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五月, 2006
星期六, 五月 27th, 2006
老婆出差了,外面下大雨了,兄弟打帝国也没叫我。后来经我提醒,想起我的时候,我已经在餐馆点了饺子,外面还下着暴雨了。
于是,回家,把灯关了,开开电视,看超女长沙赛区7进5。
有多好看呢?
许飞上来唱《再见,我的爱人》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是听郑钧唱过而不是邓丽君唱过这歌。我一个人,在黑屋子里,面对电视,高喊,许飞,许飞,许飞。
然后,许飞唱到半截,老婆短信过来,内容是许飞唱的可真好。
我感谢超女,它能解决我的抑郁症问题。它让我爱人间,胜过爱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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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26th, 2006
TARAS案:这是为中国新闻周刊全球政客博客一文作的专访,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发邮件过去,人家就回复了,效率非常高。我想,这是我做过的最容易的专访之一。
把它贴出来,我想说明一点,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你利用互联网找到对方的网站或者博客,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看,像我这种英语语法相当凑合的人也没问题的。
1.
Generally, what information would you like
to publish on your blog but not in the press
room?
The
audienc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oom and of my blog are very different:
press professionals in one case and European
citizens in the other. Obviously they have
different needs when speaking of
information. I decided to have my blog to
reach people more easily and more directly,
to be able to dialogue with them. That’s why
I treat of very wide ranges of subjects to
make them react, to give my opinion on
subjects outside my European portfolio and
to give them a more precise idea of who I
am. The subjects I’m talking about vary from
debriefing of my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lanations of my political choices,
because I owe them to the European citizens;
to reactions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comments on my personal life, and
“the corner of the reader”: I like to give
my opinion on books I’ve recently read, and
so do some regular commentators of my blog!
Documents published in the press room, such
as speeches press releases; communications
etc are also available on my website.
2. You
got audience from the blog but it takes
time. Do you think it is worth writing a
blog? If yes, could you explain why other
leaders never try this new media?
If I
thought writing a blog was not worthy, I
would have already stopped! Actually I must
say I’m very glad I started. It does take
time to write entries regularly and to
analyse and answer the comments, however we
have positive feedback from commentators and
it is a new form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giving more weight to dialogue. As you know
dialogue is at the centre of the new
approach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I think it is a good way to
exercise and develop it. I also hope that
using this modern media will give the
opportunity to young people to get
interested in what is going on in Brussels.
As far
as other political leaders are concerned, I
cannot speak for them! Howev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is a real and long-lasting
commitment and that some of us can be
reluctant to use new technologies, I know
that the initiative is spreading, mostly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some of my fellow
commissioner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my
adventure!
3.
Facing many comments every day, which
principles do you chose to handle the
questions?
Regarding comments and questions I must say
that I rely on the moderator of my website
who’s doing precious job. He is dealing with
lot of questions and demands of information
on his own; mainly to be sure people get
answers quickly. When I’m myself dealing
with questions and comments I give my
personal advice, not a ready-to-use
political answ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clarity and openness. Here again dialogue
is at the centre of my approach.
4.
Could you give some advice to Chinese
politicians who are to open blogs?
Basically two main points:
- Be
aware that it takes time and that you cannot
drop it as it is a form of involvement
towards the citizens.
