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黎以冲突的第十二夜

TARAS案：战争爆发的时候，以色列恐怕没有想到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斗，他们以为解决真主党会比较顺利。如果按照《国土报》上星期所说的，这场战争在上周四或者周五就结束了。但是现实却是，在黎以冲突的第十二夜，双方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战斗。此后真主党将进入游击战，以色列得到了隔离带。可是，人质问题呢？

在黎以冲突爆发的第十三天，7月25日，黎巴嫩Naqoura地区的维和部队观察站的观察员在其观察报告里写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双方一直在西区的蓝线（记者注：黎以停火线）地带猛烈交火。真主党从不同的地方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国防军则还以炮击。昨天，以军的大规模行动持续到半夜，他们出动了一些坦克、装甲车、bulldozer和一些步兵，在今天早上，他们向黎巴嫩境内挺进……”
观察员写报告的时候还不知道，以军即将在这场行动中，炸死他们的4名同事——另一个观察站的维和部队军官，其中包括一名中国人。
7月25日晚，以军的一枚炸弹落在了黎巴嫩南部谢莫纳镇的一个联合国观察站上，将该观察站彻底炸毁。
当时观察站中有四名观察员，分别来自奥地利、加拿大、中国和芬兰，四人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而事件发生后不久，正在现场清理废墟的救援人员也遭到了轰炸。
安南气坏了。在随后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以色列的袭击是故意的。“我为以色列国防军故意袭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观察员感到震惊和痛心。”他说。
这已经不是以色列第一次打死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了。就在2005年1月初，以色列在报复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中，又打死了一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法国观察员，打伤一名瑞典军官。事实上，截至到2005年，死于任上的联合国军事人员达240余名，平均每年死10个人。不过，死于黎以直接冲突的并不多。
维和部队的死亡从来没有给黎以冲突带来过影响，去年如此，今年很可能也如此。事实上，在黎巴嫩南部，联合国的地位相当尴尬。一方面黎巴嫩政府以拒绝为以色列看守边境为由，委托联合国维和部队代管。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侦察机差不多天天越过蓝线(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定的边界线)到黎巴嫩境内进行侦察，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一有机会就越境绑架以色列士兵，不时又有巴勒斯坦难民试图穿越蓝线而引发争端。除了普通老百姓，没人买联合国维和军队的帐。
记者就曾经参观过紧挨着黎以边境的联合国观察站，发现就在一个该观察站不到30米距离的山坡上，以色列搭建了一个四五层楼高的巨型水泥碉堡，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观察站的一举一动。
对于此次事件，以色列方面没有什么解释，只是表示沉重道歉，并将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而无论结果如何，以色列都将面临尴尬局面，“这个事件非常的麻烦。”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和官员说。
而就在周二(7月25日)当天，以色列刚刚表示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地带，直到国际维和部队接管该地区为止。

