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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

星期一, 三月 3rd, 2008

TARAS案:一篇被毙掉的稿子。也是我贵州之行做的唯一一篇稿子,写了9K,改成6K,还是被毙掉了,理由是没有写出新的东西来。毙掉无所谓,我觉得有点对不起采访对象,还想帮助他们捐钱呢。

请勿转载。

邵洞村火灾现场

杨智超没有滞留在京广线的铁路上,没有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连环车祸,也不需要去火车站熬夜排队。他只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的一个小小网管。

1月21日(腊月十四)凌晨,杨智超老家所在的寨子,在冰天雪地里遭遇大火,67幢木房子荡然无存,102户,547人无家可归。杨智超的家、爷爷奶奶家、二叔、三叔家,3小时内全部烧光。幸运地是,没有人伤亡。

同一天,节气“大寒”,天气预报:未来几天有更严重的雪凝天气出现。贵州政府宣布全面启动重大气象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黔东南州是最早受雪凝灾害的地区之一,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杨智超的家,就在黔东南州黎平县尚重镇邵洞村上邵寨。家人在未来几天是不是在冰天雪地里露天生活?家人有没有棉被盖,衣服有没有烧光?杨智超一点也不知道。火灾发生后他和家人通过两次电话,信号太差,都只说了一两句话,以后再也没能跟家里联系上。

这天,他能确定的是,这个“年”,必须回去,他是家里的长子。他的女朋友也要跟着回家过年。他的女友是浙江临安人,第一次来贵州。

杨智超在凯里

杨智超今年25岁,侗族。在凯里做网管,老板是他中专时的老师。

大约从2000年起,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去浙江和广州打工,尤其在浙江的嵊州。2004年中专毕业,杨智超前后两次闯荡浙江。2007年夏,他从浙江回到凯里,带回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女朋友是在浙江的厂子里认识的。这次,女朋友辞去在浙江一家酒店的人事经理工作。

杨智超的父亲叫杨再锋,排行老大,有两个兄弟。老三在黎平打工。杨再锋和老二在家做木料加工。杨再锋头发花白,有些微驼。儿子回家后,一直把儿子送的外套穿在外面,里面总是一件毛衣,毛衣里是一件红色带领背心,在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里常见。

杨再锋一家5口人,杨智超下面有二妹、三弟。杨智超和父亲一样,留着精神的寸头。老三和镇上大多数朋友一样,留着F4一样的长头发。二妹在浙江一家服装厂做活。今年厂子不景气,活时有时无,早早回了家。平时,做饭、喂猪的活,二妹帮得多些。三弟在广东中山做灯饰,1月21日这天,也还在广东没有回来。

在邵洞,二十二三的男孩就该结婚。按计划,杨智超在2007年腊月25或26带女朋友回家。这是女友第一次见公婆。

侗寨的年比汉族的年过得要长,从腊月25开始,到正月15结束。每家会杀一头猪。大年初一去邻居家串门,拜菩萨。初二起去下邵赶场,有赛芦笙会,还会请歌手弹弦子唱歌,侗家男男女女穿着新衣裳跳舞。杨智超打算带女朋友去赶芦笙舞会,求二妹把漂亮的银冠和花衣裳给女友穿。

冰雪灾和火灾令改变了这一切。

1月21日上午,杨智超接到二妹的电话,说完家里被烧了,信号就断了。杨打过去,妹妹、父亲的手机全关机。他给在邵洞的朋友打过去,被转到秘书台。

杨智超不知道,由于冰雪灾,黔东南电线杆大规模倒下,腊月初9起,村里就开始停电。村里人的手机基本都没电。很快和朋友联系上。杨智超和父亲用朋友的手机通了会儿话,知道自己家、叔叔家、爷爷奶奶家全在这场大火中烧光。他安慰说,人没有事就好。

父亲说天气太恶劣,路不好走,先不要回家,等天气好一点再回来。杨智超决定第二天早上赶回家。他劝女朋友回浙江家过年,女朋友坚持去他家。

从凯里到黎平,中间隔着一道南北向的雷公山,海拔在2000米以上。尚重镇就在雷公山东面山脉的山坳里,距离黎平县城有98公里,比榕江县县城到黎平县城的距离只少2公里。邵洞村到尚重镇,还要翻过一个山头,走大路有近40里,走小路也有10几里。