- Give
priority to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one last thing: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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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26th, 2006
TARAS案:新闻周刊本期稿件。感谢GLOBALVOICEONLINE的编辑们和羽良。
不论美洲、欧洲还是亚非地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互联网最新的博客技术,政府官员拥有了更多与民众交流的机会。于是,政治家办个人博客,正在全球兴起。
5月17日,星期三。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高?华斯顿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周末在伦敦,这城市还那样,什么人都有。有人穿着带褶子的西服去银行,而在中央公园到处都是卖艺的和搞艺术的,还有吸毒的乞丐……马路上都是啤酒沫子……顺便提一下,我觉得英联邦独立党(记者注:主张英国应当脱离欧盟,是欧盟的反对派)的尼格尔就是个懦夫,他总是定期到欧盟的会议上去对人进行人身攻击,然后转身就走,不给人反驳的机会。昨天他也跟我来这手,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应该多跟公众接触,应当走出去,走到真正的人民群众中去。当然,他可不给我反驳的机会。看过我博客的都知道,我经常去参加公众集会,和群众交流(尽管可能比尼格尔同志稍微少那么几次)……我意识到,对于一项欧盟的通讯政策,不能同时用D计划和白皮书两个标准进行公开咨询,否则会混淆的……”
马高从去年1月份开始写博客,到现在差不多她每写一篇文章,就会在一周内有几百篇的跟贴。读者在跟贴里向她提各种各样的意见。
在欧盟领导人中,像马高这样,在网上写日常生活博客的人不多。大多数政客都是有自己的个人网站,在上面发布一些新闻通稿,公开演讲。可是马高不一样,她定期把自己的类似私人日记式的东西发表在博客上,甚至包括她对最近读过的书的看法。
像马高这样的政治家越来越多,根据最近由哈佛大学所有的全球博客观测网站全球之声在线的调查表明,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在开设博客。这些政要中包括匈牙利的总理、智利的总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德国绿党的议员以及伊朗的前总统哈塔米,甚至斯里兰卡、津巴布韦的政治家都开设了自己的博客。不过,东亚国家的政要似乎还比较“腼腆”。
美国民主党是政客开设博客的鼻祖
从全球范围说,政治家开设博客起源于美国民主党。多项研究表明,政客博客的爆发在美国2004年度换届总统大选期间。当时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前任佛蒙特州州长霍德华·迪安率先在一家博客网站建立了“迪安呼唤行动”的博客,为自己竞选活动进行网上拉票,甚至成功地利用博客筹到了大笔竞选赞助款。
面对迪安的新花样,两党候选人选择完全不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不愿公开自己的私人一面。但是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很快就和迪安一起赶时髦,有一半民主党候选人选择开博客,其中也包括约翰·克里。甚至,随后一些民主党议员还以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身份开设了集体博客。大多数博客还会把一些“草根”博客链接到自己的博客网页上,以示亲民。而布什尽管在2003年8月份勉强开了一个博客,该博客却只是发布新闻稿,既禁止评论也没有任何友情链接。
在美国,政治内容的博客越来越有影响力。根据美国知名的数字媒体评估公司COMSCORE调查,在2005年第一季度,5000多万博客读者中,最受欢迎的是政治内容的博客,其次是生活类的博客。
美国网络博客读者的喜好,导致《纽约时报》等大报都开设了自己专栏作家的政治博客。正是由于博客对政治议题讨论的影响越来越大,才使得美国的政客考虑开设自己的博客。
在随后的政治竞选中,迪安和其他民主党候选人没有能够成功将网络上的声势转化为实际的选民投票,但是政治博客的活动开始传遍全球。从此以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选候选人开博客拉选票的现象。
伊朗教士也开博客
党派不同,对待博客技术的态度不同。这一规律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样有效。伊朗前副总统,改革派的教士穆罕迈德·阿布塔西就是网上著名的博客之一。因为他的博客长期发表反对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言论,而且更新很快。他的博客有波斯文、英文和阿拉伯文三种文字,在互联网世界传播甚广。伊朗有不少议员先后开办过自己的博客,这些议员基本都是改革派,前总统哈塔米的旧部。
哈塔米本人在去年也曾开设过一个波斯语的博客,博客名为“一个穿巧克力色长袍的毛拉”。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有意思的是,在博客界,伊朗人势力非常强大。2005年,波斯语成为全世界博客界第二大通用语,地位和法语一样,伊朗则成了博客斯坦。
写博客是为了对话
全球之声在线的中文博客编辑冯三七认为,政治家的博客可能会显得无聊。因为政治家会很谨慎地公开发表意见,可能不会在博客里展现更多的私人的一面。
不过,对此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高有不同看法。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自己博客的内容和发表新闻通稿完全是两回事。“在博客里我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跟人对话”。
马高表示,写博客,跟回帖的人交流很花时间,但是却可以得到评论者好的反馈。“这是一种新的政治交流的形式,能够给对话更多的分量,你知道欧洲委员会一项新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话,我想博客是一个实践和发展对话的好方法。”
5月17日马高发表博客以后,收到了40多篇跟贴,这已经比上周的180多篇少了很多。上周是欧洲日,不少人在马高的博客跟贴里争论欧盟和欧洲的关系,有人说欧洲日压根就是欧盟政府日,而不是欧洲人民日,也有人说欧盟的一些主张压根是扯淡,还有人说欧盟网站提供的信息太不专业了,还不如网上一些著名的开放式的百科网站。
这周也有读者就欧盟委员会的新政策提出质疑,甚至认为这些政策应该是欧洲国会的事情而不是委员会该作的。
马高让自己个人网站的站长负责处理这些回帖提出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他要保证读者能尽快得到答复。”马高说。同时马高说,“当我自己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我个人的意见,而不是那种拿来就用的政治套话。最重要的是要说清楚,讲明白。对话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对此,学者英国的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IEDAS”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政治家开设博客的好处在于这种形式实现了与具体的人或组织进行直接对话而不是和“公众”这个泛泛的概念进行交流。
中国官员会利用博客吗?
