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中日关系’ Category
星期四, 十月 12th, 2006
10月8日，天安门两侧依照外交惯例挂上了日本国旗，迎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到来。依据外交部报告，此次出访时间为两日，既10月8日至9日，但实际上安倍晋三与中国领导人的重要会谈就安排在10月8日当天，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也在当晚就送达到中国和外国记者的手里。次日，安倍晋三从北京直接飞到韩国，赴青瓦台会见韩国总统卢武铉。
事实上，中日双方领导人此时都很繁忙。10月8日是中国十六大第六次会议召开首日，各项任命、议案等着领导人拍板。而在日本，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刚刚两周。两院新一轮会议开始。反对党已经在预算问题上开始使绊，后面的麻烦事一大堆。唯一幸运地是，最大反对党民主党的党魁小泽一郎这些天一直在住院。
显然繁忙的政务对于双方领导人来说，远不如会面重要。毕竟这是5年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此前中日两国因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一度中止了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乃至在其他国际会议期间的会谈。这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在外交辞令里提到相关事务时以日本个别领导人代替。对此，有着类似历史经验的韩国、朝鲜和中国态度相仿。
整个东北亚地区，几乎都不欢迎日本的领导人。而在这个背景下，安倍晋三在他上任2个星期就连续出访中国和韩国。而按照以往惯例，日本首相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通常是在其外交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美国。
安倍晋三的东北访问异常顺利。因为整个过程也是朝鲜宣布举行核试验到成功实现核试验的过程。朝鲜问题成为他与中韩两国领导人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成为三国走到一起，保障东北亚安全的一个现实要求。
于是，安倍可以继续在国会上就经济改革、教育改革问题含糊其辞，继续暧昧。只要朝鲜问题还在，他的支持率短期内都不太像要下降的样子。难怪中曾根康弘对他此行盛赞不已。经济界也在安倍行前表态期待会谈能促进日企在中国扩大商机。
双方公布联合声明
据安倍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安倍晋三与温家宝总理会面长达1个半小时，与胡锦涛主席会面也有1个小时。当晚10时安倍晋三在新闻发布会上作演讲时对于谈话评价很高。而在双方公布的联合声明中，既没有明确提到靖国神社也没有提到中国威胁论问题。
公告头一次将中日政治交流和经济交流比喻成中日关系的两个轮子。联合公告的第三项内容提出，双方同意，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与安倍晋三会面时又提出四项主张，他说首先，要加强政治互信。要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不再发生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第二，要深化互利合作。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尤其要加强能源、环保、信息通信技术、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第三，要扩大人员交往。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议会、政党、团体、文教、青年等方面的往来与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感情。第四，要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中日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格局。
此外，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还接受了安倍晋三在适当时机访问日本的邀请。对于安倍晋三而言，最合适的时机也许就是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他所带领的自民党与民主党进行PK的前夕。
而据安倍此次的随行人员透露，此次会谈，双方领导人的会谈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历史问题、东海问题、经济合作问题以及朝鲜核危机问题等等。尤其他还表示，安倍晋三首相特意向中方领导人提到了日本被朝鲜绑架人质问题，得到了中方领导人的理解。
据日本学者中江德宁介绍，2000年大约是12万亿日元的日中贸易额（不包括香港），在2005年增加到25万亿日元，2004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加上韩国，现在中韩两国占日本贸易额的大约1/4。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员来往年间超过400万人。日中，日韩之间政治关系的安定直接关系到双方的利益。
事实上，从今年3月以来，中方在促进中日交流方面有了很大的动作。3月底，日本七大中日友好团体赴京访问，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接待。3月31日，胡锦涛主席重申了对日关系的5项主张。当日温家宝总理也提出3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日高层的互访。中国全国人大与日本国会众议院也随之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同时，6月日本议会进入休会期以后，很多党派议员通过中国中联部的联系访问了中国，包括民主党主席小泽一郎以及日本遗族会会长古贺诚等。
而且，据日本《朝日新闻》透露，此次访问也是安倍晋三在竞选期间就已经跟中国联络的结果。
还要看行动
据《朝日新闻》透露，在赴中国访问之前，安倍晋三曾对日本记者说，“牢固地筑起放眼未来的关系，首先是首脑的会面，如果双方可以披肝沥胆地交换意见，就是很大的成果了。”而在10月8日，他的亲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安倍此行最大的意义在于双方领导人能够面对面、肝胆相照地交谈。
但是，安倍晋三在靖国神社上的态度却依然很暧昧。安倍晋三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他不公开承认是否已经参拜过了（靖国神社）。而在与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谈时，他表示不会向媒体公开自己会不会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而据安倍的亲信透露，安倍晋三向温总理表明自己的靖国神社的态度时，温总理并没有表态。
10月9日，刚刚出院的反对党领袖小泽一郎发表了对安倍的批评。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民主党主席小泽一郎当日就日中首脑会谈对记者表示：“首相安倍晋三似乎在参拜靖国神社及历史认识问题上没有明确阐明观点。大概是中方不希望恶化两国关系所致。感受不到日中两国首脑进行了诚恳的会话。”日本媒体透露，在7月份小泽一郎赴中国访问期间，在与胡锦涛主席会面时双方也没有谈及靖国神社问题。
10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以《安倍的历史观》为题的社论。文中还提出安倍身边的人多在历史问题上多是激进分子。安倍本人也曾经和持有否定二战日本有罪观点的政客们混得很熟。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总理在首脑会谈时向安倍晋三表示“言必信，行必果”，这是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韩国人也有同样的忧虑。当10月9日，安倍向韩国总统表示自己的靖国神社态度的时候，韩国总统说，我不要你立即答复，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参拜，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次日，韩国《朝鲜日报》发表名为“解冻韩日关系的开始？”文章结尾说，“现在要看领导人说得话能不能付诸行动。暧昧的态度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回避。对日本来说，该作出决断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东北亚的繁荣，也是为了它自己的好处。”
但是，安倍晋三似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位和安倍长期合作过的日本议员向记者表示，安倍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非常现实”他说。
目前看，安倍晋三的东北亚访问似乎还很成功，但是他究竟是一个民族主义首相还是一个现实主义首相，相信会在不远的未来见分晓。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五, 九月 29th, 2006
