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AS案：若有机会给酒吧或咖啡馆起名字，我会起锚或者，晚安，锚。一艘船上有很多必须的组成部件，所有的都是为了让船前行，除了锚。它该是一艘船上多孤僻的部件啊。
晚安，锚
一切交给你，寂静的河流交给你
皎洁的月光交给你
河床游玩的夜行者交给你
晚安，锚
今夜我想休息，不想前行
请与我安宁，请让河水做我的摇篮
请让他们安静 让流星悄悄地划到我身后去
晚安，锚
风帆要抹平它额头的皱纹，
水手已经钻进了酒桶
舵晃啊晃的，它没有方向
晚安，锚
唯一阻止我前行的兄弟
今夜一切交给你
我睡了，晚安
西海经行记：伊斯坦布尔的灵魂
伊斯坦布尔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
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文/研究员 Taras]
按我的理解，《我的名字叫红》讲了文明碰撞给人带来巨大难题的故事。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宏大的主题，关乎跨文化交流。在小说里，法兰克人的透视画法，无时不刻不在冲击着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细密画家们。他们无法坦然吸收消化，反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此前，面对来自远东中国的文明、波斯古国的精神财富，他们尚能坦然吸收。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却更像灾难，让自己完全失去在世界的位置感，不知所措。这个过程中，有的艺术家选择效仿，有的选择抵制，有的选择漠视，追溯所谓的传统幻象。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在人的层面的。主人公黑和其童年恋人的情爱故事，关乎个人幸福的，它其实是人的生活的故事，与意识形态，与文明的碰撞、胜负无关。依照这个逻辑，小说里的艺术家都被描写成凡人，都有个人的性格、弱点，包括贪婪、触犯伊斯兰禁忌的性爱方式等等。
生活的两条线，一经，一纬。正因为有两条线，小说才交织出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细密画。而且，两条线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相互冲击，也推动了他的半理性半神经质的行动，譬如谋杀。这是我觉得作者高明的地方。
假如拿显微镜去伊斯兰文明史中的中东世界，我想，其实跟其他世界的一样，那时候的穆斯林也是凡人，是活的，有声色犬马，有悲欢离愁的故事可看。那里面都是人的好奇心、贪婪、脆弱、仇恨等等要素。这些要素几千年来在各个文明的范畴内重复着，亘古不变。宗教之伟大，就在于它认识到凡人千古不变，且普世存在的人性所在，所以一种伟大的宗教才可以
在极远之地，完全陌生的土地里生根、发芽，并保持千年后依然有无数信徒。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方才渐次向整个世界推送他们的文明。而那之前，中东是链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霸占着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巨大贸易通道。那时候，阿拉伯人、波斯人是文明的推进者。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改革世界文明的能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原教旨主义的根源在于对未来的绝望。而那个年代，他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那些饱受战争瘟疫困扰的西方人才是。
伊斯坦布尔是那个时代的坐标点。无论近东还是远东，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最近的异域文明中心。它与欧洲的交流最深，曾一直以竞争者的角色出现，并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这个当然可以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关注文明碰撞的理由。更为现实的因素则是，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虽然作者显然沮丧非常（在小说结尾细密画家橄榄承认对透视画法的效仿是失败的，因为很难将人家几百年的成果一蹴而就地“拿来主义”），但小说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立场：既然不面对不交流，便只有衰败消亡。而非理性地走向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更是毫无出路可言。