以色列的决战时刻
当黎以开战进入到第12天的时候，奥尔默特可以稍稍安心了。这一天黎以间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战事。以方的代价是失去了两辆坦克，战果是打死黎巴嫩真主党100余名士兵，以及扫除了完成隔离带的最基本障碍。
这样，以色列北部已经在地下室睡了两个星期的上百万人也许将很快不用担心真主党的导弹袭击。因为他们总算处在了真主党射程以外的地段。而边界的另一头，同样睡地下室的几百万黎巴嫩平民也许也可以安心了。因为隔离带建成，将有大批多国部队入驻。意味着战争可能又要无限期的暂停了。尽管交换人质的问题可能还是个麻烦事。
但是，奥尔默特以及整个以色列都低估了真主党的实力。7月19日，以色列刚刚宣布清除掉真主党大约一半的弹药库。3天后，就在以色列的安息日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地区发射了160枚左右的导弹。其中有的深入到以色列70公里远。无疑，此次战争黎巴嫩真主党是花了血本的，三天两头射导弹，但是，一口气射这么多导弹，天知道他们还有多少库存？
就在7月18日，赖斯还在说美国人认为只有条件有利时，才能实现停火。尽管以色列已经动用了海陆空三大系统，依然没有能够歼灭真主党，甚至连重创都说不上。美国人也不满意。
于是就在7月24日，赖斯与奥尔默特见面的同一天，黎以间进行了最大的一次战斗。当晚是黎以冲突的第十二夜。
问题是，以色列国防军所要面临的不是一只装甲师或者集团军，而是4000名以上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游击队员。他们躲在密集人口的城市地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然后迅速消失在人群里，等着以色列的军队打哈气的时候下手。
这是奥尔默特的历史时刻。如果形势没有好转，他还将被迫与叙利亚开战，甚至可能是伊朗。7月23日，叙利亚信息部长Mohsein
Bilal就说过，如果以色列打到叙利亚的边境来，那么叙利亚就将参战。
而7月17日，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飞到大马士革，跟叙利亚刚刚签了一系列的合同。根据合同之一，对叙利亚的战争就是对伊朗的战争。理论上说，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警告并不很夸张，奥尔默特也许不必面对整个穆斯林世界，但是要面对从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的整个什叶派穆斯林世界。
 “我们要的不过是边关无事。”在17日的讲话时奥尔默特曾经讲话时说。这一天，也就是在圣彼得堡开会的世界大佬们公开自己对黎以冲突意见的第二天，奥尔默特发表了讲话。他再次提了黎以冲突结束的三个结束入侵黎巴嫩的条件：被真主党武装俘虏的2名以军士兵获释、对以火箭袭击停止，在边境地区部署黎政府军。
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军方透露，以色列地面部队终于入侵黎巴嫩。其战略目的是依据真主党所拥有导弹的射程向北推进，建立军事缓冲区。那时以色列太乐观了，他们还沉浸在前几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喜悦中。根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军的新闻官认为，战争可能会在周四或周五停止。
真主党的游击战
事实上，奥尔默特知道，如果真主党不打算放人，以色列将很难独立搜索到被俘虏的以色列士兵。黎巴嫩两道南北平行的内外黎巴嫩山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异教徒逃避迫害而隐居的地方。
“解决危机的一个办法是让黎巴嫩政府宣布真主党违法，然后解除他们的武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所殷罡教授说。不过，他也表示这样做很难。
今天的黎巴嫩真主党跟80年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时候的民兵不一样。先是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为真主党提供了炫耀资本，让其在黎巴嫩国内人口
40％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中有了大批粉丝。而后，在2005年黎巴嫩国会大选中，真主党借壳下蛋，掌控了至少14个席位，算上盟友的话，掌控席位有23
个，而席位总共有128个。而且，他们还指派了3个部长，包括外交部长在内。最根本地，真主党还有一支在8000人以上的军队。以色列相信他们手里从伊朗和叙利亚获得了大量的武器。
可是，黎巴嫩政府从来没有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尽管这是联合国安全委员会的1559号解决议案的内容。黎巴嫩总统曾多次公开表示，称真主党武装就相当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防卫部队。拉胡德明白，因为以色列得罪全国的什叶派，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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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记一次快乐的旅游

TARAS案：术业有分工，《疯狂的石头》告诉我们，作贼也要细化，要有专业性。我选择了做国际新闻，我的假想敌是《环球时报》以及其若干追随者。我追求的是传播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站在这个立场上去面对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站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现代公民身份的立场去看世界。不过，这并不等于我不关注国内的事情。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当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
“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字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生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在离京出发之前，心里颇有些忐忑，脑海里不时闪动着这样的场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口，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但是，就在东师·古村·村口，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几个年轻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无理性的狂躁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形使法定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在我看来，不过是是一种赝品，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严办陈·光·诚的官权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不得不迫于形势，而作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从而在当下，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最后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录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
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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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游戏：人口平均年龄最小和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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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电话通了

还好，电话通了。上礼拜试过，给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朋友打电话，可惜，声音效果很差。这还是座机，手机全部打不通。我给一些朋友发了信，就一个回了，这哥们在伦敦。

今天又试着打了电话，一个哥们的手机在第二次通了，不错，挺清晰。他在贝鲁特南部的工厂停产了。不过在北部的没有事情。“除了贝鲁特南部，其他地方都还好。”他电话里说。

还好，还好。说实话，黎巴嫩被入侵，我没什么太多感觉。而且我觉得黎巴嫩人自己都没什么太多感觉。这是个经历过十来年内战的国家。我在的时候，总能在街道上看到那些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这边的墙壁上还是弹孔斑驳，转个弯就看到阳台上有人在晾衣服。