目前,在我国政府官员开博客的政府官员还没有。据5月16日,沈阳晚报报道,“6.5”世界环境日当天,沈阳市环保局网站将在全国首例开通“环保局长办公博客”,市环保局的局长们将在网上讲述沈阳市环境建设的总体思路、他们从事环境管理工作的细节和内幕。这意味着,沈阳市政府的官员将成为中国最早开设博客的政府官员。
但是,更高级别的政府要员何时开办博客,还未可知。
记者向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高?华斯顿询问,如果中国的政府官员要开设博客,应当注意什么时,马高表示,首先,应当明白这个与民沟通的工作很花时间,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滞;其次,优先对待那些建设性的意见,以及最后一件事情,享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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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五月 17th, 2006
TARAS按:一心想做一名好记者,没想到作成好记者的老公。哈,想老婆学习、致敬。同时,向她的编辑陈宇致敬。
4月29日,魏鹏和陈波习惯地在接近午时起了床,去菜场买完菜后,魏鹏没有像往常那般一道回家,而是拐进了住处——北京东郊通县玉桥北里附近的一家理发店。
再过一天就是五一长假,他和陈波都打算回趟京郊老家,探望一下父母。“把自己弄得精神一点,老头看了也高兴,放心。”盯着镜子中自己微微发福的脸,魏鹏说。
34岁的他,已经开始注意回家前理个发这样的细节。
魏鹏不想让年迈的父亲看到自己萎靡不振的模样。他是SARS后遗症患者,这已够让老人操心了,岂能再添愁?
魏鹏有时很痛恨自己的这一身份。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把他从一个身手迅捷的公安反扒员变成股骨头坏死病人,他成了“三无人员”——健康的身体没了,工作没了,曾经生死与共的妻子也离开了他。
2003年4月对魏鹏来说不啻于一场噩梦。岳母王雅珍的姐姐和姐夫从哈尔滨来京看望他们,正准备回程的当口却感染SARS并迅速传染,岳父方渤和岳母、他和妻子方惠、连襟陈波和妻妹方音,无一幸免。
那一年,SARS肆虐全中国,有无数个家庭因此遭遇同样的不幸,5000多人受到了感染,至少有300人蒙难。
这原本是一个堪称幸福的家庭。岳母刚退休,老两口搬进了在海淀区牡丹园北的新居;他和方惠虽然时有拌嘴,但感情甚好;随同岳父母生活的陈波和方音也相安无事。2003年5月,除岳母王雅珍不幸病逝外,剩下的五人在SARS集中感染最为严重的时候病愈出院,劫后余生的一家人感情深了一层,可谁都不曾料到,这却是另一场不幸的开始。
骨坏死
当魏鹏和陈波静坐或静立时,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只有当他们在走路时,那阴郁、少有笑容的脸上,多少能看出他们正在忍受病痛。
SARS病愈出院后,这个刚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的家庭才松了一口气,不料几个月后,SARS后遗症又缠上了方家的三个男人。
2003年七八月间,恢复工作没多久的陈波开始发觉脚跟酸疼,然后是腿肚,紧接着是胯部两侧。国庆节后,他已经举步维艰,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股骨头坏死。10月28日,他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
几乎是两个月后,12月26日,陈波看电视时发现,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主因是SARS治疗时激素使用过量,于是立刻通知家人检查。魏鹏和方渤这才发现,他们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后遗症。那年春节前后,两人也先后住进了医院。
在至今的两年多时间中,三人就在休养中度过,,陈波和魏鹏维持原状,而方渤两侧的股骨头还是塌陷了。
陈波的股骨头坏死面积已经超过85%。走路超过10分钟,他的大腿外侧就开始酸疼,疼痛还会传导到脚跟、膝盖和身体的其他关节。走路走多了,他必须扶着栏杆歇一下。穿袜子的时候,他甚至能听到关节摩擦的声音。
魏鹏的股骨头坏死程度不是那么严重,走路30分钟以后,他才感觉到明显疼痛。他不能跑不能跳,但还能做做下蹲和弯腰。
自1991年进入公交总队刑事侦缉大队起,魏鹏已经做了13年的公交车反扒便衣。但在2003年底查出股骨头坏死回家休养后,他不得不在事业上降低要求。由于没有参加考试,他没法由一级警司晋升三级警督。
他盼望着能回警局工作。今年3月底,他特意去东直门医院复查了身体,医生说他的股骨头两侧都长出了新骨头茬子,情况比当检查时最轻度的坏死一期还好些。魏鹏很高兴,便把复查结果打了份报告,交给警队领导,希望能在今年下半年恢复工作。上级善意的答复立刻来了:继续休养,等身体完全恢复再说。
魏鹏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正常工作。“我们都不是正常人了。”4月29日,回家的前一天,坐在小区外花园的石凳上,魏鹏低下头看着交叉的手指沮丧地说道。