“不应当因为中国和韩国说话了，才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这一问题应当在日本内部就解决。过去将甲级战犯合祀是一种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一直是一个禁忌，没有人去谈论。”
本刊记者/秦轩(发自日本东京)
“我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古贺诚这样对本刊记者说。刚才，记者问及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会把票投给谁，古贺诚笑称，“还没有定，我想在20号投票那天再定。”
开过玩笑后，古贺诚认真地解释说：“自民党存在派阀，而我们古贺派已经决定支持安倍晋三。看一下国会周边的形势以及老百姓的民意，我可以说百分之二百安倍晋三会当选。”
作为日本遗族会的会长、自民党的前干事长、资深政治家，古贺诚的表态无疑是对安倍的一剂强心针。在2001年，如果没有遗族会的鼎力支持，小泉纯一郎要成为日本首相恐怕是困难重重。
遗族会是由二战日军家属与后裔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拥有会员约800余万，其中17万人是日本自民党党员，堪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一直以来，这个组织支持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作为遗族会会长的古贺诚，还曾经身兼靖国神社的总代。
今年5月，古贺诚表示，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发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使他对现状感到担忧。因此，他建议将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分开祭祀——这是日本遗族会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提出有关分祀的建议。今年7月，古贺诚辞去了靖国神社总代职务。随后，他来到中国访问，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敬献了花圈。
9月13日下午，在东京市日本众议员会馆一个充满书卷气的办公室中，古贺诚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支持安倍晋三先生？
古贺诚：首先，我认为他很年轻。他的祖父岸信介曾经担任首相，父亲安倍晋太郎也只差一步就出任首相，只是因为英年早逝，才失去了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安倍是政坛世家子弟，有成为首相的血统。
我一直认为，一个领导人和一个光有人气的人是不一样的。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日本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一个领导人要发挥他的领导能力，没有国民的支持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具有政治手段是一方面，而国民的支持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而这一点就是我们推选安倍的最大理由。
具体到安倍的内外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外交，我认为还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立场是：支持安倍，但如果他的政策出现令人担忧的地方，我们也就有了说话的权力。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支持他。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安倍先生出任首相，他是否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局面？他又会不会听取像你这样的资深政治家的意见？
古贺诚：如我刚才所说，我对安倍的政策还是存在一定不安。其中，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问题就是靖国神社问题。我的一个结论是：作为首相，如何与一衣带水的国家友好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先贤付出很大的心血努力使日中关系正常化，日本也终于能够在亚洲发挥它应该发挥的领导作用。日美关系，还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基础，这一点谁也不抱疑议。但是，为了让日美关系发展得更顺利，日本就应该重视与近邻的友好关系。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要日美关系顺利，那么日中、日韩关系，尤其是日中关系就应该成为我国外交的重点。
靖国神社问题，本来应该是日本国内的问题，可惜它已经扩展，影响到了邻邦。为了不让它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会坚持向安倍先生提出助言，我也认为他会听取我的助言。
中国新闻周刊：你主张靖国神社实现分祀，也就是说要把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中撤出，据说在遗族会内部要承受很大压力？
古贺诚：我作为遗族会会长，首先提出分祀，压力的确很大。
我考虑，今后我们遗族会，必须维护靖国神社作为向世界发出和平信息的所在。我认为，这是靖国神社被祭祀者的心愿，我们应当传达这一心愿。
重要的是，不仅要让靖国神社成为总理大臣可以参拜的设施，而且成为让所有国民，尤其是皇族都能来参拜的设施。能够创造这样的环境，是作为遗族会会长最大的责任和义务。
我认为，不应当因为中国和韩国说话了，才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这一问题应当在日本内部就解决。过去将甲级战犯合祀是一种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一直是一个禁忌，没有人去谈论。而现在，我认为至少在遗族会内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机到了，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7月，你访问了中国，还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您当初为什么决定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呢？参观中有何感受？
古贺诚：(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我自己要求去的。7月16日，我接受了我非常尊敬的曾庆红先生的邀请，再次访问了中国，在此我想再次对他表示感谢。
我想去南京看一看，因为我以前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而我一定要去那里，我一直这么想。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在(中国)南方战线阵亡的，他是那场战争的牺牲者。而南京更是那场战争的牺牲者，因为日本当时的行为，给那么多人带来了牺牲和痛苦，这一页历史在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不应该被忘记。正是站在同样的牺牲者的家属立场上，我想应该去参观那样的纪念馆。我在那里反思，不能让历史重演。
我想重复周恩来先生和江泽民先生反复说过的八个字：“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个对中日关系发展非常重要。我认为那次访问很有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安倍晋三成为新一任首相，你会加入安倍内阁么？你怎么样去影响他？
古贺诚：这牵涉到人事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想说的是，我和安倍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闻的那么坏。正因为如此，我会全力支持安倍政权。
但与此同时，关于日中关系所应该有的状况，以及我对现状的担心，我都会直率地向安倍提出来。我也会为了让他接受这些意见努力营造环境，因为这不仅对日本的亚洲外交，而且对日本全方位外交都是十分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会努力去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五, 七月 21st, 2006
TARAS案：总代是指关于神社的运营与神社方面进行协商讨论的职位。大约10位经济界人士、大学教授等担任这个职务。
7月16日，日本遗族会会长，前自民党干事长和前靖国神社总代古贺诚访问中国。7月17日，他先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圈，同行的有两名众议员岸田文雄、吉川贵盛和一名参议员小野寺五典。