当地人告诉我，很多楼是不能拆的。因为他们属于私有财产，而财产的主人很可能已经在战争中死亡了。

还有接近市中心一个酒店，我忘记它的名字了，抱歉。这个至少是四星级的豪华酒店，紧挨着它被废弃的旧址，一座二十几层的废墟。

穿梭于这种空间的蒙太奇之间，绝对会加深人对时间的认知。

黎巴嫩的战争从来不是象我们从二战记录片或者大决战里看到的那样，呼啦飞机地毯式轰炸，接着两军的装甲车群对垒，你攻我左翼，我攻你右翼。杀它个昏天黑地，杀它个片甲不留。

错了，黎巴嫩大概没有过五万人以上的统一编制的军队，也很少有两个师或者旅正式拼杀的时候。黎巴嫩内战意味着游击队、绑架勒索、零星射击、暗杀、火箭弹、粮食短缺、停水停电以及定时的炮击。

如果想看看这场战争的模样，我推荐一部不错的电影《西贝鲁特》。它告诉你贝鲁特有多美，告诉你那场以宗教划分敌友关系的战争是多么愚蠢。

事实上，我在贝鲁特留学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个多星期全国停电的事情，原因据说是上层领导人的斗争，不允许装备发电用石油船只进港。不过，这可难不到黎巴嫩人，那些高级点的场所、公寓、酒店还有学校，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当然，也包括那些腐败的高级官员们。

我在一家中餐馆馆打工的时候，老板说过，这是个操蛋的国家。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些道理。我在移民局办理签证续签的时候，就曾经遇到麻烦。负责的军人说你这点那点不对，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半气半嘲弄地说，嘿，这是黎巴嫩。于是他心领神会地笑了。

哦，可是另一面，我真喜欢这个国家，我在凤凰电视台上看到他们采访以军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山坡，绿草丛生中遍布石头。那是我在南黎巴嫩去参观维和部队基地时经过过的地方，当时我从睡梦中醒来，一刹那我以为自己到了绿野仙踪中的世界。

我还喜欢它的开放与复杂。那里自古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地中海文明的东岸，两河流域的西岸，基督教文明的南岸，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北端。东面有两道自北向南平行的内外黎巴嫩山脉，西面为伟大的地中海。这是它能够在文明夹缝中保持独立的原因，但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命运。

地理位置限制了所居的人口极限，使其无法抵抗外来文明的压力。当东西两大文明出于相持的阶段的时候，黎巴嫩人，不论是古代的腓尼基人还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就可以靠文明各层面的交流中迅速繁荣。所以它能够在罗马时期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牛比的法律学校，有绝对跟长城、故宫有一拼的巴尔贝克神庙，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东方小巴黎。有至少会法、英、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的黎巴嫩人。可是，一旦文明之间出现冲突，这里就是血淋淋的地缘线。十字军东征留下的城堡，今天就在黎巴嫩真主党势力最强大的南部城市。基督徒和穆斯林交战，他们背后有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支持。

这就是黎巴嫩的命运。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黎巴嫩命运中最为常见的事情。所以我要说还好，因为黎巴嫩人说还好。我的一个黎巴嫩哥们在MSN上上线了（他身上还有蒙古人的血统。）我问他安否，他告诉我，还好，他在沙特工作，而很快要去伦敦读书。而另一个给我发以色列人在南黎巴嫩造成的平民伤亡现场图片的哥们也去了英国。我至今记得在大学图书馆时，那个美丽性感的女借书员问我为什么来黎巴嫩留学时说的话。我说我喜欢这里，她说，可是这里的人都想离开啊。

事实确实如此，内战至今，移居国外的黎巴嫩人比国内人的总人口都要多。这就是黎巴嫩的命运，是黎巴嫩人的命运。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就是国际人。今天他们依旧。所以他们天生要学会多种语言，关注国际关系。就像我到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学校里的保安问我：你怎么看台湾独立。

这是黎巴嫩，在这里，可以在教堂旁边仅挨着一座清真寺。

我祝它好运，祝我在那里的朋友们好运。

2006年7月22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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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炸的真主党的AL-MANAR电视台

2004年我去过那里，还跟他们的一个副总编聊过天。他是英国一个学校的政治学博士。

电视台在贝鲁特南部，跟巴勒斯坦难民营距离不远。周围是一片贫民窟一样的房子。我进去的时候要接受检查，相机也不能带进去。

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的大厅挂着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的像。跟我说话的副主编没当有人进来的时候都跟他们说一声穆斯林的常用语“埃斯赛俩目阿来库目”。