理解这个，就可以意识到当年的伊斯坦布尔是多么的无奈了。我相信，帕慕克在其脑海里，一定无数次用Google Earth俯视16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上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所生活的现代伊斯坦布尔城市中隐藏的种种奇幻与沉寂。他会意识到这貌似繁荣的文明中心，因为外来的冲击，必然引发一场不可避免的腥风血雨，引来城市的衰落。快乐不再，希望不再，但这又是城市为了生存，为了进步所不得不牺牲的代价。那么，一定有一个问题让帕慕克终生不安，并因此成为他创作文学的核心动力：伊斯坦布尔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是否还在。
（《我的名字叫红》，奥尔罕•柏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8 月出版。）
星巴克从故宫搬出去了。故宫是个美人，星巴克是个癞汉，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芮成钢看美人嫁了个洋癞汉，有意见，要求洋癞汉离婚。理由是，中国美人太美了，你太癞了。你们不合适。
芮成钢称星巴克是癞汉，这点没什么可以讨论的，个人观点，也无不可。如其所说，他想强调的，是故宫自身应当有文化内核，这个内核要受尊重。问题是，是谁促成的这一婚姻？把美人嫁给癞汉的，不是故宫的管理者么？
假如说这件事情有责任，那么第一责任人应当是那些本应承担维护本土文化的人。星巴克是卖咖啡的，凭什么让它负这个责任。
我不明白芮成钢为什么自始至终不提这事。
芮高喊，你们觉得星巴克很帅么，其实他在西方特不招人待见，所以星巴克得跟故宫离 婚。看新闻，婚已经离了，问题这种离婚方式不知道是哪国文明人干的。已经承诺的事情，就要有担待，这才是做人的准则。让星巴克离婚，至少要对故宫的管理者 有个说法，也勉强算个交代，否则，算什么文明人。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伊朗因地缘政治成为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阿拉伯世界推动的石油危机，令伊朗从中获取暴利。以上两大因素的贡献，伊朗在1972年至1979年之间，年均GDP发展均保持在10%上下，1976年甚至超过了15%。
在这一背景下，国王巴列维开始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目标在于让伊朗成为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一改革的成效是看得见的。
70年代的德黑兰，处处在施工，沿用西方理念设计的新型高楼叠起，股市热闹非凡。年轻人在听西方流行音乐，准备托福，为去美国留学做准备。那时候的伊朗人在欧洲是贵宾，是来旅行度假的有钱人。
然而，国际环境的天时地利让伊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其迅速崩溃，因为这场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且借助西方力量的，所以缺乏人和，缺乏国人对利益分配，文明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共识。虽然巴列维国王也采取白色革命等措施，期望让这个国家的穷人受益，但效果甚微。权力的不平等，导致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国家改革所得的好处缺乏适当分配的渠道，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于是巴列维政府也许不得不过分依赖美国而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利益，但却让自己摆在了民族的对立面。如果伊朗当时没有2万美国人渗透在伊朗的各个部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巴列维国王自己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国王政权的合法性，其权力来源来自贵族，来自认同君主制或从中获得合法性地位与利益的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掌握国家资源的权力机构，也是改革的执行者。他们是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发财的人，却绝对不是最期望改革的人。改革会让推动改革者下台，而是否已经有足够强大的新生力量继续推动改革？如何从经济改革转型到政治改革，从国王专制，皇亲贵戚掌握国家资源到实现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法治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时间表？