坐在对面的陈波立刻接过话头,声音因激动而显得高昂:“股骨头坏死就是不死的癌症,从SARS出院后就开始缠着你,缠着你,缠你一辈子。”
两人心里其实都明白,这种病坏死不可能治愈。他们只能通过尽量减少活动来拖延股骨头塌陷的时间,一旦塌陷就要做置换手术,而置换的假股骨头顶多只能维持十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两次这样的置换手术。
对他们而言,54岁方渤的今天几乎就是他们的未来。方渤已分别在去年的12月和今年的2月做了两次股骨头置换手术——当然,享受国家免费治疗。置换的股骨头是钛合金陶瓷的,这使他不拄拐就能行走,但即便如此,走路仍然只能两腿僵直、以“内八字”的姿势朝前挪动。
肩关节和膝关节的后遗症也在方渤身上出现了。他不仅不能翘腿坐着,反手挠背也有困难。他一曲腿就听得到膝关节骨头摩擦的声音,穿袜子更是困难,必须费力地把袜子甩到脚上。
争吵和冷战
2004年5月,魏鹏治疗股骨头坏死出院。为了照顾病情更为严重的方渤,方惠和魏鹏搬到了父母家,和方渤、方音夫妻住在了一起。
在北京胸科医院SARS隔离病房患难与共的一个多月里,方家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层。那时,一家人分住三个不同的病房,每天只能通过手机联系,相互鼓励。
魏鹏和方惠之间更是情深意重。当走下救护车时,两人手拉着手,决心就是死也要死在一个病房里,他们真的就被特殊照顾安排到了同一个病房。夫妻俩都争先把呼吸机让给对方用。晚上睡觉时,方惠怕呼吸机上的马达噪音吵到丈夫休息,又会特意把呼吸机放在自己的床头。
魏鹏说,他们生死一起走了过来,已经对爱情体会到了极致。出院后,两人肯定会相守着过一辈子。
然而,这个齐心协力共抗SARS的一家人,却没能抗过SARS带来的一系列撞击。
病愈出院当天,方家回到牡丹园北小区,却发现所在塔楼的11层,8户人家中6户已经外出避难,邻居汪良和妻子龙梅留守,因为汪良不幸被方渤一家传染。
也有让他们真情感动的时刻。居委会不时带着物品和鲜花登门问候,4楼宋老太太、14楼王老太太热情地送粥送饭,其他邻居的好意慰问,单位海淀区领导的电话致意。这时方渤总觉得自己虽然失去了一个亲人,却多了一群亲人。
但是,他们心头的阴影仍然难以消去。
方渤承受不了老来丧妻的悲痛,害怕睹物思人,自2004年1月30日住进东直门医院起,便长住医院,拒绝回家。
魏鹏和陈波都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生活主要靠魏鹏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维持。想工作又不能工作,两人心头都憋得慌,开始拿电脑游戏嘈牙子(北京方言,出火,穷对付)。他们说,玩游戏时屋里有种热乎劲儿,能打破那种郁闷的气氛。
下了班回到家的方惠,看到的只是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闷头打游戏的一对连襟,屋里,晃荡着一个同样无所事事、爱打游戏和煲电话粥的方音。
不满开始悄然滋生。SARS之后,所有人的心理都变得敏感和脆弱,而对一些细节问题,却越发在意了。
每一件小事,都成了争吵的理由。垃圾不倒、大衣柜门板撞到了墙上,做菜没有擦掉地板上的油……每当这时,方惠都会使劲地冲魏鹏和妹妹嚷嚷。为了逃避这种争吵,魏鹏和陈波更加疯狂地把自己沉浸到游戏世界中去。晚上玩累了,两人就同住一室,留下方惠和方音独守两间空房。
方惠劝魏鹏尽快回到警队,申请换岗做些清闲的工作,比如在办公室做做笔录之类,但申请没能成功。
一年过去,方家的生活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渐渐地,夫妻俩在一起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不再争吵,也不再说话。就像是岔开了道的火车,越奔越远。
离婚
4月25日,一个辗转得来的消息让陈波感到震惊:龙梅和汪良离婚了,4月4日办的离婚手续。
他们也是一对患难夫妻。在陪伴汪良的日子里,龙梅接触了大量SARS病友,自发记录下他们的苦难。龙梅说,面对一个个家庭悲剧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逃开,又每每被一种力量驱使着回来。“经历过SARS的人,死去的需要超度,活下来的尤其是有后遗症的,大都需要心理治疗。”
对离婚一事,汪良曾在前妻面前深切自责:“明明知道身边的人对自己好,却还要把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想控制又控制不住自己,自怨自艾、自暴自弃。”
陈波一开始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魏鹏。魏鹏一直把感情看得很重,怕害他又想起离婚这个伤心事来。魏鹏和方惠都曾说,如果不是因为SARS,他们两人也许根本不会分开。
和魏鹏不同,陈波和方音是奉命结的婚,原来就基础不牢的感情被SARS击得粉碎。2004年7月28日,陈波给了方音一巴掌。起因是陈波和魏鹏在屋里打游戏,方音叫陈波拿东西陈波没有搭理。方音赌气说,“你现在不管我,我以后也不管你。”
陈波就此搬出了方家,在通县的姨夫家借住,直到去年春节方音提出离婚。陈波没有向方音道歉,当年5月16日,两人顺理成章地离婚,像是互相解脱。