对了，他告诉我他们租用的是美国人的卫星，在全球播放，自称有上百万观众。

后来，我出来后，想在他们的门口照相，他们不让，告诉我这里是以色列的一个战略目标。我说我想拍大门上的电视台标志。于是他们让我到里面拍了一张。(见下)

事实上，真主党在黎巴嫩势力很大。我去南部城市西顿和提尔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党旗和纳斯鲁拉的头像。印象最深的是在去贝卡谷地的巴尔贝克路上，公路中间没隔一段就插着他们的党旗。而公路旁就是一片片葡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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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南部边界的维和部队

TARAS案，当初曾去黎巴嫩南部边界的维和部队基地参观。去了安南老家加纳军团的两个驻地和一个印度军官的驻地。黄昏离开的时候，我们还在驻地外的松树林里看到了穿着绿色迷彩服拿着AK47的真主党士兵。我当时想照相，可是被车里的人严重制止了。

我曾经在一个边界线那里看到过坦克从地面压过的痕迹。那是在铁丝网的另一端，以色列境内。所以我想，这次以色列地面部队进攻，是不是也从那里进攻呢？

就在那里，我曾经悄悄一个人登到了望塔上，用那个可以看到对面几公里远的以色列村庄里房子的模样，甚至是窗帘的颜色。我记得那时发现，他们的房子也是红顶黄墙，跟黎巴嫩这边没区别。

对了，黎巴嫩那部，那里是内外黎巴嫩山拐弯到地中海的地方，山里有梯田，就和中国的南方一样。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年2月

　　◎黎巴嫩
　　特约记者　秦轩　黎巴嫩报道
　　
　　法籍军官事件实质上意味着联合国仍旧没有找到在中东问题中的位置。如同1948年联合国刚成立时没能适当解决阿以冲突时一样，安南今天又回到了原点。
　　
　　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冲突不休，一方面是黎巴嫩政府无力到南部边境行使国家主权与义务，屡屡请求联合国“僭越”代理。在黎巴嫩长达26年的“临时驻守”，付出平均每年死亡10人之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该如何找到化解双方冲突的途径和继续工作的动力？
　　维和部队士兵在用生命回答这个难解的问题。就在2005年1月初，以色列在报复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中，又打死了一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法国观察员，打伤一名瑞典军官。

　　
　　受夹板气的最高级别军团
　　其实对于驻扎黎巴嫩南部的维和军队士兵来说，死亡并不陌生。26年来，死于任上的联合国军事人员达245名，平均每年9.4个名额。不过，像法国军官这样直接死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之中的事情实在罕见。这暗示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维和部队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动向、规模来不及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没有采取适当的反应；二是在采取反应之后，没能跟以色列方面及时进行沟通。
　　1月初的突发事件以及其中所表现的战术问题，恰恰反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地位的尴尬。一方面，以色列的侦察机差不多天天越过蓝线(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定的边界线)到黎巴嫩境内进行侦察，根本不买联合国的账。相比而言，地面部队的零星行动总算给联合国一点面子；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一有机会就越境绑架以色列士兵，不时又有巴勒斯坦难民试图穿越蓝线而引发争端。
　　在整个黎巴嫩南部山区，目前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简称联黎部队)2000人左右，来自法国、加纳、印度、瑞典、乌克兰等国。联合国派兵最初是在1978年，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督促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即“蓝线”以南，以保证黎巴嫩的领土主权。然而自1982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以后，局势恶化。南部山区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生冲突的战场。而黎巴嫩政府瘫痪，自顾不暇。联合国维和部队成为南部无辜百姓的靠山，负责当地的公共管理事业。那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地规模一度达到5000人以上。
　　可是即使在2000年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之后，联合国的任务也没有轻松多少。黎巴嫩政府屡屡表示无意为以色列的边境当巡警，将球踢给联合国维和部队。
　　黎巴嫩政府也有苦衷。考虑到非政府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存在，黎巴嫩政府无力将自己的势力真正渗透到南部来。尤其边境地带一直受真主党控制，据联合国官员介绍，真主党成员穿着平民的服装，一般不带武器。他们对蓝线实行监控，维持公共秩序，在有些村庄还提供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真主党方面既需要联合国作挡箭牌甚至是与以色列谈判的中间人，又不允许联合国部队过多插手南部的事务，动摇真主党的基础。