邵洞村,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侗寨,依山傍水,顺水势分上寨、下寨,上邵300余户人家。寨子里都是木房子,挨着很近。一条不知名的山泉从寨中间穿过。这次火灾,上邵寨河南岸的房子烧了大半。若不是村民把桥上的木板打掉,北岸房子也会不保。沿着泉水走十几里山路,就是榕江的岑最镇。

杨智超家在邵洞村上寨,既靠着河边,又靠着路口,是从尚重镇进寨的第一间。寨子里有的人家盖三层,有的盖两层。如果自己没有木料,一幢房子盖下来要五六万。一般一层放柴火杂物和厨房,二层住宿和看电视。他家不算富裕,只盖了两层。杨智超爷爷奶奶家、二叔、三叔家和他家挨在一起。

1月21日下午,杨智超去老师家辞职,晚上和女朋友一起赶到市中心的“小十字”去买东西。这时已8点多,他给父亲买了1件大衣,给母亲、爷爷、奶奶各买了1件棉衣,父亲的,要110块,其他人的是90块。又买些柑子、苹果、瓜子等过年吃的零食,总共花去差不多400块。

二人包好行李,退掉租房。第二天早上6点,拎着大大小小4个大包、5个袋子去长途车站。车站在一个坡上,路上冰很厚,时不时有人摔倒。杨智超他们还在笑,没走几步自己也摔倒。

车站的人说,当天没车。女朋友提议坐火车,先去湖南怀化,再转火车去湖南的靖州。靖州县挨着黎平,可以坐大巴去黎平。杨智超通过朋友了解,黎平也没有去尚重镇的车。

两个人在长途车站附近找了家招待所,房间30元每天。刚住进去,赶上招待所的水管冻裂,老板去修;修好后很快又冻裂。那些日子招待所偶尔有冷水,几天下来,女朋友感冒了。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要在凯里困12天。

单身汉杨望生

贵州山区木房子连在一起,到冬天很容易着火,2007年底黎平县另一寨子就烧掉100多户。邵洞村火灾的肇事者是寨里外去打工回来的杨望生。

杨望生将近40,离婚差不多有10年了。他在回家路上和同伴杨开方说,打算把家里装修一下,再找个媳妇。他在夏天曾回寨相亲,回来晚,对方没等他又外出打工了。杨开方也是老光棍,今年32岁,下巴有点像赵本山,有一个可以拍视频的手机。

2007年农历8月底,杨望生去广东茂名打工,在工地做楼面,浇筑水泥。杨开方说,做楼面1个月到手差不多1500块。杨开方估计杨望生身上有3千块钱。回来前,杨望生花700多块买了个太阳能手机。

杨开方说,1月16日(腊月初九)那天,二人在茂名市上火车。次日将近6点到达湖南靖州县。二人转汽车,去黎平。杨开方说,当时路很滑,中午12点多到黎平。那时黎平被雪“埋”了,道上的雪有20多厘米厚。整个城市停电停水,蜡烛卖到7块钱一把。城里人都去挑井水,有的商铺用柴油和汽油发电。满大街的店铺都开始做给手机充电的生意,便宜的1小时4块,贵的7块。

两人在黎平困了两夜,到腊月12日傍晚,遇到从黎平去育洞的小车。当时车站不让发车,车主说你们先下车到街上等。车站放空车出来,在站外再接客人上车。晚21点,二人在育洞朋友家住一晚。1月19日早上10点多,有车去岑最,二人在岑最走雪厚冰滑的山路回寨子。中午到家,在白雪皑皑的田埂上遇到杨再锋。