四天后,魏鹏也搬出了方家。这年的10月16日,方惠和魏鹏也离了婚。
不过,魏鹏始终期盼着方惠能回心转意,即使在离婚之后,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复婚的努力,他们毕竟有6年婚姻的感情。两人谈了几次,结果都不欢而散。魏鹏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患SARS时两人死都不怕,现在却会害怕在一起。
今年3月的一天,魏鹏去方惠住处拿衣服。方惠为了打理小姨在洋桥承包下来的餐馆,每天都住在那里。两人约了九点在牡丹园北见面,结果魏鹏在门口等了方惠一个多小时。方惠半道去医院看她爸。
“太晚了,就在家里住吧。”方惠留他。魏鹏突然觉得这个熟悉的家让他感到慌张,他离开了。
路上他收到方惠发来的短信:“是我把你赶出了家门,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现在也过得很苦。”魏鹏心软了,他想去洋桥看一看方惠。
那天他犹豫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出发。方惠跟魏鹏倒苦水,店里的伙计不听使唤,住的条件也差,店里每天早6点到晚10点都要她一人看着,十分辛苦。
魏鹏劝她租个房子,为这个两人又吵了起来。他们又想起了过去争吵的那些日子。
为了给自己一个期限,魏鹏曾限定今年春节跟方惠最后谈一次,成就复婚,不成就再不提这件事,哪怕将来方惠反悔也不行。
方惠最终没答应。但若真复成了婚,复婚后是回到SARS前的生活,还是得病后不愿再提的境地?魏鹏不知道。
客居医院的老父
方渤并不十分明了发生在女儿与女婿间的一系列争吵。从2004年1月31日起,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东直门医院,只在春节或清明时候偶尔回一趟家。在家里,他经常会想起和老伴在一起的日子,而这只会让他更难过。
但同是SARS后遗症患者,方渤颇能理解女儿和前女婿们的心情。“一个女病友,前些天来找我聊天,说心里难受极了,和邻居、街道、亲戚都相处得很不好。这个病对我们的心理、身体、经济上的影响很深。”4月25日,穿着红衬衫红毛衣的方渤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一边戴上了吸氧器。一提到亡妻,他就胸闷气短。
这位1968年的老知青、住院时间最长的人,现在成为病友的联络人,许多病友都通过他而结识。乐于帮助病友的他也从未吝惜自己的奔走和努力。
明知多活动对股骨头无益,但在住院的SARS病友最多的时候,方渤仍然几乎每天都帮别人去菜场买菜。
去年一年,拖着病体的方渤跑了3次北京市委、一次市卫生局、一次国家信访办、一次民政部、一次卫生部,向有关部委提交了SARS后遗症患者困境的联名信。联名信提出了为患SARS后遗症尤其是骨坏死的患者,提供免费的中西医治疗;为曾患
SARS的市民提供健康损害补偿金;为生活陷入困境的SARS幸存者提供特殊救济措施三条请求。
方渤后来听说,北京市委很快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委托市卫生局妥善处理。
4月底5月初,病友的股骨头先后出现了大面积坏死,而卫生局的政策又迟迟没有出台。6月1日,病友再次向北京市委呼吁,8天后,卫生局83号文件出台。文件对确诊的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两种SARS后遗症,做出了提供免费治疗的规定。
在11月给王岐山市长的那封信中,方渤还特别提出了SARS患者的心理干预和支持的问题。方渤说,因为对后遗症不能治愈的绝望,或者对身边的亲人的愧疚,SARS后遗症患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危机。
今年北京市卫生局下发的5号、152号文件,公布了北京市连郊区县在内的105名SARS后遗症患者确诊人员的名单,对免费提供的对症药物和药费做了规定,还补充了2003年6月到2005年6月的治疗费用按现行政策执行的条款。
相依为命的“担挑”
方渤的新居现在只剩空屋一座。
曾经有过六口人的方家,现在分散在了三处:生活不能自理的方渤依旧住在东直门医院,方惠搬到了小姨承包的一家餐馆里,餐馆在南三环,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两个沙发拼成了方惠的“床”。两个大难不死的“担挑”(民间对姐妹的丈夫们的一种称呼)——魏鹏和陈波,离婚后则住到了一处。
他们在北京东郊的通县租了一套一居室,里面摆着魏鹏从前妻家里搬出时带来的几个方格木柜。房租不贵,700元,在魏鹏的承受范围内。
不再有女人高兴、生气的叫嚷声,不再有刚摆上桌冒着热气的可口饭菜、熨得妥妥帖帖的干净衣服,两个大男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他们学会了烧菜,整理房间。但每次看见那些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又皱巴巴的衣服,看见空荡荡的床铺时,魏鹏仍然不可避免地想起方惠,还有她做的那些可口饭菜。
他们依旧天天打游戏,但心态明显放松。如果说以前是一种逃避,现在则变成了娱乐,成为一种交友工具。