　　
　　守卫蓝线的无奈单身汉
　　印度籍士兵驻守的基地就在“蓝线”边上。士兵执勤时按规定要穿戴防弹衣，因为这里属于敏感地带。在基地所在山坡的顶部，属于以色列的部分，是一座三四层楼高的倒梯形以色列碉堡，碉堡上有大大小小的各种雷达。执勤的士兵告诉记者，即使躺在营地休息时跟朋友聊天，以色列那边都能监听得到。而在黎巴嫩最南端的一个联合国基地外面，记者则遇到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武装力量。这表明三方都在密切监视着“蓝线”，而且有意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挡箭牌。以色列从撤退后就开始在蓝线附近建隔离墙。在离隔离墙稍远一点的地方，偶尔会发生牧羊人穿越蓝线的事故。每当遇到这类事故，基地警报牌的指针就会从绿色转为黄色。有时，如果出现巴勒斯坦人或者真主党跟以色列交火的行为，警报牌上的指针就会从黄色指为红色。
　　据一位印度籍的执勤士兵讲，按照惯例，如果指针能够不间断地指着绿色两个月，营地就要庆祝一下。“因为如果他们真打起来，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笑着说。
　　一般的维和士兵只需待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回国了。据一名刚到黎巴嫩的加纳士兵讲，呆在基地很无聊。尽管基地也能接收到电视信号，可是平时不能走动，除了巡逻就是躲在基地里，看不到杂志和报纸。上网和打电话都有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进行。基地的饮食是本国的厨师做的，可是能采购的菜还是不合口味。
　　基地的士兵清一色都是小伙子，而且都没有结婚。据说这是当初选派维和部队士兵的特殊要求。对他们来说，工作最大的乐趣就是迎接访问团。因为访问团的夫人小姐们会围着他们合影留念。
　　这名加纳士兵说，尽管在这边工作会有危险，但半年的时间还可以接受。而且回国后会受到优惠政策，将来复员后找工作更方便。“参加维和部队的名额还挺紧张”，他说。

　　
　　排雷连石头都不能放过
　　甘巴特山区的山连绵起伏，绿油油的，跟中国南方的山差不多。有的地方整个山坡都给开垦成梯田。梯田不远处是个小山村，村民的房屋有点像皖南地区的房子，二层小楼，一层是店铺，二层住家，面向山路。而且一样是灰头垢面，颜色单一。村子旁有片废墟，据说是1994年以色列误炸的，死了100多人。废墟后面还停着一辆破旧的苏式坦克，成了当地小孩的游乐园。
　　这幅乡村图画跟记者后来看到的黎巴嫩境内的地雷位置表示图大相径庭。因为根据图上的标示，村子的位置是3个表示雷区的红点。
　　多年来，村民已经对往来印着“UN”标志的汽车和装甲车习以为常。在该地区被以色列占领的26年里，村里人每年都会从带蓝帽子的“外国人”那里领到干净的水和救援物资，有时候也会有人来为他们体检。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蓝帽子”那里领到一本本印着各种地雷照片的小册子。
　　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与爆炸物问题是维和部队的老大难，属于联合国历次有关会议上必定提到的问题。这项活动不仅需要经费多，而且时效慢。瑞典和乌克兰籍军官的加入，大大加速了排雷的进度。可是，据一名联合国官员讲，即使如此，每天一个专业的排雷人员也只能排除一颗雷。所以，要想将地图上的红斑全部清除掉，至少需要10年的功夫。解说员介绍说，排雷最害怕的是遇到“石头地雷”。这种地雷看上去和路边的石头没两样，实际上只是外部罩了个像石头的罩子，里面藏着地雷。如果有过路人走累了，坐上去，地雷就会爆炸。另外，目前而言，相对效率最高的是找雷犬，培养一只警犬则需要三个月时间。
　　除去排雷和爆炸物以外，维和部队的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运送饮用水甚至干苦力。一位大个子的波兰籍士兵告诉记者，他干过的最有意思的活儿就是带孤儿院的孩子到整个黎巴嫩走一圈，充当汽车司机和保镖。每当执行任务时，穿着戎装的大汉带着一群娃娃和几个女老师的滑稽场面总会引起旁人的围观。
　　维和部队的存在对于未来局势的转变是否确有意义？法籍军官的死寓意明显。一方面，说明联合国维和部队为阿以冲突所付出的代价沉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一付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当法籍军官殉职不到5天，秘书长安南任命了他在伊拉克的新特派代表。这位代表身份特殊，他原来是安南负责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问题方面的私人大使。到了1月底，安南表示延长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驻扎时间，以终止“对停火协议的严重破坏”。据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KHSHAN讲，法籍军官事件实质上意味着联合国仍旧没有找到在中东问题中的位置。如同1948年联合国刚成立时没能适当解决阿以冲突时一样，安南今天又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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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电话通了