这天,村里的蜡烛卖到一块多一支,比平时贵三四倍。

杨望生的房子靠着河边,2006年盖的,两层,40多平米一层,一套家庭影院,一张床。另外一间还没装修好。

外面一直传大火的起因是杨望生晚上点蜡烛不慎。据调查当晚是他二哥送杨望生回去睡觉,走前把蜡烛灭了。次日村民发现,从位置看杨望生是在床上被烧死的,脸微侧。大家推测他可能是在床上抽烟,烟头掉在地上导致的失火。杨开方说,杨望生每天都喝2杯酒,喝完酒脾气暴躁一点,但没有醉倒过,就是喝完酒爱抽烟,每天最少一包。

冰雪中的火烧连寨

腊月13(公历1月20日),杨再锋已歇工两三天。农闲季节,他和二弟做一些木料加工的活。邵洞村两旁山上都是木材。这几天,房顶上全是厚厚的积雪,白皑皑一片,房檐上接着10几厘米长的冰柱,村里堆的木头都冻在一起,根本没法分开。

家里没电,杨再锋一家三人烤烤火,晚上很早睡下。二姑娘睡1层,杨再锋夫妇睡2层。凌晨3点多,他老婆忽然醒来,摇醒杨再锋:“你快点起来听一下,外面在喊什么。”

杨再锋打开窗户,河边亮堂堂。下游靠河边那边一片火海,他以为是烧河对岸的房子,很慌,没找到手电,拿着打火机跑下楼。其实手电就放在门口。杨把女儿叫醒,拿了塑料桶跑出去。

跑到冰冻的路上,才发现着火是河这边。跑到火场,连着的3个房子已经烧完了,都是三层楼的新房子。

这时救火的只有十来个人,有的在敲别人家门叫人,有的在救火,男女都有。杨先去河边挑水,回来泼完水,喊消防泵在哪里。村里一共两台消防泵。有人跟他说哪有消防泵,消防泵拿到镇上修了,好长时间没拿回来。后来大家一块拆木板,这是这里救火的传统。侗寨的房子基本是木质结构,烧起来快,拆起来也快。

事后村民传如果有消防泵,至少可以保住山坡上的房子。

杨再锋的女儿和老婆也跟出去找他,找了一阵子没找到,只好回家。女儿说要不要先把家里东西搬出去。母亲说等你父亲回来再说。过了大约10分钟,杨再锋跑回家,叫老婆女儿收拾东西。女儿、老婆都哭了,杨再锋怒了,喊道:你们哭什么,还不赶紧搬东西。

杨的家也挨着河边,床和家具就从楼上扔下去,杨又把家里养的两头猪拖下去,怕混了,一个个割猪耳朵作记号,慌慌张张,还把一只猪耳朵割掉了,留了满地血。这时路上猪、人到处跑。有往外搬自己东西的,有趁火打劫的,有拆木板的。

最后一拨救火的帮助杨拆房子,保护谷仓。大多数人家的粮食都存在谷仓里,粮食烧了,吃饭和来年播种都成了大问题。谷仓在山坡顶上,离被烧掉的房子不到30米远。大火没一会儿就烧到杨再锋家,他养的小狗,还要回窝睡觉,被杨再锋一把拽住后腿抛下河。

家里几代传下的银饰嫁妆没有抢救出来,烧成一堆灰色的金属片。家酿的米酒烧掉了,沙发、床也都烧掉了。两头猪在,猪圈、谷仓还在,门虽然摔坏了,钉一钉,后来用在搭好的棚子上,比好些人家强许多。给老母亲提前预备的上好棺木,也完好无损。女儿把衣服救出不少,捎带着镜子,还留了几张照片。

有些人家还在外头打工,也有在榕江吃酒的,家里全部烧光,什么也没剩下。杨开方的家也烧光了。他一个人,把东西抢救到河边,等再拿东西回去,鞋和桶都被人拿走了,索性看着自己的家庭影院被烧化,拿起手机对着大火拍起短片来。

干部和“鬼师”

这天早上女儿管朋友借手机,跟大哥通了电话。

中午,女儿的姥姥送来一些饭菜,放在河边,人却不过来。女儿去河边取了饭菜,一家人勉强把饭打发了。依照当地习俗,外人不能进烧地,烧地的人也不能去别的寨子。当地人怕把灾火引过去。