在游戏的虚拟利益面前,他们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发生争吵。魏鹏试图在游戏中寻找完美的人性,“游戏体现了人的本性,他能够改变人,让人学会如何去面对虚拟的利益。”而陈波的想法有时像商人一样实际。
但天天游戏也总有空虚厌倦的时候。有时他们也会一同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里,对方渤一家,魏鹏是爱恨交织,陈波则是解脱后的麻木。
他们越来越渴望找事情做。魏鹏想回到警局,哪怕是看看大门,与同事们聊聊天,他都觉得比呆在小屋离群索居强。陈波想承包王府井一家三星级宾馆的餐厅,让宾馆老板变三方承包为一方承包,钱的问题叔叔已答应帮助解决。
但对于工作,陈波仍然很犹豫。母亲很反对他出去工作。工作加速了病情的恶化,伴随着病情的恶化将带来事业的影响,这是他可以预见到的最大的风险。不知哪天,他的股骨头就塌陷了,需要做手术和休养。
因为这个,他有点不敢跟那个王府井宾馆的老板继续谈下去,他希望老板能主动给他打电话,可以让他强迫自己在没有后路可退的路上跨出步去。
得知病友张海英的股骨头已经塌陷并面临做手术的消息,陈波有点紧张。他的身体状况和张海英很像。陈波没敢给她打电话。
陈波也在北京市SARS后遗症患者免费治疗行列。但今年,他又给自己买了大病医疗保险,这是一项北京市居民才有的福利,每月保金160元。当然,这些钱和每年的失业和养老保险金加在一起,都由家里人帮助解决。
4月14日,SARS协和病友组织了一场小范围的纪念康复三周年的家庭聚会。很多病友因为不在北京渐渐失去了联系,聚会只来了不到十人。在三周年的纪念会上,他们请来了协和医院当时的主治医生王仲。病友礼露在送给王仲的一周年聚会集体照上,贴了几颗红心和“感恩”的字样。
陈波听到了这个消息,不禁替他这些幸运的病友感到高兴。因为激素使用得当,从协和出院的SARS病友都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他们大多回到了工作岗位,和过去一样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回家
4月30日,回房山老家的日子。
魏鹏一反当反扒队员时养成的找观察角度好的地方站定的习惯,坐上公交车后,却沉默了。
在良乡镇下了车,魏鹏操近路往村子深处走去。经过一片杨树林时,风摩擦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魏鹏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前妻。过去每年夏天他和前妻来这里探望父母,都会到树林后面的小水库去散步。
父亲魏奎在承包的16亩土地旁的工棚里等着他。
“又喝酒了吧?”一见面,父亲习惯性地质问。
“没有,哪能呢。”魏鹏躲进狭窄阴暗的小屋里,跟坐在炕上的继母聊天。
父母都很喜欢魏鹏的前妻方惠,为了挽回他们即将破裂的婚姻,父母甚至提出由他们资助儿子一家的生活,减轻方惠赡养老父的经济压力。魏鹏没有答应,觉得这种做法损害了一个男人在另一个家庭的尊严。
不过,今年春节过后,魏鹏渐渐觉得自己从离婚的阴影中跳出来了。这一路上,他也在观察路两边的楼盘,打算攒钱买个房子,之后再找个女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陈波也回北京东郊的管庄看望了父母。母亲一直反对他出去工作,他要看能否说服母亲。
同一天晚上,方渤听从邻居王老太太的话,从东直门医院回到了牡丹园北的房子里。这是今年春节后他第一次回家,地上和柜子上已经落了一层灰,方音睡过的被子没叠,洗碗槽里堆着用过的碗。三个房间里的
婚纱照都卸了下来,相框搁在柜子上。方渤看了,很是生气。
凌晨三四点,方渤被噩梦惊醒。4月28日是王雅珍的忌日,最近方渤做梦老梦见老伴。
五一那天,到王老太太家打了几圈
麻将后,方渤回到自己家,翻出了过去的老照片。照片中有他49岁时大家一起吃
蛋糕时照的,有下乡插队前一家四口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有陈波调皮地给方音喂菜、搂着她的照片,有魏鹏和方惠在结婚照下的合影,还有——一家六口在他和老伴结婚照下的全家福。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些照片了,照片总会勾起他的回忆。病友杨梦月正在此时打来电话,说明天要到家里来探望他。杨梦月的丈夫和父母都在SARS中去世,剩下她与儿子相依为命。不少病友和医生护士都希望,他们能够组建新的家庭。
这也正是方家姐妹的愿望——她们再怎么孝顺,也无法代替一个老伴的角色。
(文中魏鹏、方惠、方音、汪良、魏奎、杨梦月俱为化名)
《南都周刊》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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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五月 14th, 2006
伊朗总统给布什写信实际上标志着,伊朗领导人大国梦的公开化,同时也为伊朗的进一步“崛起”制造国际舆论空间。
布什不会公开说是上帝而不是公民选择了他作美国总统,但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会说他当总统是真主决定的。5月9日,他通过瑞士驻伊朗大使馆将一封私人信件转交给布什总统。