古贺诚的表现一定很让北京方面满意。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次日北京的会面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没有与现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古贺诚谈靖国神社的问题，而是称古贺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7月18日的接见几乎意味着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底线。在今年3月，无论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有关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的三点主张时还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日7大中日友好团体代表时，都曾提出过不干涉日本一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只要求最高领导人停止参拜的意见。
而古贺诚是日本遗族会会长。遗族会由二战日军家属与后裔组成，号称掌握140万遗属家庭，目前约有会员800余万，1万多个支部遍布全日本。遗族会约17万人是日本自民党党员，是支持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大动力。连遗族会会长，前靖国神社总代都可以受到国家副主席的亲切会见，中国政府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尺度之宽，显而易见。
事实上，作为遗族会古贺诚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说，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绝不是（日方）说句‘干涉内政’、‘岂有此理’之类的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可能只要说句“这是日本的固有文化”就能敷衍过去的。他说，应该考虑到中国等亚洲邻国的感情，应该有外交上的考虑。日本现在是政治贫困，政治贫困才会出这样的问题。
此番言论当然符合中方的主张。
7月18日，古贺诚还与负责牵线搭桥的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和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举行了会谈。据日方称，王家瑞就靖国神社这一阻碍日中关系发展的问题表示:如果日本国内能够接受，则古贺诚提出的把甲级战犯分开祭祀的主张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有意思的是，古贺诚提出该方案不过2周，据NHK电视台报道，古贺诚在6月30日在日本遗属会理事会上要求有关方面对靖国神社甲级战犯分开祭祀的问题给予研究。当时古贺诚表示：“作为一名政治家，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甲级战犯分开祭祀比较好。如果遗属会能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将十分感谢”。但是，表态当时，古贺就遇到了阻力，包括当时的副会长级干部。表面上看，似乎是迫于压力，古贺诚在7月初选择辞去靖国神社总代职务，以表示自己与靖国神社方面以及遗族会反对势力面前并无妥协的打算。而一个星期内，笔者已经通过日本媒体的朋友了解到他将到中国访问的消息。
这意味着，中方很可能在他决定辞职以前就获悉此事。无论辞职是不是访问与待遇所需的交换条件，古贺诚心中一定清楚这种做法会给北京方面带来的效果。而且，7月17日，古贺诚在访问北京前首先特意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按纪念馆的说法，他是8年来首次参观该馆的有影响的自民党干部。上一次是在1998年，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
8月15日，是小泉以首相身份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后一次机会。此时古贺诚以遗族会会长的身份明确表态，等于在关键时刻表示与小泉划清界限。对于小泉而言，也会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当然，事实上，古贺诚在邮政改革、日本道路公团改革以及延长日本自卫队驻伊拉克时间等议题上坚决反对小泉。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五, 六月 23rd, 2006
新书广告：是什么妨碍我们认识日本
是什么妨碍我们认识日本
1989年，中国人还在热情地学习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一位名叫比尔·艾默特的英国驻日记者写了本《太阳会沉下山》的书，预言日本经济将会走向崩溃，
2003年，中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奇迹欣喜不已并认为日本早已过气时，又是这位艾默特预言日本经济将东山再起，他写了篇《at
Last, Japan is Flying Again》的文章，接下来又写了本《the
Sun Also
Rises》（太阳还会升起），艾默特再次准确预言了日本经济将重振的走势。不过，此时的艾默特早已由《经济学家》的记者变成总编了。
——艾默特之不为中国人熟悉并不奇怪，因为，日本经济在小泉时代已走出困境亦少为人知。中国人通过媒体所知的，往往仅是小泉上台以来的对外强硬态度。
——如果对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国内的巨大变化所知无多，则对小泉获得极高支持率会亦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如果想了解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如何进行的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一书，是这方面最权威的的实证作品。
作为一个较长时期关注日本的新闻人，我很在意中国同行对日本的报道和介绍，而且经常对比中国新闻界与其他国家对日本报道介绍的差距，——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新闻人对日本的报道介绍，不但肤浅而且非常片面。以今天中国新闻界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中国记者中永远诞生不了艾默特和吉莲·泰特这样的人。——日本经济衰退已过去十多年，但今天，中国对日本经济衰退的总结，几乎还一边倒地认为，是日本当年接受了“广场协议”上了美国人的当，但笔者接触到的日本记者或官员却无一认同这种阴谋论。比这种肤浅认识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欣欣向荣的经济奇迹下隐藏着的经济体制问题不但与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
新闻如此，有关日本的学术与通俗书籍也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中国认识了解日本，最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恐怕仍当首推戴季陶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可惜的是，就是这两部作品，不但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世易时移，它们对认识了解今天的日本，作用恐怕非常之有限。——尽管近年中日关系渐趋微妙，有关日本题材，不但总是媒体热点，而且相关的书不断出版，但中国人了解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其间的距离不但没有被缩小，事实上相反，很多时候，阅读日本只是在强化固有的想象。
而在日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题材之广泛远远超过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凡举今天中国热点的三农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贫困生失学、房地产泡沫乃至环境污染问题，统统可在日本书店找得到相关书籍。更不要说多如牛毛的中国历史类书籍，光《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就差不多和日本战国群雄打了个平手，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更是应有尽有。应该说来，这类书只证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及日本对邻居当下发展的关心。当然，日本书店永远少不了为侵略辩护的声音，同样，与“警惕日本”相对的是，各种名目警惕中国的书也林林总总。但最恶毒诅咒的，往往作者却是旅居日本的台湾人，不过，国内媒体在介绍这些恶毒的作品时，经常会忘记顺带介绍作者的身份。
——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国民上下都在丧心病狂地打中国的主意，虽然我们经常会被人告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愚昧和蛮横逻辑。因为它反过来还可以说，因为日本人对中国暗怀非分之想，所以要研究中国。但事实上，就我所知，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这样喜好关心浩大政治，更无中国这种人人皆能成为国际战略家的热情和天赋。