还好，电话通了。上礼拜试过，给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朋友打电话，可惜，声音效果很差。这还是座机，手机全部打不通。我给一些朋友发了信，就一个回了，这哥们在伦敦。

今天又试着打了电话，一个哥们的手机在第二次通了，不错，挺清晰。他在贝鲁特南部的工厂停产了。不过在北部的没有事情。“除了贝鲁特南部，其他地方都还好。”他电话里说。

还好，还好。说实话，黎巴嫩被入侵，我没什么太多感觉。而且我觉得黎巴嫩人自己都没什么太多感觉。这是个经历过十来年内战的国家。我在的时候，总能在街道上看到那些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这边的墙壁上还是弹孔斑驳，转个弯就看到阳台上有人在晾衣服。

当地人告诉我，很多楼是不能拆的。因为他们属于私有财产，而财产的主人很可能已经在战争中死亡了。

还有接近市中心一个酒店，我忘记它的名字了，抱歉。这个至少是四星级的豪华酒店，紧挨着它被废弃的旧址，一座二十几层的废墟。

穿梭于这种空间的蒙太奇之间，绝对会加深人对时间的认知。

黎巴嫩的战争从来不是象我们从二战记录片或者大决战里看到的那样，呼啦飞机地毯式轰炸，接着两军的装甲车群对垒，你攻我左翼，我攻你右翼。杀它个昏天黑地，杀它个片甲不留。

错了，黎巴嫩大概没有过五万人以上的统一编制的军队，也很少有两个师或者旅正式拼杀的时候。黎巴嫩内战意味着游击队、绑架勒索、零星射击、暗杀、火箭弹、粮食短缺、停水停电以及定时的炮击。

如果想看看这场战争的模样，我推荐一部不错的电影《西贝鲁特》。它告诉你贝鲁特有多美，告诉你那场以宗教划分敌友关系的战争是多么愚蠢。

事实上，我在贝鲁特留学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个多星期全国停电的事情，原因据说是上层领导人的斗争，不允许装备发电用石油船只进港。不过，这可难不到黎巴嫩人，那些高级点的场所、公寓、酒店还有学校，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当然，也包括那些腐败的高级官员们。

我在一家中餐馆馆打工的时候，老板说过，这是个操蛋的国家。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些道理。我在移民局办理签证续签的时候，就曾经遇到麻烦。负责的军人说你这点那点不对，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半气半嘲弄地说，嘿，这是黎巴嫩。于是他心领神会地笑了。

哦，可是另一面，我真喜欢这个国家，我在凤凰电视台上看到他们采访以军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山坡，绿草丛生中遍布石头。那是我在南黎巴嫩去参观维和部队基地时经过过的地方，当时我从睡梦中醒来，一刹那我以为自己到了绿野仙踪中的世界。

我还喜欢它的开放与复杂。那里自古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地中海文明的东岸，两河流域的西岸，基督教文明的南岸，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北端。东面有两道自北向南平行的内外黎巴嫩山脉，西面为伟大的地中海。这是它能够在文明夹缝中保持独立的原因，但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命运。

地理位置限制了所居的人口极限，使其无法抵抗外来文明的压力。当东西两大文明出于相持的阶段的时候，黎巴嫩人，不论是古代的腓尼基人还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就可以靠文明各层面的交流中迅速繁荣。所以它能够在罗马时期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牛比的法律学校，有绝对跟长城、故宫有一拼的巴尔贝克神庙，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东方小巴黎。有至少会法、英、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的黎巴嫩人。可是，一旦文明之间出现冲突，这里就是血淋淋的地缘线。十字军东征留下的城堡，今天就在黎巴嫩真主党势力最强大的南部城市。基督徒和穆斯林交战，他们背后有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支持。