信件的开头称布什为基督的信徒,国家的领袖而非一个世俗政治体的领导人。随后讨论了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以色列的合法性等等,最后提到民主不如神权国家。
这封信背后的理论支持是霍梅尼的政治观点——其一,大中东地区全球化过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异教徒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其二,伊斯兰共和的合法性基础是真主,是指引“善”的政府,比民主更有优势。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下,整篇信件中没有丝毫提到“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者”,在谈论以色列问题时,也没有以此批评整个西方世界。
通过刻意的修辞,内贾德试图表现出这封信是两个世界大国领袖在探讨人类命运,而不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受压迫者要反抗西方列强。实际上,这等于伊朗领导人的大国心态公开化,而且由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内贾德获得了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是萨达姆想做而没有做到的。
内贾德这么作是因为具备了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伊朗以核试验探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承受底线,为本国提供了自信心。因为,后发国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先决条件是拥有核武器。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其二,抓住美国在中东外交尤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痛脚、漏洞,利用伊拉克泥潭增大美国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困难,同时借美国的压力增加自己在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为自己树立道德优势与反抗美国的合法性。
显然,内贾德认为伊朗领导人已经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中获得了对话的优势地位。在5月11日,他顺利出访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表示已经做好了跟西方人对话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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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五月 14th, 2006
5月9日,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16万5千名巴勒斯坦政府人员听到了好消息。这天,欧盟外长和安南终于说服赖斯,在哪怕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四方会谈成员继续给巴勒斯坦援助。
往年仅欧盟就给巴勒斯坦每年6亿3千多万的援助,但是由于哈马斯政府始终拒绝承认以色列和以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承认的和平协议,西方国家的巨额援助被取消。
事实上哈马斯上台以后不仅继承了空虚的国库,还有170亿美元的债务。他们每个月的行政开支要上亿。
尽管巴勒斯坦的头头们在为国家的未来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可是对于政府的16万5千名员工来说,他们要养活巴勒斯坦大约1/3的家庭。
5月8日,世界银行组织曾经警告说,他们低估了巴勒斯坦政府目前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很可能陷入混乱。这一情况在9日的联合国一次会议上得到埃及、约旦等国的证实。
欧盟则提出了一项方案,希望通过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向巴勒斯坦提供临时的援助。可是,美国对此表示反对。仅仅是5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哈马斯和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实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谈判的“最大障碍”。