不错，中国是距日本最近的国家之一，作为落后国家，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更多的留学人员，投入了最大的研究力量，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介绍水平，离那些对日本并不太关心的发达国家还有着天壤之别。最近，一位著名学者为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日本的通俗作品作序，序言中写道：“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那么肤浅，充满了误区和盲点？”但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序言中多少就充斥着肤浅的认识和误区，甚至不妨说，那本书本身就无意中强化了对日的肤浅认识，算是对序言中问题的最好注解。
我们这么关心日本，但为什么对日本的了解却始终流于肤浅并充满误区？一方面，这是国家整体研究教育水平的体现，中国学界和大众传媒在方法论和研究工具的落后，不但体现在对日本的研究了解水平上，同样体现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另一方面，不能不说的就是，中国对日本缺少一种平常之心。无论日本之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上有怎样的特殊性地位，但我们不可以把特殊的情感带到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中去。否则，我们认识和了解的日本，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而日本国民，仅仅是一个仇恨想象中的特殊族群。
不能不说的是，尽管中国书店里有关日本的书总是长盛不衰的热门，但与日本相关的书很大部分题材都集中于60年前的战争上，即使谈到今天日本，也多半是一种对前者的延伸阅读，纯粹研究介绍今日日本的书，不能说没有，但大都躺在冷僻的角落，在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永远热闹的是60年前的历史和今天日本的威胁。这种独特的景观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你很难看到关于古代日本的中文书籍。如果书店的书是面镜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日本几乎还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那个日本，至于当下的日本如何，若不能理解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今天的日本，只能说明，多数人认为今天的日本就是昨天的日本。
不过，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日渐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由于两国民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除了新闻媒体和学界外，民间个体的观察和认识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和途径，而且，对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关心者能超越不是为仇恨的动机，不是因为“日本威胁”的紧迫，只是出于朴素的对知识的探求和对世界认识了解的好奇。不能不认为，也许这才是中国人能平和真实地了解日本的开始。从《幕府大将军》、《最后的武士》、《军国幕僚》这套书中，也不难看出，中国民间历史爱好者对日本的研究了解已达到了相当水准。这三本书的作者无一是专门研究日本的学者，而是业余历史爱好者或旅居日本的华人。
如果说，武士精神是一把解读日本近代历史走向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三本书恰好讲述的是武士精神在日本不同时期的折射。《幕府大将军》介绍的是一代枭雄德川家康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历程，如果我们要从这位对塑造日本历史的巨人身上找到近代日本历史轨迹的隐喻的话，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位才智在当时并不出众者的身上的隐忍和忠诚，并且靠着长寿，终于熬到了群雄俱灭，一统日本。德川氏的隐忍精神是日本武士刚健倔强的另外一面，在美国佩里“黑船”打破日本锁国政策时，日本人由激烈的“攘夷”转为“开国”，在1945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发出“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后，准备“一亿总玉碎”的日本军民立即放弃抵抗，都是典型表现。
而《最后的武士》虽与好莱坞著名大片重名，但却远非那部浅薄猎奇作品可比，其对日本幕末维新志士当年活动的详实介绍，也许在大陆中文世界是仅有的，除确其知识性和趣味性外，如果有心对比中日两国先后与西方世界接触并开始“师夷”为何结果却迥然不同，也许这是个非常不错的窗口。除了当年的日本是封建制改变起来较容易而中国高度的集权专制体制难于变革外，日本当年的变革推动者是“草莽崛起”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而中国变革的推动者早已人过中年，功成业就需要面对满清统治者猜忌，这种巨大差别亦是重要原因。——想当年满清中兴名臣的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资质气度当远胜崛起于草莽的伊藤博文等人，但，老树新枝无非枯木逢春的回光返照，何得日本新树初立的无限生机！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是，当初的日本维新志士，其实不乏义和团式的色彩，譬如高杉晋作，在1862年到上海见过世面后，一方面对西方世界的技术极端震惊，但另一方面深恨西方人在中国的作威作福，回国第二年就把英国公使馆烧了，还拉上小兄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组建了一支“奇兵队”，抗击英、美、法、荷四国入侵军队。但是，惟其年轻，故能义无返顾牺牲一切地全身投入到日本的变革之中。读到这本书，难免要人感慨：先有发奋的青年，后有发奋的国家。
至于《军国幕僚》更是本奇书。今天，我们探讨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多少已习惯性简单地将其总结为日本的国民性或日本狭小的天然禀赋，而忽略总结其制度原因，尤其是当年国家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巨大缺陷。《军国幕僚》也许是国内第一本详细介绍这方面的著作。该书作者是长期旅居日本对日本近代历史颇有积累的华人。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军事体制从维新时代开始的形成过程，以参谋本部和参谋为观察重心，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到最后使日本灭亡的二战的不同作用进行逐一分析，详细分析介绍了日本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军事管理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把日本武士的“下克上”极端放大，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导致全民疯狂投入必然失败的战争中去的。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会使不少读者获得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解读视角。它不仅使我们对了解当年日本为何发动一场战略上极端失败的战争有所帮助，亦可对今天日本的再认识有所帮助。这三本书连到一起读，也许更易于令我们了解认识武士“下克上”传统是日本迅速出演了一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命运。
这三本书出现在中国书店的书架上时，也许可以说，中国社会已在开始真正尝试了解日本。当然，民间人士出于兴趣的观察和认识，对日本的认识和介绍很难有深厚的学理背景，不可能达到像艾默特那些人的水平。不过，别忘了，当年的戴季陶、王芸生都不是真正的学者，同样缺乏深刻的学术背景，但不妨碍他们对日本有较深刻的洞见。而且，在趣味性和知识性上，这三本书都迥异于今天任何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籍，仅此而言，这三本书也值得闲暇之时展读一番。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四, 五月 11th, 2006
我看日本千葉縣地區眾議員補選民主黨太田和美勝選之因
4月底，日本千葉縣地區進行眾議員補選。千葉縣在東京旁邊，世界著名的東京狄斯奈樂園反而不在東京，即是在千葉縣。4月底的這場選舉雖然只是個議員補選，但是卻備受全國注目，因為這場選舉被視為是「小小對決」–小泉純一郎以及新就任的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的對決，同時也是日本國民對小泉政權去年九月大勝以來的施政檢視期末考。