当天上午,开始下雪,雪不大,一粒一粒的。村会计冻得受不了,就去姐姐家住。随后两天不时有雨夹雪,杨再锋一家围着火炉烤火,头发上、后背都凝了冰。第三晚,雪越下越凶,下了一整夜。一家人躲在谷仓下面。杨再锋本想搭个棚子,但被寨里的寨佬制止。按照习俗,烧地不能搭棚,必须等3天后鬼师做了法事,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腊月14(1月22日)早上9点半,镇干部赶到现场。村干部统计,一共102户,67幢房子,213.5间,547人无家可归。火场面积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当时村里没有信号,去镇上的山路全是冰雪。镇干部是坐了70里地车绕到岑最,再从岑最走冰雪山路进村。后来干部都是两人一起走冰雪山路,来回通报消息。

下午,全村的人到小学操场开会。镇干部组织讨论受灾情况和善后。18点左右,镇上有人来通知到岑最去搬运救灾物资。村民去岑最挑运物资,一直折腾到第二点凌晨1点多。

第二天县里干部下来。县长、副县长、民政局、安全监察局、县委宣传部、公安局、县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3个武警消防中队的。县长主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检讨为什么造成多户受灾。

村干部说,夜深,非常冷,不利因素,居住房子太密集,人员劳力外出打工还没回家,补救人员少。消防泵大约一个月内拿到镇上去修。镇书记说,会修的兵退伍了,新兵不会,当时有人下来看过,说没有配件,其他村的消防泵坏的也集中在镇上,10多个消防泵就在镇政府的1楼。村民说,消防泵3个月前就拿上去了。下午,讨论善后重建和防火线规划,村民代表也参加。14点开始发棉被和其他物资。一直到晚上。

村里的三名德高望重的寨佬出面,从岑最请来三位鬼师做法术。三个寨佬一个出纳,一个记帐,一个安排接待和煮饭。按照鬼师的要求。全寨为鬼师提供一头猪、一只公鸡、12把糯禾、6斤米酒,3条红布,两把剪刀。每户再出10块钱。1月24日(腊月17日),鬼师来上邵寨做法。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结束。

仪式开始,寨子有火的要熄灭。法师做一通法事。接着每家每户搞一个火把到离寨子一里地的河边去引新火。一户派一个代表去吃饭。每十几户人家提供两三斤肉,一户一斤大米。每家的代表必须把饭全部吃完。炊具必须过夜,第二天才许拿上来。

村委会墙上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一张是黎平县、镇及各村给邵洞村捐助的救灾资金共40493.60元。旁边是邵洞村上邵寨请鬼师各户集资的钱,总共是307户3205元。这笔钱请鬼师花去1685.20元,余下的钱注明用于修桥。

寨佬杨昌会还不太满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打算年后再请龙脉,因为寨民在山上乱建坟地,把龙脉破坏了。

杨再锋开始清理现场。他和女儿、妻子三人花一天时间搭了个四面围起来的大棚,用政府支援的篷布做围墙,亲戚给的树皮铺在房顶,把摔坏的床重新钉好。第二天又盖了一个四面透风的小棚做厨房,就靠着原来的灶后面。两天下来,买的钉子几乎用光。

“新媳妇”上门

从榕江有车去尚重。杨智超是从三弟那里听到的消息。火灾过后第4天,三弟从广东穿过广西坐卧铺巴士到榕江,给杨智超打电话。当时雪凝已经很严重,榕江也在停电。路上的积雪又厚。车要装上防滑链才能跑。小面包车后面,还要放些大石头增加重量,否则遇到陡坡就上不去。车在路上不能停,一停轮子就陷进雪里,打滑更走不了了。后来县长要下来慰问,村里组织村民去清山路。路上的冰有10几厘米厚,硬得连锄头都锄弯了。

天气总不见好。2月3日早上,杨智超和女友以及一个朋友去车站。售票员说要等一下看,他和女友回招待所,让朋友在那里等。9点左右,朋友电话说买到了当天去榕江的票。

这趟车总共有30辆班车,到中午12点装满人,才出发。因为雪灾,前头有交通大队的人领队。车到榕江时大约在下午四点多。幸运地是,其中一个班车的司机是尚重镇人。他也要回家。