好在,经过一整天的软磨硬泡,美国人终于低头,同意开展临时的援助,但提出要严格限制援助的范围和机构,确保援助资金不会流入哈马斯领导的巴当局。
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成员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四方愿意支持建立一个临时的国际机制(援助巴勒斯坦),但是该项机制在执行时间和范围上都是有限制的,并且要绝对透明。”
声明没有提到援助金额的大小,以及对象。但是欧盟和美国的外交官在私下并没有把住嘴巴。美国的官员透露,第一批价值400万美元的医药和医疗器械最快在10日就可运送到巴勒斯坦非官方的医院和诊所里,其余价值600万美元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将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给巴勒斯坦的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
另一位官员说,这笔钱可能会被用来支付医生、教师等社会服务人员的工资。
巴方不拒绝,以色列也表示开禁
巴以双方的当事人在次日采取了对应措施。5月10日,哈马斯推选的巴勒斯坦总理哈尼亚继续谴责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对他所领导的政府施压,不过,他没有表示要拒绝这笔援助。
一方面,哈尼亚表示相信财政危机不会导致巴勒斯坦分裂而是刚好相反,会促进人民更加团结。但实际上,这可能并不是哈尼亚的心里话。
在2月份,欧盟、美国等国宣布停止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援助时候,哈尼亚总理表示,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伤害,他期望其他国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选择。
以色列也没有抱怨欧盟和美国牺牲以色列,向哈马斯屈服。刚好相反,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1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长利夫尼10日晚表示,以色列愿意将部分冻结的巴勒斯坦代收税款用于缓解巴方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
国防部长佩雷茨也同时命令负责巴勒斯坦事务的官员草拟一份人道主义援助计划,这项计划将主要面向巴勒斯坦的医疗卫生部门,其中包括向巴方提供必要的医药支持。
哈马斯需要胡萝卜
巴勒斯坦总理哈尼亚5月10日早些时候在加沙表示,哈马斯和法塔赫组织已经达成一致,将停止双方之间的武力冲突。这显然仅仅是暂时性的妥协,因为两方面的势力还没有长期平衡因素存在。哈马斯如果因为财政问题导致政府崩溃,很可能会选择背水一战,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军事组织。
而另一方面,一系列迹象表明,哈马斯已经开始软化。首先在哈马斯内部,哈尼亚总理是著名的开明派,态度比外交部长和大马士革的哈马斯官员中和地多。今年2月,半岛电视台曾报道新闻说哈尼亚实际愿意承认以色列,只要他们退回1967年以前的领土,这一消息随即被哈马斯发言人否认。但是,在对欧美禁止援助的态度上,哈尼亚就曾经采取了和总统阿拔斯类似的姿态,而不是外交部长扎哈尔那样,说所有想要绕开哈马斯政府的国家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并且下令禁止外交部门和他们往来。
事实上,扎哈尔的态度也在发生了转变。4月底,扎哈尔表示不排除通过第三方与以色列进行间接对话的可能,而且可能承认以色列。这在两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5月11日阿拔斯表示,被以色列关押的部分“哈马斯”
和“法塔赫”高级官员联合起草了一份纲领,其中包括接受在以色列旁边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关押的哈马斯成员在哈马斯内部影响力很大,也掌握一定的权力,因此,实际上哈马斯选择妥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形势下,与其继续向哈马斯挥舞大棒,不如给一根胡萝卜为哈马斯提供一个改革自己立场的适当的国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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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五月 14th, 2006
对不起,我挺窦唯。别跟我争论,这事情上没什么道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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