這場選戰，自民黨從公開徵選的二百多人中挑出藤健。此人來頭不小，東大畢業，出國到哈佛深造，回國後受到自民黨的重點栽培，是個百分百的精英份子，前途一片光明。而民主黨卻找來了一個沒上過大學、只有高中學歷，並且被爆以前是陪酒女郎(他後來親口承認)的太田和美與之競爭。候選人之間的強烈反差已為這場選舉添增不少戲劇感，更戲劇性的是選舉結果，太田竟以些微票數，955票，險勝藤，一時，很多人驚呼“庶民戰勝了精英”。這場選舉的勝利，無疑等於為因為之前的假郵件事件而士氣潰散的民主黨打了一劑強心針。民主黨對「政權交代」(亦即政黨輪替)的夢想也更有信心去實踐了。
選後很多人，包括國外媒體都在問：為什麼一介庶民太田能夠打敗菁英出身的藤？很多新聞從太田的個人特質論斷，認為是太田的個人特質(爽朗、坦白承認自己的過去、年輕女性、勤奮努力跑基層)是勝選關鍵。在這裡，我願意提供一個較結構宏觀的視野來看這件事情。
有日本網友分析，這次太田之所以險勝，根據出口民調，是因為不少本來支持自民黨的選民卻在這次選舉投給了他，這個數字比這次全體有效選民票中，自民黨員減掉民主黨員的差距稍為多一點(約2000票左右)。如果沒有這2000票，太田肯定落選。那麼到底為什麼這麼多的自民黨員此次選舉反而投給太田呢？
我認為太田之所以勝出，他的人格特質當然是勝選因素之一(不然民主黨不會幾經思量後推他上場)，但更為結構性的因素是來自日本目前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處於「敗部」（負け組）的人越來越多所致。也就是之前三浦所寫、去年在日本引起熱烈討論的「下流社會」的現象。以前日本人總認為自己是「中流」，不比別人好也不比別人壞，但是近年來日本年輕人慢慢覺得自己將來不會變成中流，而是變成下流—向下流動。貧富差距嚴重化，在日本正成為一個敏感的社會問題。但小泉的一連串內政改革，其實是更朝向經濟自由化的方向走去，對於廣泛健全的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全等等政策，卻付之闕如。這個缺口，就變成民主黨候選人這次的競選口號：「力求無人敗部」（負け組ゼロへ）。而在選戰期間，媒體民調顯示，高達六成的民眾認為小泉的結構改革反而助長了貧富差距擴大，對此，小泉如此回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兩極化衝突」、「造成階層差距的社會是國家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如此回應，也難怪在這次視同於小泉施政期末考的地方議員選戰中，出乎意料地由民主黨獲勝。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二, 五月 2nd, 2006
二阶俊博在日本是一名著名的亲华派。在2000年，时任日本运输大臣的二阶俊博就曾与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一起，组织5000多名日本各界代表来京参加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
2年后，二阶俊博组织成立了“和歌山县日中友好交流推进协议会”。该组织最著名的中日友好“事迹”就是作为中日国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计划在和歌山县新庄综合公园内建立一座刻有江泽民的手迹“登高望远睦邻友好”及2000年江泽民在欢迎“日中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时的发言的石碑。但此计划因遭到右翼及部分市民的反对而遭中止。
对二阶俊博而言，对华友善不仅仅是政治主张，而且是利益所在。二阶俊博曾在细川护熙首相期间，出任副运输大臣，随后又在小渊惠三、森喜朗两任首相的内阁中出任过运输大臣。这一工作不仅包括管理铁路和交通运输，还包括旅游产业。而二阶本人在旅游届的人脉根深蒂固，其绝大部分支持者曾经都是旅游界的社团。而中日关系的友好，实际上等于每年数百万个赴日旅行消费的中国国民。即便在中日关系不景气的今天，在东京秋叶园电器街上还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
二阶俊博还是一个经历丰富的政治家。他的履历表上包括6个党派。1983年，二阶以自民党选举人身份当选众议院议员，随后加盟当时自民党最大派系竹下派。10年之后，已经是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毅然出走，主张要为实现真正的两党政治，分裂自民党。二阶俊博随之而去，成为小泽的左右手。
此后10年，二阶俊博跟随日本政坛的“曹操”小泽一郎数次创立新党，力求以小党搏大党。1998年，小泽一郎成功迫使自民党与其领导的自由党联合执政。但2000年4月自由党26名成员在自民党和公明党的策反下脱党成立保守党，成立伊始即与自民、公明两党组成新的联合政权。小泽一郎腹背受敌，受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只能退出联合政权。自由党自行瓦解。二阶俊博就在26名退党成员中，并当选为保守党的干事长，随后保守党后来更名新保守党，二阶俊博依然是干事长。
2003年，新保守党并入自民党，干事长变成自民党二阶派的领导人。此时，二阶参政的第2个10年结束。
二阶回归自民党后，当即成为小泉的得力干将，而小泽一郎则被迫退入日本民主党。二阶俊博入自民党后，深得小泉器重。2005年5月，二阶俊博被小泉首相钦点为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审议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为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立下头功。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日, 四月 30th, 2006
面对韩国外交争端日常化的趋势，韩国政府表示要将韩日之间的大部分政治历史争端捆绑在一起，采取强硬队日外交路线。
独岛（竹岛）之争又开始了
日本驻韩大使大岛正太郎是本月全世界最辛苦、压力最大的大使。1个月内他被韩国外交部三次召见。随后，从4月21日下午一直耗到2２日下午他和他的同事和韩国外交官进行了一场长达1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双方都觉得没啥意思的时候，日方的外务省次官谷内正太郎提议，进行最后协商，总算达成了协议。
协议说日本停止原定于6月30日以前结束的东海海洋科学考察活动，韩国推迟向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申报独岛附近水域韩国式海底地名的时间。此外，韩日两国认识到此次纠纷源于双方在经济专属区上未能划定界线而决定就此问题进行协商。
这等于双方各退10里，安营扎寨，暂挂免战牌。韩国《朝鲜日报》和日本《朝日新闻》都发表评论说这个谈判只是权宜之计。日本随时都能重新进行东海海道测量工作，韩国随时都能向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申报独岛附近水域的韩国式海底地名。这一问题依然存在着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韩国外交部长官潘基文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事后，在4月24日举行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就独岛（竹岛）谈判一事说：“这不是结束，仅仅是开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今年6月，国际水文组织要在德国举行庆祝组织诞生85周年的纪念活动。韩国借机会向国际水文组织（IHO）提交申请书，要使独岛（竹岛）周围海底的韩国名称‘郁陵盆地’获得国际公认。日方不干，向韩国提出抗议未果，于是悄悄向国际水文组织申请派船去该岛附近进行水文测量。自二战结束以后，该岛就在韩国的实际占领之下，日本一直没有机会拿到这一地区的水文情况，导致在争取该岛主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上缺乏水文方面的佐证。
4月14日，日方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且还真准备了两艘勘测船分别为“明洋”号(621吨)和“海洋”号(605吨)。4月19日，共同社发布消息称，负责对独岛(竹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调查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已离开东京，于19日上午抵达日本鸟取县境港。其中一艘于下午三点半左右离港，尚不清楚这艘船是否已驶向独岛（竹岛）海域。而且日方媒体还透露说这事情得到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批准。韩国立刻表示在独岛附近海域部署了十八艘巡逻舰，准备阻止日本勘测船在那里进行勘测活动。
当然，点燃的导火索在最后一刻被熄灭了。
日韩在独岛（竹岛）问题上发生强硬对峙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法案将2月22日定为“竹岛日”，决定推进恢复该岛主权的一系列活动。韩国朝野对此反应强烈。当天下午就有人在日本驻韩使馆前切手指。政府也有传言要召回驻日大使。
韩日双方的分歧不仅仅在于岛屿还在那片海域的命名。韩国认为所谓“日本海”的称呼是殖民主义留下的残余，应当恢复古名“东海”。但是日方有关研究机构则称韩国的理解错误。因为根据145份不同时期的各国相关地图（韩国和日本的除外）比较，“日本海”的说法古已有之，而且19世纪下半叶以后，所有的地图都把该海域称为“日本海”。所以这种叫法是历史沿革。
独岛问题是美国人留下的楔子