俩人又搭这班车走,晚9点半左右到达榕江县北端的岑最镇。这里沿着山泉,逆流而上,平时大约1小时可以直接到邵洞村。

杨智超在岑最镇买了手电,借到棍子和绳子挑行李。同时赶路的还有两个人,一共4人沿着山路向家走。路上要过一条小溪,溪上点着一溜石头,算是桥。杨智超过桥,拖着的行李包在肩上晃来晃去,一不小心,一只脚踩到溪里,河里没有冰,但冷得刺骨。放下行李,杨智超还要回头,扶着女友过河。

山间小路上还有一层厚厚的积雪,踩下去,几乎到脚面。杨智超穿着旅游鞋,雪从鞋面的丝网里渗进去,到家时,袜子都湿透了。他的女友更惨。此前杨智超劝过她几次,她还是把旅游鞋放在凯里,穿高跟鞋出来。

走在路上,有个包从棍子上掉到沟里,路很窄,杨智超的挑子没有地方放,让女友下河去捡,不小心摔了下去,还好没事。

一路上,女友拎着3个袋子,里面装着衣服,其他的包和袋子都由杨智超挑着。女友手里拿着手电,在后面给他照路。女友忽然哭了,说脚太疼,又怪杨智超,明明说1小时就到了,为什么走那么久还没到。杨智超和同路的人过来劝她,说马上到了,慢慢走就好。她哭了一阵说没有事,几个人继续赶路。

3个多小时过去,几个人终于走到上邵寨。杨智超看到本来立着房子的寨子忽然变得空荡荡的,心里很凄凉。

当晚,三弟在别人家打游击睡,二妹把没有烧掉的谷仓让出来给大哥和准大嫂,自己去棚里和母亲同睡。

父亲杨再锋在谷仓下立起几块木板挡风,就地睡下。

劳尔·卡斯特罗的选择

星期一, 三月 3rd, 2008

TARAS案:憋了好几天,把维基百科上古巴的资料都看烦了,凑出这么个东西。目的是为了挣点稿费,但这件事情我想我尽力了。至于结果好坏,由他吧,毕竟拉美政治有太多不懂的。

总司令只有一个

劳尔·卡斯特罗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弟弟。但是劳尔不叫菲德尔哥哥,而是叫总司令,有时候也叫司令官菲德尔。

即使2月18日,菲德尔写信告诉全古巴的人民自己不再寻求也不再接受司令官的职位以后,在2月24日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就职演说时,还是叫他哥哥总司令。他说,古巴革命的总司令只有一个:菲德尔就是菲德尔,我们都清楚这一点。菲德尔是不可替代的,而后来的人会继承他的使命,即使他人已经不在其位。

劳尔生于1931年,菲德尔生于1926年。劳尔比菲德尔小5岁。菲德尔在大学学法律,劳尔学习社会学科。两个人曾经都被学校开除过。

在菲德尔和富家小姐谈恋爱,想竞选议员的时候,劳尔参加了社会主义者的学生团体,他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在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全世界的共产党员握手,毛泽东率领中国的共产党刚刚统一了一个人口是古巴几十倍,面积赶上美国的国家。而在古巴,一切都是乱糟糟,几个政客明争暗斗,靠共产党起家的巴蒂斯塔竟然解散议会,终止大选。

1953年,卡斯特罗兄弟及同伙袭击了政府军,从那个时候起菲德尔成为劳尔的司令。袭击失败,两个人一起蹲监狱。

2年后,司令官卡斯特罗带着弟弟卡斯特罗去墨西哥。在那里成立了反巴蒂斯塔的组织“7·26运动”。这期间劳尔·卡斯特罗曾经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旅行考察,但是他没能和斯大林握手。

在墨西哥城,劳尔·卡斯特罗遇到了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司令官菲德尔。他还和一个克格勃的代理人尼古莱·来奥诺夫搭上了关系。后者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苏联的拉美政策专家。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一名议员。他是普京的好朋友。劳尔还在墨西哥城找到了爱情。女友Vilma Espín是麻省理工大学学化工的高材生,为古巴革命做联络员。她的爸爸是一个律师,古巴人。专门为世界上最大的朗姆酒私人生产商Bacardi服务。