国际社会的动荡也非巴列维国王本身可控。1970年代整个中东就是美苏较量的漩涡。伊朗开罪不了苏联。伊朗北部阿塞拜疆问题背后是共产党，是苏联，但同时也涉及到民族感情、民粹等问题。另一方面，伊朗的安全由美国保障，国家经济支柱的石油产业是与美国人合股经营，又由美国技术人员掌控上游下游的各个领域。这里又存在问题，一方面要发展，要在冷战格局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让国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穆斯林主体去理解伊朗、以色列、美国的同盟关系。
国内、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已经超越了巴列维国王及其团队的能力与智慧。国王后来发现，改革必须依赖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共识，时机以过。他已经不能让人民相信，这场改革将解放他们的权利。于是，1979年，情况终于失控，先是军队镇压，后来军队都开始倒戈，巴列维国王被驱逐出境随后，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博弈。最终，伊朗选择了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选择国有化为国家经济形式。也许是伊朗人对“公正”的渴求已经高到失控的地步，连熟读马列的左派共产党们都被穿长袍的教士打得落花流水。
政治动荡，外加两伊战争的消耗，让伊朗在整个80年代GDP几乎都是负增长。伊朗人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大足以让城区百姓怀念当初腐败的巴列维王朝了。
以上，是你在读《我在伊朗长大》时所需要了解的背景知识。
玛赞•莎塔碧是在伊朗长大的女画家，《我在伊朗长大》是她以亲身经历画的漫画。1979年，玛赞•莎塔碧不过10岁左右，随后她和她家庭经历了伊朗历史上那段最动荡、最不幸也最他妈无聊的年代。这让她和王二和方枪枪等喝毛主席的奶成长起来的我国青少年儿童一样，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想一想，历史的大变革就那么突如其来的改变了10岁小姑娘的命运，不断地挤压她的生命。她比生活在和平国家里的孩子要面临更多扭曲的现实，忽然她的叔叔死去，忽然她的同学的父亲死去，忽然她要戴着盖头，忽然她和同学开派对要进监狱，忽然学校教育他们要说谎，要抑制自己的个性。他妈的，该死的政治就这么扭曲着伊朗青少年的心灵。而她就是在这样环境里经历了青春期，转学N次失败后，独自去奥地利留学，还谈了几次恋爱。没有人一出生就知道生命的答案，小玛赞只能在成长中不断选择，不断反思以获得对生命、对世界的看法。所以，玛赞诚实地告诉我们，她有时候活得很保尔•柯察金，很虎胆龙威，怒海狂花，但有时候也困惑、迷茫，胆怯、逃避，也曾经走在寻找加州酒店的路上。反正，她就那么长大了，而且当了个画家。
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玛赞•莎塔碧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好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皇家贵族。这一背景让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机会去想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而且不用那么务实，而且可以受一些良好的教育，过一个体面人的生活，可以享受到一家人开车到德黑兰外面去郊游的快乐。这是天大的幸事。好的家庭和好家庭教育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维持拥有并坚持自己标准不像畸形社会屈服的基本保障。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本书？玛赞•莎塔碧说，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他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为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这些人就是那些在政治动荡中不屈服命运的人。他们的闪光点在人性。玛赞•莎塔碧也是一样，艺术家根上说，也是一帮对人文价值、对人应当怎么活着才对这样的命题特别较真的人。她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用句俗话说，她画了一个讲人性的故事，特深刻。王二在文攻武斗中长大，方枪枪喝毛主席的奶长大，玛赞•莎塔碧在伊朗的革命、卫国战争、伊朗式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和前两者相比，玛赞是个女孩，而且有机会受好的教育，这是她的幸事。