有日本学者认为，所谓独岛（竹岛）问题实际上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在韩国半岛与日本之间留下的惹事的“楔子”。
根据日本学者原君枝的《旧金山和约50年——重新审视对日和约与日本领土问题》的研究报告，在1949年11月的《对日和约》草案上，明确提出应将包括Liancourt
Rocks（竹岛）在内的岛屿递交给韩国。但是随即，麦克阿瑟的一个智囊威廉·泽巴尔德提出建议将由韩国政府实际控制的竹岛划为日本所有，于是在12月更新的草案中，这个岛屿被“删除”了。
其时朝鲜半岛局势已经有了变化。美国人还不确定是否有必要保住南韩政权。到《对日和约》生效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重新部署了针对苏联的防线。这条防线从美国的阿留申群岛穿过日本到菲律宾作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防线，实际放弃了朝鲜半岛，但是北方四岛和独岛（竹岛）在内的岛屿都在防线附近。
1951年7月9日，美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杜勒斯通告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称：“只有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并在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名的国家才能参加对日和平条约的签署。因此，韩国不能成为签署国。”1951年7月11日，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再一次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韩国政府对有关对日媾和问题的立场。但是韩国政府的主张并没有被美国接受。
因此，原君枝认为，美国改变主意的原因之一是不希望让岛屿落入有可能“赤化”的未来朝鲜政府手中。，实际上，随后正式出台的《对日和约》提到属韩国的领土及岛屿时，只提到济州岛、巨文岛及郁陵岛等却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由韩国控制、日韩之间存在争议的“独岛（竹岛）”（日本外务省也以此为日本从未表示要将“独岛（竹岛）”给韩国的依据），原君枝认为这很可能是美国故意在日韩之间在领土问题上留下的“楔子。”
仅仅是海权争议问题么
“独岛问题已经成为无法再以安静外交应对的问题。将全面重新考虑对独岛问题的应对方针。” 韩国总统卢武铉在4月25日的电视特别讲话时说。
因为海权之争而由总统出面发表讲话在国际领土争议中并不常见。
事实上，根据中国海洋局的资料，全世界共有380多处国家间海洋边界需要划定，目前只解决了约1/3。因此在全世界海权之争是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少有闹到韩日之间动辄军事演习，剁手指、刨腹抗议，这样的对峙并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的精神，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79和第280条的规定，缔约国之间有义务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这只能说明，在韩日之间，独岛（竹岛）问题远非海权问题那样简单。
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曾透露，韩国政府将把日本的海上勘测活动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独岛主权问题联系起来，采取一揽子应对措施。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卢武铉18日在青瓦台与朝野政党领导人共进晚餐时说，韩国政府将改变对日本的“平静外交”政策。他还曾透露说：“我在就任总统时强烈希望构筑东北亚和平机制。但是这一愿望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东北亚所有人民为了营造和平共荣的社会，需要凝聚智慧和勇气。” 韩国总统卢武铉也一再强调历史记忆。他在4月20日表示：“我们无法以和解的态度和要求那些过去非法占领了领土主权的人来解决争端。”
随即4月24日，卢武铉总统的发言人告诉韩国媒体，总统要在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对全体国民发表电视讲话。发言人甚至透露说讲话时间不长，只有10～15分钟。
政府一位官员说：“连卢武铉总统都出面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因此，日本了解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路。”该官员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会轻易选择正面冲突。”
就在总统发表讲话的前一天，《朝鲜日报》检讨说，韩国与美国、日本、中国等韩半岛利益当事国之间的外交纷争已日常化。潜在矛盾比至今已浮出水面的各种矛盾还要多。
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负责人陈昌洙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要在更缜密的战略下，重新调整与三国的关系。
在4月25日的讲话中，卢武铉强调独岛（竹岛）争端是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海权争端。他说：“独岛是日本侵略韩国时，最先遭到侵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日本对独岛主张权利是主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下的占领地权利，广义上也是主张对过去殖民地的领土权。” 卢武铉指出，这是否定韩国完全解放和独立的行为。
卢武铉还说：“（独岛问题）与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是考量日本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以及日本如何看待未来的韩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的试金石。”
显然，卢武铉在独岛（竹岛）争端的发言是为了未来的韩国对日外交定调子。如韩外交部长韩日争端，不是结束，仅仅是开始。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星期一, 四月 10th, 2006
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
凤凰周刊特约记者 秦轩 中江德宁
9月30日至10月1日，中日两国在东京举行了第三轮东海问题磋商。此次磋商就"两国应尽快解决东海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双方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显著进展。日方坚持按照中间线原则划定中日边界，并且独立划定了一条中间线，供两国谈判。中方则坚持大陆架原则，认定冲绳海槽为两国边界的地理依据。
此次磋商，是中日两国自关系交恶以来首次就重大的实质利益问题进行外交谈判。在此之前，中国与日本均没有形成依据国际法为基础、国际外交惯例为准绳的对等谈判形式。因此，东海问题磋商将是两国学习如何与对方进行外交交涉的过程，将成为经典案例，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两国外交关系提供清晰的原则尺度。为此，谈判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细节都显得尤为重要。
日方认为，中方在谈判中采用了与其他国家进行海权谈判不同的双重标准。究竟什么是双重标准，日方提出的中间线原则道理有没有道理？中方在谈判期间采取一些强硬的举措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将如何解决？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凤凰周刊记者分别就东海问题采访了中日两国官员和专家。
日方：
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千叶明先生，曾担任六方会谈时期日方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
千叶明先生认为，中方在谈判中采用与南海邻国谈判的双重标准，因此中方的做法是无原则的。同时他表示，日方无意将中方近期采取的军事行动政治化。
凤凰周刊：在9月29日，中日第三轮东海问题磋商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证实，中国正在有争议的东海海域建立预备役船艇大队。日方如何看待中方的做法。
千叶明：既然中方说这是通常的训练，我方没什么可说的。
凤凰周刊：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消息，磋商中，日方表示期望能尽快解决问题，中方也就这一说法达成共识。为什么日方期待此事要尽快解决？
千叶明：因为中方单方面开发，不听取我方要求，不停止开发，我方认为这种态度跟我们共同表明的在东海合作的态度相反，因此希望尽快解决。