1956年,劳尔和总司令一起乘坐格拉玛号打回老家。经过2年的游击战,他们成功了。1959年1月,劳尔和总司令一起进入哈瓦那,那一年他28岁,总司令33岁。当月,劳尔和女友结了婚。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有了4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从政,成为古巴性教育国家中心的负责人。

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从那时候起,总司令卡斯特罗开始留络腮胡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要等哪天革命胜利了才把胡子剃光。但是劳尔没有这么做,他只留了嘴上唇的胡子。

卡斯特罗解放古巴后的日子并不好过。最初总司令并不喜欢苏联,他喜欢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赫鲁晓夫。但是劳尔帮助总司令建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革命者被逮捕,遣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受到大清洗。

菲德尔不喜欢列宁式共产党的独裁和大清洗,但是他喜欢社会主义,喜欢世界革命,喜欢让所有的古巴人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这些主张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医生。

解放以后的古巴共和国并不安宁。美国很快和古巴绝交,肯尼迪上台就搞了猪猡湾事件,接着是古巴导弹危机。在加勒比海,在拉丁美洲世界,古巴成了极少的一个被夹在冷战地缘线上的国家。和中东那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样,古巴选择了苏联。总司令菲德尔选择了共产党。古巴需要进口能源,需要出口蔗糖。菲德尔需要有人跟美国人尤其是和美国中情局叫板。他意识到自己领导的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

在菲德尔领导下的古巴,选择坚决支持莫斯科,哪怕得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以及和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的毛泽东。

若干年后,菲德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选择表示了后悔。

劳尔开始筹建古巴共产党。1965年古巴共产党成立,劳尔成为共产党政治局第二书记,地位仅次于他的哥哥。3年后成功成为古巴官方唯一认可的政治党派。其他党派的一切活动都被视为反革命处理。

可是,那时候劳尔的手下只有5万党众,是全世界共产党执政国家中,古巴共产党占人口比例最少,只有0.7%。

他的妻子Vilma Espín从1960年起就出任古巴妇联主席,直到去世。

1975年,古巴的政治架构进行大调整,原先的国家总理职位也取消,代之为部长会议主席。国家政治的最高机构为人民权力代表大会,拥有修订宪法和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最高职位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同一时期,古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像瘟疫一样扩散,终于使共产党成为全民党。

从那时起,劳尔一直担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直到2006年7月31日。

权力交接的过程

2006年7月31日,也是菲德尔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的第4天,他的秘书曾在国家电视台向全国广播宣布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劳尔·卡斯特罗,由其代理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移交权力的依据是1992年古巴宪法的第94条。一旦国家委员会主席因病或死亡而缺位,那么第一副主席代替执行主席职责。

次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上发表整版公开信。而在2008年2月的公开信中,菲德尔表示由于健康原因,他在2006年已经不想再出来担任职务,但是由于劳尔等人的一再要求,他才勉强出山。

劳尔的代理工作持续了1年半,直到5年一轮的国家人民权力代表大会代表重新选举。

新一轮大选在2008年1月20日进行,劳尔在自己的选区获得98%的选票,而总司令在自己的选区获得了99%以上的选票。

2月24日,劳尔·卡斯特罗被正式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在6天以前,既2月18日,他的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一封公开信。文中称,他不再渴望也不再接受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这意味着,劳尔·卡斯特罗将很快拿到政、军两套班子的头把交椅。而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将坚守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位子上,直到死亡。这是1100万古巴人自1959年古巴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国家领袖。

这时劳尔的年龄已经将近77岁,他的妻子已经在1年前去世。

革命还要继续?

