背着书包一边往学校跑一边冻得直搓手，还不断往手中哈着热气。一走出庄西头的礼拜寺，就闻到了几十米外的烤红薯香味，摸摸身上还有两毛钱，就撒开欢地飞奔过去。

“来个小的。”

“好嘞！”老头伸出铁钩子到炉膛子里勾上一个小个的。左手摘下钉在红薯上的铁钩，右手已经提起一个小称盘子。“一毛八！”老头熟练地从旁边抽出一张黄黄的草纸把红薯包在里面递给了我，我是从来不怕他多要钱的，老人在这个炉子边站了大半辈子了，从来童叟无欺。

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时候，手中因为一个热热乎乎的烤红薯，似乎整个身体都暖和了。我总是先揣在手上取暖，等到快进教室的最后一刻，才把烤红薯三下五除二地塞进嘴里。

到了三伏天，老头的白炉子里熄了火，炉子口上扣了个旧脸盆，上面压着几块砖。老人年岁越来越大，一年到头，也就歇这几天。

他歇了，孩子们的嘴可歇不了。从老头的白炉子沿着路边再往南，就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开张的杂货铺。一个只有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挂满了琳琅满目小东西，门口还有一张破木板单人床，上面摆着各种对孩子充满诱惑的零嘴：红色或绿色玻璃纸包着的米花，上面用玻璃板盖着的山楂糕，怕粘在一起而放在淀粉里的“拔糖”，以及那些蘸满糖的“嘎拉鞭与糖山药”。

糖山药可能不难理解，北京有些糖葫芦上也穿山药块，糖山药就是完全用山药块穿起的没有山楂果的“糖葫芦”。那“嘎拉鞭”是什么呢？恐怕只有30岁往上的沧州孩子才知道，因为这种东西现在在城市里已不多见。

简单说，“嘎拉鞭”其实就是 “山药蛋”串，也蘸糖，个头比现在的糖葫芦小，那时只卖一分钱一根。

网上意外发现的种类最全的“糖葫芦”图片：从下往上数第二排就是传说中的“嘎拉鞭”。

我们小时候淘气，如果身上没钱，看见别人买“嘎拉鞭”吃很眼馋，一帮小孩就在杂货店门口一起唱：“嘎拉鞭，糖山药，谁要买了谁倒灶！”，才唱几句，杂货店老板娘怕影响生意，就从屋里拿着一把笤帚疙瘩追了出来：“小挨刀的！”孩子们就一哄而散。

自从姥爷和姥姥从小东庄搬出来，我已经很少去那个地方了，去年回家和姥爷一起去清真南大寺，又从那里路过，在小东庄清真寺对面新开了一条路，名曰“新开路”（这名字起得够省事的）。我一时产生错觉，还以为这条新路就是原来的“义和街”呢，后来在人家的提醒下，我才发现旁边那条已经显得很窄的义和街，因为已经不再是交通要道，很少有人再走，两边的民居不断侵占道路，已经快被堵上了，水果店、白吊炉和杂货铺恐怕是在更早时期就消失了的，原来的地方已经盖起一座大饭店，经营“南北风味，代办教席”，里面飘出这些年在各地都能闻到的千篇一律的“油”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