凤凰周刊：日本声称"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边界谈判中，具有与解决中日海上纠纷不同的双重标准"；因此，日方也很可能就所谓的"双重标准"问题向中方提出交涉。日本所说的双重标准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的交涉可能是哪些手段。
千叶明：我们提过好几次，中方在中日谈判提出大陆架原则，在南沙问题采用其他原则，可以说中国是无原则的，我们提过好几次。
凤凰周刊：中国开发春晓气田时间为2000年左右，在2003年还曾公布与壳牌等外资石油公司合作开发该气田的消息，为什么那段时间日本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关注。而是到2004年日本国内才突然有了强烈反应？
千叶明：据我了解，日方已经表示过关注，但不是公开的。日本一贯非常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2004年中国方面单独开发的意图越来越明确，坚持勘察开发，不顾日方的要求，因此我方别无其他选择。
凤凰周刊：2009年5月是联合国要求各国申报延长外侧界限申请的最后期限。这一期限的临近与日本在东海石油问题上突然采取强硬政策有多大关系？
千叶明：这个情况我不大清楚。
凤凰周刊：2004年6月，日本派船巡视东海油田，随即中国政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同时中方提出，日本不要采取使事态复杂化的言行。而至今年9月，中方也曾有军舰出现在中间线附近，并引起日本关注。据日本外务省消息，谈判中中方称派军舰是正常训练。请问您对这个说法如何评价。
千叶明：中方说这是通常的军事活动，日方态度，既然中方这么说明，我们无意于将问题政治化。但是中方好像有另外的政策，跟我们不太一样。
凤凰周刊：日方向中国提出中间线原则，最早是在1982年，您能否提供一下当时日本为什么要向中方提出这一原则。当时两国存在的海域纠纷是什么，如何解决？
千叶明：当时没有很大的纠纷，因为双方都没有具体的开发计划。但是两国相隔大海，需要画一条线决定主权。国际惯例有两种，一种为大陆架原则，一种为中间线原则，日方认为用大陆架原则太不公平，因为冲绳岛也在大陆架之上，不能说冲绳岛是中国的领土。大陆架原则在中日两国原则上无法采取。所以采取中间线原则。比方说1985年利比亚和马耳他的海权纠纷之间采取中间线原则解决的问题。
凤凰周刊：2002年末，日本在中国海域击沉一艘朝鲜船只。随后，中日两国就打捞问题进行了10个月的权益斗争，为什么当时那个谈判持续时间很久，双方争在什么问题上？
千叶明：按我印象，那片水域是日方本来就承认的中方水域，按照中方的要求日方同意考虑经济损失的问题。当时中方要求非常强硬，而且要求经济损失金额非常大，我们听了都吓了一跳，大概是预测的10倍。因为在那之前，那片海域没有中国渔船活动，但是事情一出来，中国突然要赔偿经济损失，。我方也同意补偿，不过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
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先生。平松茂雄先生曾去东海中国春晓油田附近上空调查，以推动日方就东海问题与中国谈判著称，一些媒体认为平松茂雄是极端右翼分子。
平松茂雄表示，东海问题谈判，中方占尽上风，没有必要接受日方中间线原则。东海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出路。我本人根本不是右派，中国大陆和台湾军方都对我有好感，但是我没有也不会与他们进行接触，我只是一个研究学者。
凤凰周刊：去年5月您曾坐飞机飞到日本拟定的中间线附近进行调查，此后您一直在推动日本在东海问题与中国交涉。而您本人的专业是中国问题，而非海洋法和能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定，您的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威胁论？
平松茂雄：我的行为的出发点不能说是中国威胁论。如果这个问题放在那里，迟早会形成两国间对抗的局势，为了消除将来的威胁、对抗的原因，所以在这三十年里，我一直主张日本政府与中国交涉东海问题。
凤凰周刊：您主张以日本单方面提出的中间线来划定边界。根据海洋法惯例，划中间线首先要制定两国的海基线。那么日方提出的海基线是按照什么方法确定的，尤其关于中国海基线又是如何确定的？
平松茂雄：日本的海基线也不是十分清楚，如果要讨论如何划定中间线，肯定会与现在日本提出的中间线会有一定区别。日本在划中间线的时候考虑了中国的主张，并不是日本单方面划的。中国的海基线则一直没有公布。
凤凰周刊：您认为中方接受中间线原则的机会有多大。如果接受，由谁来制定，或者通过什么方法来制定中间线会比较合适？
平松茂雄：很悲观地说，几乎没有。中国占尽上风，没有必要接受。如果出现讨论中间线的情况，则肯定需要中日双方坐下来谈，这件事不是能委托第三方来办的，必须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来划定。
凤凰周刊：您本人有没有与中方进行过私人性质的接触，您觉得东海问题的解决前景如何？
平松茂雄：我是一个中立的研究者。虽然现在下面的人将我贴上右翼的标签，但我不不是右派。中国大陆军方对我很有好感，但是我没有与中方有接触、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也没有接触。因为我和台湾接触容易引起误会。我没有也不会和他们进行接触。
凤凰周刊：您觉得东海问题的前景如何。
我并不看好东海问题的前景。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不好。目前的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是日本30多年来第一位在东海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经济产业大臣。但是他已经连任两届了。接下来的内阁改组中，他一定会下台。但是日本国内没有人能替代他。（编者注：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23日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要求制定一部法律，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中日有争议的东海油气田水域进行巡逻，以便使日本石油公司可以安全地进行试钻探活动。）
日本石油资源开发公司前董事猪间明俊。（猪间先生是拥有40年石油开发经验的日本石油问题专家。9月初，猪间明俊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称，“公开数据本身就是一个无理
的要求。中方已经为收集数据支出了大笔费用”。“要求中方公开开发数据，就好比是在要求一个制造商免费交出专利技术”。同时他强调，“日本的唯一选择就是两国共同开发”。）
凤凰周刊：请问中日之间是否有可能联合开发东海，如果可能的话，您觉得双方都需要认同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猪间明俊：如果想避免武力冲突的话，除了共同开发之外，两个国家都将无法得到东海的资源。但是，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8年以前中国在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以东进行试采掘，而没有跟日本打招呼。中国得为这件事情向日本道歉。
第二个，CNOOC首页上介绍了fishbone
technics,用这种方法保证不再在中间线以东获取资源。
第三，不再争夺钓鱼岛的所有权。
如果能够作到这三点，我想，日本在共同开发这个海域的资源上没有异议。
凤凰周刊：您觉得中间线原则能够作为建立中日边界线的基础么？
猪间明俊：日中双方所主张的权利因为根据的海洋法条约不一样，所以日本也不应该过分地固执现在的中间线。我认为这条中间线应该是中国所主张的大陆架的边缘线和从日本开始的200海里线的中间比较妥当。
凤凰周刊：不久前您批评日本政府在东海问题上的政策不公正。请问日本公众对您的观点持什么态度？
猪间明俊：我并不知道大多数日本人是怎么想的，但是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很了解石油开发。那么政府和传媒又在发布有偏向的情报，所以不是像我这么想的人可能很多。
凤凰周刊：您怎么看待平松茂雄先生在东海问题上的主张？
很抱歉，平松先生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所以无法回答。
中方：
中国海洋法学会研究员贾宇。
贾宇认为：日方提出的中间线原则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划定中间线并不是法律原则而是一种技术方法。日方提出的强求一律的划界原则不仅是荒谬的，更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凤凰周刊：日方提出依据国际惯例中的中间线原则来解决东海争端，究竟什么是中间线原则呢？
贾宇：中日两国在东海的海洋划界争议，既包括专属经济区划界，也包括大陆架划界。日本以其单方面提出的"中间线"表达其权利主张，或者是有意忽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区别，或者是以一条所谓的"中间线"主张两个不同海区的海域划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于情无理，于法无据的。