我住在HAMRA
贝鲁特的北面是红灯区，南面是难民营。城市分东西两区，西贝鲁特是穆斯林的地盘，东贝鲁特是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地盘。等到圣诞节，从山上的圣母玛丽亚像脚下，到地中海，有一半城市灯火辉煌，而另一半则幽静昏暗。
我住在西贝鲁特，偏北，一条叫 Hamra 的街上。在西班牙，有一座城堡跟它同名。有一次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我看到弗朗西斯卡手里拿着一本书，叫HAMRA STREET，那是一本爱情小说，据说时间是在60年代。弗朗西斯卡是我同公寓的女孩，她会做意大利式的煎肉，要放奶酪片。回国后我曾试着做过一次，结果是第二天拉肚子。
HAMRA和海岸线平行，靠海那侧是中东最著名的一座学府——贝鲁特美国大学，是19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办的。学校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快餐店、学生公寓等等。有一个麦当劳，门口站着俩军人，手拿AK47，走进去，会有人请你打开书包，即便你是黄种人也不能免。
学校正对着一家杂货店，老板会说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不过他会很热情地教你用阿拉伯语买东西。
街上最贵的餐馆是日式的，其次是一个中式快餐馆。在那里我头一次见到阿拉伯人拿酱油和着米饭吃，后来在手头紧巴巴的日子里，我也曾那么干过。味道可不怎么样。对，还有两家银行。里面有个大眼睛姑娘，睫毛长得吓人。她可能是腓尼基人、也可能是贝都因人或古叙利亚人的后裔，也可能是混血儿。
街上还有两家书店，一家有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书，另一家专卖旧书，他家有非常漂亮阿拉伯画册。老板是个老头，在靠门的地方摆张木桌子，我总见他坐在那里，有时候会有人陪他聊天。贝鲁特的报纸报道过他，大意忘了，我就记得他想让我以每张25美元的价格去买那些老贝鲁特的老印刷海报。
所谓老贝鲁特，是指50、60年代，那时候贝鲁特还没打内战，还是中东的金融和信息中心，同时还是沙特王子、各国酋长或本•拉登这样的阔少度假的地方。那时候，贝鲁特叫东方巴黎。
有次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两个人当年就是在贝鲁特相识，那是40年以前。他们说，那时候HAMRA到处是酒吧，咖啡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回忆，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过来念书。
可是今天的HAMRA还没有从黎巴嫩内战中缓过劲来。现在，我住的楼对面就是废墟，钢筋外露，墙上是弹孔。那是20年前内战留下的痕迹。楼里的人要么跑了，要么死了。于是也没人过来管它们。这是私有财产，主人不在，100年都没人去碰它们。
唯一让人联想到战前的，是两个亮着红色灯泡的妓院。门口坐着个老太太，扎着头巾，样子很凶。我不知道40年前，她们是不是这里的“金鸡”，跟沙特王子们过过几天快活日子。
事实上，这里发生的战争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战争在HAMRA等于导弹袭击、游击队偶尔的冲突，等于汽车爆炸、食品短缺、绑架勒索以及没完没了的停电。战争虽然结束，但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在HAMRA大街还看过一次游行，是附近几个大学的学生搞的。那是某一天晚上，满大街都被长串的宝马、奔驰堵上了。车里的人时不时下来跟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握一下手，一些人挥着某种怪模怪样的旗子（后来知道是一个支持叙利亚与黎巴嫩合并的党派。），他们高喊叙利亚，叙利亚。几天前，反对叙利亚的大游行，刚刚在市中心举行。
在HAMRA的拐角有一个网吧，有一次我在里面上网，看到墙上电视里在放AL-MONNAR的节目，是黑白色的纪录片，讲英勇无比的阿拉伯士兵与以色列作战的故事。这家电视台去年夏天被以色列炸了。因为它是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电视台，号称全世界有百万观众，而且租用着美国的卫星。于是，我知道那个网吧是真主党的地盘，可我还是经常去，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去那儿上网，即使美国在对真主党封锁。
有时候，街上会看到脖子上缠着围巾的年轻人，围巾和阿拉法特带脑袋顶上那种是一样的。这些年轻人是巴勒斯坦人。又有时候，街上会有穿着黑色灯笼裤，戴着小盖帽的人，他们是德鲁兹教派的人。这个教派据说是一千多年以前从伊斯兰教分化出来，受到迫害，逃到黎巴嫩的。还有，据说前总理哈里里被汽车炸弹炸碎的时候，HAMRA大街的橱窗全部震碎了。于是大家只好在没有玻璃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抽水烟。