1991年苏联解体,原有的冷战体系瓦解。古巴面临的不仅仅是重新寻找在国际体系中的新位置问题,还要面对突然消失的石油供给与100万吨的蔗糖订单。古巴80%的出口,相当于80年代21%的GNP突然消失。而每年古巴的蔗糖产量总共有800万吨。对于总司令来说,他必须思考的是,持续几十年的革命是否要停止,还是进入下一轮?如果古巴同胞没有如愿以偿地过上好日子,历史会不会判卡斯特罗无罪?这个问题,菲德尔并未能给出满意答案,也因为聚集在他身上的革命光环太沉重,他无法实施。而一切只能等到劳尔和未来的继任者采取行动。劳尔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政治、经济和人口问题都很严重,而同时,劳尔会发现老的政策以及工具将不再发挥效用。而他所能做的,和他在2月28日的演讲中提到的一样,尽量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效率。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此后几年,被古巴政府称为“特殊时期”。而在21世纪初,当菲德尔自豪地宣布特殊时期的困难被胜利客服的时候,古巴又很快遇到70年以来最严重一次糖类作物减产。这直接导致古巴人民无法指望在2009年恢复到1989年的生活水平。

同时,具有反革命意识形态的各种思潮开始复苏。在2002年,非政府组织Varela Project策划了11000人的签名呼吁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事实上,一旦革命的梦醒,隐藏在地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隐患将全面爆发。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像冷战时期的年轻人一样容易被革命话语征服。新一代年轻人渴望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个性表达,对个体生存情况的关注。古巴的黑人群体,生活在最为落后贫困的地区,一直是平等社会的受益者和社会犯罪率的贡献者,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系统是他们支持卡斯特罗的主要原因。但是,站国家半数的黑人群体在现行的国家政体中并没有足够的代言人。在苏联解体以后,古巴适度开始私有化运动,缩减福利的同时开拓市场,刺激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

除此外,随着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降低,古巴将在未来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老人增多,而年轻劳动力供给却缩水。国家将面临无法负担老年人福利的局面。

最让他担心的,还不是民主化运动,毕竟民间力量控制的资源以及活动能力都太差。更容易出现的反倒是军事政变。

劳尔的选择

劳尔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无法替代后者作为国家的指引者,不具有振臂一呼的领袖气质。所以除非菲德尔去世,否则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位置无人可以取代。而反过来说,卡斯特罗的离去意味着强人统治的终结,集权社会向后集权社会的转型。前者将使新政府缺乏凝聚人心的魅力,后者将可能让社会解体。

没有菲德尔的支持,劳尔将如何收拾古巴的烂摊子。将是他最大的难题。2007年7月26日,劳尔曾经在对大学生演讲中透露政府所面临的困难。那时候政府在为进口牛奶和鸡肉的问题绞尽脑汁。那次演讲被西方世界解读为劳尔将会深入改革的信号。

在西方世界将劳尔解读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乃至古巴的邓小平时,劳尔特意在2008年2月任命Machado Ventura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后者不仅仅是参加过“7·26”运动,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还是保守派骨灰级的人物。

而且在就职演讲中,劳尔特意提到去年的演讲被严重误读了。事实上,在古巴官方网站上,去年的演讲内容已经被删除。

毫无疑问,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帮助劳尔政府合法化。这是菲德尔和劳尔两兄弟几年来访问中国发展中古友谊的根本原因。西方研究者也普遍认为古巴期望能够实现中国式的经济增长。

古巴也的确面临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遏制腐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可以提供相应的经验。

但问题是,没有冷战框架,没有具体的利益交换,中国又如何能抵得上当年的苏联,给与古巴足够的支持?

2月26日,中国领导人胡温向劳尔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向在劳尔主席和古巴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古巴人民将继续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毫无疑问,过去的伟大事业属于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历史的审判将取决于劳尔的选择。其实,劳尔的选择并不多。

Message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星期日, 三月 2nd, 2008

http://granma.cu/ingles/2008/febrero/mar19/mensaje-i.html

Dear compatriots:

Last Friday, February 15, I promised you that in my next reflection I would deal with an issue of interest to many compatriots. Thus, this now is rather a message.

Fidel Castro RuzThe moment has come to nominate and elect the State Council, its President, its Vice-Presidents and Secretary.