这就是黎巴嫩的命运。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黎巴嫩命运中最为常见的事情。所以我要说还好，因为黎巴嫩人说还好。我的一个黎巴嫩哥们在MSN上上线了（他身上还有蒙古人的血统。）我问他安否，他告诉我，还好，他在沙特工作，而很快要去伦敦读书。而另一个给我发以色列人在南黎巴嫩造成的平民伤亡现场图片的哥们也去了英国。我至今记得在大学图书馆时，那个美丽性感的女借书员问我为什么来黎巴嫩留学时说的话。我说我喜欢这里，她说，可是这里的人都想离开啊。

事实确实如此，内战至今，移居国外的黎巴嫩人比国内人的总人口都要多。这就是黎巴嫩的命运，是黎巴嫩人的命运。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就是国际人。今天他们依旧。所以他们天生要学会多种语言，关注国际关系。就像我到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学校里的保安问我：你怎么看台湾独立。

这是黎巴嫩，在这里，可以在教堂旁边仅挨着一座清真寺。

我祝它好运，祝我在那里的朋友们好运。

2006年7月22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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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前“总代”来了

TARAS案：总代是指关于神社的运营与神社方面进行协商讨论的职位。大约10位经济界人士、大学教授等担任这个职务。

7月16日，日本遗族会会长，前自民党干事长和前靖国神社总代古贺诚访问中国。7月17日，他先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圈，同行的有两名众议员岸田文雄、吉川贵盛和一名参议员小野寺五典。
古贺诚的表现一定很让北京方面满意。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次日北京的会面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没有与现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古贺诚谈靖国神社的问题，而是称古贺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7月18日的接见几乎意味着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底线。在今年3月，无论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有关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的三点主张时还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日7大中日友好团体代表时，都曾提出过不干涉日本一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只要求最高领导人停止参拜的意见。
而古贺诚是日本遗族会会长。遗族会由二战日军家属与后裔组成，号称掌握140万遗属家庭，目前约有会员800余万，1万多个支部遍布全日本。遗族会约17万人是日本自民党党员，是支持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大动力。连遗族会会长，前靖国神社总代都可以受到国家副主席的亲切会见，中国政府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尺度之宽，显而易见。
事实上，作为遗族会古贺诚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说，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绝不是（日方）说句‘干涉内政’、‘岂有此理’之类的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可能只要说句“这是日本的固有文化”就能敷衍过去的。他说，应该考虑到中国等亚洲邻国的感情，应该有外交上的考虑。日本现在是政治贫困，政治贫困才会出这样的问题。
此番言论当然符合中方的主张。
7月18日，古贺诚还与负责牵线搭桥的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和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举行了会谈。据日方称，王家瑞就靖国神社这一阻碍日中关系发展的问题表示:如果日本国内能够接受，则古贺诚提出的把甲级战犯分开祭祀的主张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有意思的是，古贺诚提出该方案不过2周，据NHK电视台报道，古贺诚在6月30日在日本遗属会理事会上要求有关方面对靖国神社甲级战犯分开祭祀的问题给予研究。当时古贺诚表示：“作为一名政治家，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甲级战犯分开祭祀比较好。如果遗属会能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将十分感谢”。但是，表态当时，古贺就遇到了阻力，包括当时的副会长级干部。表面上看，似乎是迫于压力，古贺诚在7月初选择辞去靖国神社总代职务，以表示自己与靖国神社方面以及遗族会反对势力面前并无妥协的打算。而一个星期内，笔者已经通过日本媒体的朋友了解到他将到中国访问的消息。
这意味着，中方很可能在他决定辞职以前就获悉此事。无论辞职是不是访问与待遇所需的交换条件，古贺诚心中一定清楚这种做法会给北京方面带来的效果。而且，7月17日，古贺诚在访问北京前首先特意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按纪念馆的说法，他是8年来首次参观该馆的有影响的自民党干部。上一次是在1998年，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
　8月15日，是小泉以首相身份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后一次机会。此时古贺诚以遗族会会长的身份明确表态，等于在关键时刻表示与小泉划清界限。对于小泉而言，也会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当然，事实上，古贺诚在邮政改革、日本道路公团改革以及延长日本自卫队驻伊拉克时间等议题上坚决反对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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