整个黎巴嫩就是个奇怪的地方，几千年来都是，最早它是地中海腓尼基人和两河流域亚述人掐架的地方，后来是希腊和波斯世界的边缘，再往后，罗马人统一欧洲和地中海世界让它有过几百年的辉煌，而到了中世纪，这里成了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的前哨，所以在黎巴嫩南部纯粹的穆斯林城市里确有十字军留下的城堡。我甚至还认识一个蒙古人在当地留下的后裔。在现代，黎巴嫩从来都受中东格局的变迁而不能自主，巴以冲突会引发这里的内乱，内乱中，居民又按照基督教、伊斯兰教、德鲁兹教或者其他什么分派。彼此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就相互厮杀。而和平时期，又没人在乎你的宗教。
总之，7000年来，黎巴嫩承受着文明的交流与冲突，交流让黎巴嫩兴起，而冲突让它毁灭。7000年来莫不如是。所以，黎巴嫩从来都是文明的交界处，今天依然如是。不信你就到HAMRA去看看，几千年文明的兴衰，其实也萎缩在这条街上。巧得很，这个阿语词翻译成中文就是“红”。
TARAS案：做这个稿子，不是针对一个著名作家，或者某个人，而是针对一群人。
这群人就是指，利用文化差异，利用国人的某些脆弱的 心理进行欺骗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如此简单，如此容易核实的一个东西，居然忽悠了若干媒体，别的媒体我不想点名，我就点《新京报》的名，为什么，因为我在 乎这家报纸，我有兄弟姐妹在这家报纸，我尊敬他们，所以我坚持要说，你们不该！
这几天，新京报做了后续报道，采访了上海一个英语系的学者，和北大的教授。一个反对，一个支持。这种做法，貌似公正，但却有些让人叹气。 胡教授说的内容已经足以对整个事情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你那个貌似平衡不觉得牵强么，非要找人咬文嚼字说这是个奖，不是个奖，这种报道，不显得狭隘而头脑简 单么？
关键在于，这个奖有价值么，价值在哪里呢？而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就应该去质疑操作者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事情小，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说明了在今天，我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判别能力实际上是多么的差，这里媒体有责任，太有责任了！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西安翻译学院的事情就出不来，其他的，诸如此类的克莱登大学的事情就出不来。
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给素不相识的中国作家发了一个感谢状；
随之，这封感谢状被说成是一个国际大奖
★ 本刊记者/何忠洲 秦轩
近来，作家张炜获得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AAPI)“杰出成就奖”的消息在媒体传开。
尽管当事人张炜似乎蒙在鼓里，认为获奖“确有其事，只不过可能颁奖方有不周到、不严密的地方”。但是，本刊的调查表明，“确有其事”的证据、张炜所收到的“获奖通知”，不过是一封感谢状。
一封感谢状，经过怎样的信息传播，就演变成了一个国际性大奖，直至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大奖“变脸”
张炜收到“获奖通知”是在“五月底，六月初”，“当时一个美国的越洋电话，几番周折找到我，说是我获得一个大奖，要我去领奖，随即通知就过来了。”
张炜回忆说，在和那个自称为AAPI主事者助手的通话中，“他要我去领奖，但是我告诉他没有时间，而且如果是官方授予的奖项，那么我希望他们通过官方的渠道授予我。”
在随后上传到网上、被说成是“获奖证书”的这个“通知”，落款是“Howard H. Li(即霍华德·李，其中文名是李学海)”，时间是2007年4月30日。张炜说，邮戳也清楚的表明，这封挂号信来自美国。
张炜说，他当时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确实有一个叫做“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的机构，而且也确实在颁发奖项。而他获奖的消息也已经出来了，“我看到美国侨报和美国网络电视的相关报道了”。
不过，接到通知的张炜并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而是将其“上交了组织”。
没过两天，他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的电话。