For many years I have occupied the honorable position of President. On February 15, 1976 the Socialist Constitution was approved with the free, direct and secret vote of over 95% of the people with the right to cast a vote. The first National Assembly was established on December 2nd that same year; this elected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presidency. Before that, I had been a Prime Minister for almost 18 years. I always had the necessary prerogatives to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work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ere were those overseas who, aware of my critical health condition, thought that my provisional resignation, on July 31, 2006, to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which I left to First Vice-President Raul Castro Ruz, was final. But Raul, who is also minister of the Armed Forces on account of his own personal merits, and the other comrades of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were unwilling to consider me out of public life despite my unstable health condition.

It was an uncomfortable situation for me vis-à-vis an adversary which had done everything possible to get rid of me, and I felt reluctant to comply.

Later, in my necessary retreat, I was able to recover the full command of my mind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for much reading and meditation. I had enough physical strength to write for many hours, which I sh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ehabilitation and recovery programs. Basic common sense indicated that such activity was within my reach. On the other hand, when referring to my health I was extremely careful to avoid raising expectations since I felt that an adverse ending would bring traumatic news to our people in the midst of the battle. Thus, my first duty was to prepare our people both polit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for my absence after so many years of struggle. I kept saying that my recovery "was not without risks."

My wishes have always been to discharge my duties to my last breath. That’s all I can offer.

To my dearest compatriots, who have recently honored me so much by electing me a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where so many agreements should be adopted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destiny of our Revolution, I am saying that I will neither aspire to nor accept, I repeat, I will neither aspire to nor accept the positions of Presid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Commander in Chief.

In short letters addressed to Randy Alonso, Director of the Round Table National TV Program, –letters which at my request were made public– I discreetly introduced elements of this message I am writing today, when not even the addressee of such letters was aware of my intention. I trusted Randy, whom I knew very well from his days as a student of Journalism. In those days I met almost on a weekly basis with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rovinces at the library of the large house in Kohly where they lived. Today, the entire country is an immense University.

Following are some paragraphs chosen from the letter addressed to Randy on December 17, 2007: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answers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ing Cuban society, which has, as an average, a twelfth grade of education, almost a million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a real possibility for all its citizens to become educated without their being in any way discriminated against, require more variables for each concrete problem than those contained in a chess game. We cannot ignore one single detail; this is not an easy path to take, if the intelligence of a human being in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is to prevail over instinct.

"My elemental duty is not to cling to positions, much less to stand in the way of younger persons, but rather to contribute my own experience and ideas whose modest value comes from the exceptional era that I had the privilege of living in.

"Like Niemeyer, I believe that one has to be consistent right up to the end."

Letter from January 8, 2008:

"…I am a firm supporter of the united vote (a principle that preserves the unknown merits), which allowed us to avoid the tendency to copy what came to us from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cialist bloc, including the portrait of the one candidate, as singular as his solidarity towards Cuba. I deeply respect that first attempt at building socialism, thanks to which we were able to continue along the path we had chosen."

And I reiterated in that letter that "…I never forget that ‘all of the world’s glory fits in a kernel of corn."

Therefore, it would be a betrayal to my conscience to accept a responsibility requiring more mobility and dedication than I am physically able to offer. This I say devoid of all drama.

Fortunately, our Revolution can still count on cadres from the old guard and others who were very you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rocess. Some were very young, almost children, when they joined the fight on the mountains and later they have given glory to the country with their heroic performance and their internationalist missions. They have the authority and the experience to guarantee the replacement. There is also the intermediate generation which learned together with us the basics of the complex and almost unattainable art of organizing and leading a revolution.

The path will always be difficult and require from everyone’s intelligent effort. I distrust the seemingly easy path of apologetics or its antithesis the self-flagellation. We should always b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variable. The principle of being as prudent in success as steady in adversity cannot be forgotten. The adversary to be defeated is extremely strong; however,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it at bay for half a century.

This is not my farewell to you. My only wish is to fight as a soldier in the battle of ideas. I shall continue to write under the heading of ‘Reflections by comrade Fidel.’ It will be just another weapon you can count on. Perhaps my voice will be heard. I shall be careful.

Thanks.

Fidel Castro Ruz

February 18, 2008

5:30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