这正是张炜新作《刺猬歌》的发行宣传期。出版方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潘凯雄告诉本刊，“我一开始就盯着这本书了，所以他一写完我们就签约了，首印20万册。”潘原来是做文学评论的，和张“有着二十多年的老交情”。
潘的电话直截了当，“我听说你获得美国的一个大奖，能不能发给我看看？”
张炜于是用相机将“通知”照了下来，传给了潘凯雄。潘收到后，将其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宋强。宋强告诉本刊，他随即将其附在《刺猬歌》的新闻通稿后面，发给了数十家网络和纸质媒体。
“随即有些媒体发出了稿子，基本就是我们写的新闻稿，有的只是稍微作了一下调整。那张图片也被一些网络媒体贴了出来。”在被贴出来的这张图片说明里，明确地被写成“获奖证书”。
正是这个“获奖证书”遭到了质疑。
某论坛转载的一个帖子非常明确地指出：张炜“伪造在美国获奖的假新闻，通过假新闻的轰动效应，为他的新书促销。”理由是这个获奖证书无论是语言还是格式，都是极为“蹩脚的造假”。而发奖的机构——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的身份也遭到质疑。
帖子一时极为引人注目。在帖子刚出来的第二天，本刊记者采访几位与此无关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即纷纷表示已经看到，“搞不清真假。”而张炜，这位在今年 2月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用大定力对付浮躁的时代”的著名作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气愤难平”。
“那种对社会的不满与发泄，怎么会落到我头上？”他辩解说，“那个奖对我有什么用，而且我还用得着国外什么机构的承认吗？”
他告诉记者，他获过不下50个奖。80年代的成名作《古船》更是曾被海外评为“华语文学百年百强”，在国内也曾被评为“世界华人百年百优”。“除了一个茅盾文学奖，文学上的这些最高奖赏，我都已经拿到了。”
而且，他的新书《刺猬歌》首印20万，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版税，这20万首印的版税他已经稳拿，他个人并无促销新书的必要。
但是，对通知的上网，他有些耿耿于怀,“我传过去只是给他看看，没跟我说要上网。”他再三向记者强调：“不要采访我，我一说话就怕伤害朋友”。
获奖疑云
张炜本人没有必要促销新书，不意味着出版方也没有。潘凯雄告诉记者，20万的发行，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是很大一个压力。尽管“这是张炜继《古船》后 最具冲击力和突破性的一部新长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足够的市场空间”，但是，他否认出版社在张炜“杰出成就奖”的获得上有什么操作。他告诉本刊，他得知张 炜获奖的消息后觉得是一个宣传机会，于是就找张炜要了“获奖证书”。双方所依撑的消息源是一样的：《侨报》和美国网络电视。
而本刊记者的调查发现，事实上，英语世界几乎没有关于张炜获奖的报道。通过Google检索关键词，所有关于张炜获奖的报道都来自中文媒体，美国英文主流媒体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的任何报道。而国内有媒体曾经报道说，张炜获奖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就此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就是《侨报》和美国网络电视也是由华裔、华人创办的中文媒体。不过，记者只在美国网络电视找到一篇介绍张炜文学作品的报道，文中尽管提到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却并没有提到获奖情节。
从《侨报》官方网站上，很容易找到“美出版界看好《刺猬歌》作家张炜获杰出成就奖”的消息。网站显示消息的发出时间是6月6日。但是，相关报道只是显示纽约讯，没有记者署名。报道还引用感谢信内容，并称其为授奖辞。
中国国内的《东方早报》也曾在6月8日(即《侨报》发后的第三日)就获奖一事采访过张炜。当时记者问：“对这次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这个奖，你感到意外吗？之前有人告诉过你可能会得到这个杰出成就奖吗？”
张炜的回答是，“非常意外，之前没有任何消息说我能得奖。说实话，在得奖之前我对这个奖项也不太了解，现在才知道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颁出的杰出成就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显然张炜并未真正搞清“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颁出的杰出成就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是感谢状。”李学海接受采访时说。在“感谢状”上签名的李学海是2006年因担任华商会主席而被任命为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委员 的。事实上，该组织并非一个文学性的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由美国的亚太裔人员中的精英组成，其主要为企业界人士，并非文学或文学批评界的专家。
2001年6月布什总统签署13216号总统令，组织成立白宫亚太裔顾问委员会。根据该组织网站介绍，总统期望通过让亚太裔美国居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到联邦项目中，因此成立了该专门委员会。该组织曾挂靠在美国卫生福利部下，是一个为沟通白宫和亚太少数族裔交流而存在的资讯性机构。
而根据2006年5月布什签署的第13403号总统令，AAPI在今年5月13日停止运作。AAPI主页上则表示，有关AAPI的信息都转移到少数族裔商务发展署的网站上。而李学海先生本人曾多年任少数族裔商业发展署共同主席。
“张炜本人大概在美国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得到了亚太裔顾问委员会(AAPI)的认可，委员会写了一封感谢状，而其他评论我们不予评价”美国商务部少数裔商务发展署的新闻官CHILING TONG女士说。
问题是，张炜本人与AAPI并无直接关系，未曾与AAPI合作过，张炜也说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机构。李学海此人他也不认识，之前也没有听说过。
而在与记者的沟通中，记者发现李学海对张炜本人也并不了解。同时他表示并没有派助手打电话要求张炜去领奖。
“张炜是无辜的”
但是，直到论坛里关于张炜造假的帖子出来，包括发过消息的媒体和当事人，没有一个曾稍作核实。一家媒体的书评编辑告诉本刊：要是揭黑，怕当事人追究出问题，可能会很慎重的核实。都是说好话的，哪里会去核实。
实际的核实过程并不复杂。本刊记者的采访显示，在国内，想找山东作协主席张炜的电话轻而易举，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也很是容易。
而那张贴到网上的“获奖证书”，英文原意即“感谢证书”，英文稍微好一点的人就不难看出。
就是国外的采访也相当顺利。本刊记者拨通美国商务部的总机，直接要求转接到AAPI部门。随后就与一位表示负责AAPI事务的CHILING TONG女士联系上。通过商务部网站记者查到她是少数族裔发展署的新闻官员。
她向记者证实，“感谢状”签名者确实是AAPI的13个委员之一——李学海先生，但是AAPI并没有授予张炜任何奖项。
而在6月19日晚上，美国网络电视总裁杨皓，向本刊编辑部发来传真，表明了与CHILING TONG不同的说法。
杨皓称，自己是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
杨皓说，美国著名学者、前美国索引学会副主席鲍曼，一直关注中国文化，长期从事巴金研究，对张炜作品也十分看重。之前，鲍曼的助手从北美《世界日报》 副刊上获悉张炜出版新作《刺猬歌》，鲍曼知道后，便起草了一份向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推荐表彰张炜的信，由杨皓代他将推荐信及材料转交给了李学海。 “李委员依张炜在中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加上刚刚在美国要出英文代表作，与中美文化交流有关，决定发一个奖给予鼓励。”
在杨皓看来，这一类奖在美国很多，州、市议员或民意代表均有权发表彰状，说它是“表彰状”，即一种奖励，“问题是媒体在宣传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大奖”，就有失偏颇，这是媒体在宣传时需要检讨的地方。”
杨皓称，无论是鲍曼还是他自己，都是从良好的动机出发，并且，“我与张炜已有十多年未见一面，也没有任何联络。”他说，张炜完全是被动无辜的，“鲍曼的助手和我一起找了他一个多月才联系上，他得知后毫无预料，对委员会都从未听说过，需鲍曼助手一再解释。”
至于被怀疑发奖机构的身份问题，他说，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因隶属问题，临时归美国商务部管辖，并在6月12日暂时解散，而表彰状是李学海在4月30日签发的，其人在任，完全合法并依据了惯例。
杨皓介绍，在美国所颁发的大大小小的“奖”，大都由机构或个人在幕后推动，这是合法的正常的，只要动机纯正，没有商业目的，都是被允许的，最多只能说此类“奖”的含金量和权威性以及操作不够规范，“但不能否定它是一个奖”。
关键的问题是，杨皓说的奖，被其签发者李学海一再强调为：那清清楚楚是一个感谢状。
孰是孰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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