大陆架的权利基础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洋的自然延伸。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向海洋自然延伸形成的陆架浅海区，直到冲绳海槽，这是中国大陆架主张的权利基础，日本在东海只有狭窄的岛架。此外，日本在东海的领土主要是一些本岛以外的附属小岛，而中国则是大陆。以所谓"中间线"划分两国的大陆架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必须指出的是，钓鱼列岛本属中国的固有领土，现被日本所侵占。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是历史遗留问题，现代海洋法制度的实施使这一领土争端扩展为海洋空间和资源的争端。"陆地统治海洋"是国际海洋法的一般原则。先有对陆地领土的主权，才可能有对相邻海域的管辖权。中国拥有对钓鱼列岛的主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拥有相应海域的管辖权和对其间资源的主权权利。日本不但非法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列岛，还将其作为划界基点提出对中国的划界主张，既侵犯了中国的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也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这是中国所坚决反对的。
按照"公平原则"划分海岸相邻、相向国家间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已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得到充分体现。相反，"中间线"或"等距离"并不是海洋划界的法律原则，只是划界的技术方法之一。沿海国没有义务必须采用中间线的方法进行划界。事实上，国家间的海洋划界，需要考虑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不可能绝对地适用一条所谓的"中间线"。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现代海洋法，要求各国应该通过和平方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问题。"公平原则"是指导划界的普遍原则。为了达到公平划界的目的，当事国可以自由选择适合争议海域的各种划界方法。
凤凰周刊：国际惯例中关于领海海权的法律依据和解释是什么？
贾宇：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和大陆架（Continental
Shelf）是不同的海洋区域。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主要是针对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而对大陆架的权利则主要是针对非生物资源而言。
根据该公约，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而专属经济区则是沿海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其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的距离。（作者特注：中文是联合国的法定语言之一。在上述公约中"Exclusive
Economic
Zone"的对应中文是"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文文本亦如此表述。其他如"排他性经济水域"、"专属经济水域"等说法都是错误的。）
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海洋区域，在空间上有重叠之处，但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凤凰周刊：日方称中国在谈判中采用了与南海周边国家谈判不同的双重标准，因此是没有原则的，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贾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规定一国在不同海域必须或只能适用一个划界原则。事实上，不同海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各当事国的权利主张也不相同，强求一律的划界原则不仅是荒谬的，更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中国在东海划界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和原则与在其他海区的划界主张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在其他海区与有关国家的海洋划界，不必要也不可能受东海划界的束缚。
凤凰周刊：中方在东海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贾宇：2004年以来，日方声称中国开发"春晓"油气田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多次要求中国停止勘探开采，并频繁派出飞机、舰船到我有关油气作业现场进行干扰。2004年7月到2005年7月，日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租用挪威调查船在日方主张的"中间线"以东单方面进行油气资源调查勘探。2005年7月14日，日本政府授予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的试开采权。
"春晓"等油气位于与日方无争议的中国近海，中国在属于自己的大陆架上进行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与日方毫不相干，日本无权说三道四。相反，日本单方面进行油气资源调查勘探的区域，尽管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以东，但属于中国自然延伸的大陆架上，是对中方主权权益的严重挑衅和侵犯，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先生。查先生是我国石油能源安全方面的专家，曾参与与东南亚国家解决南海问题的谈判。
查道炯教授称，日方对中国双重标准的指责立不住脚。同时，查教授提出，中间线原则并非不可以接受，但是目前中日两国缺乏中间人进行调停。如何划定中间线将成为解开东海问题症结的关键所在。
凤凰周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9月29日证实，中国在有争议的东海海域建立预备役船艇大队。中国这一举动，目的是否是为了向日本施加压力，表达决心？
查道炯：我个人理解，这是不示弱，既然我们一直坚持这是在自己的大陆架上开采，那么遇到日本的舰队来骚扰，我们也要表示一下，以显得不示弱。这不是施加压力，那样就是要开战了。
凤凰周刊：日方外务省发言人称中方与日本就海权边界谈判的标准与在南海谈判的标准边界不一，您对此有何评价？
查：这个说法不对。因为海域不一样。北部湾不是东海，双重标准的说法没什么道理。因为北部湾不是一个开放的海，而是一个封闭的海。传统上渔民在那里作业，要考虑他们的利益。中国是在作这个事，原则上有海洋法，另外要考虑这个地区要有人用的，比如开采、打鱼。半封闭的海和开放型的海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实施海洋法。领海的基线怎么画，回过头说，我们和越南谈判的原则不适用于东海。第二，越南和我们谈判领海划界的时候有并行谈判的课题，怎么共同开采这里的渔业。因此中越谈判除了领海问题之外，还有如何联合经营的问题。日方现在谈的是分开利用，而不是联合利用，这个原则怎么能够一样呢？比如我们可以和越南可以联合经营渔区，北部湾地区谈判一共有两个协定，一个是划界协定，一个是渔业合作协定。就算是划定了领海，彼此的渔船也可以过界打鱼。因为鱼在游。日本这么说有他的外交手腕在里面。
凤凰周刊：日方发言人称如果按照大陆架原则冲绳岛也在中国大陆架之上了，因此大陆架原则是不合适的。您怎么看。
查：这是有些牵强附会，按照他的说法，等于我们就扩张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一直讲，那里有一个冲绳海槽，为大陆架划分原则提供了地理上的支持。这是不是他们在试探口风？
凤凰周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解决南海问题时，曾经同意相互交换信息。不久前中国与菲越等国还有共同勘探南海储备的项目。此次日方提出要中方提供数据，为什么被拒绝。
查道炯：他要的信息是春晓油田的开采技术资料。整个开采过程是公司行为，以前是新星公司开采的，现在是中石化公司。开采过程中的技术资料是商业秘密，怎么能给呢？你没有投资，公司勘探的技术信息为什么要给日本。日本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开钻，开钻的前景区域多大，下面生成油气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具体到底要哪一个信息，要说清楚。我估计日本要信息的目的是看你当初决定开采的时候，你的理论推论里看包含了哪一块区域，是不是包含了中间线那边的区域。这样他就找到了证据，好说你原来的计划开采的区越过了中间线，将从日方那边的区域抽油过来。这样就可以栽赃了。另外，在中国南海地区，中国和菲利宾合作勘察，分享信息，但是勘察费用也是分担的。日本人传统是说话说一半。
凤凰周刊：印尼在南海问题上也曾提出过中间线原则，日方称中间线原则是越来越被承认的国际惯例，比如马耳他与利比亚的海权问题就是按照中间线原则处理的，请问您怎么看。
查道炯：利比亚和马耳他、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印尼和澳大利亚、俄罗斯和芬兰都用中间线原则。现在中日之间，缺乏一个中间人说话，在中间线原则上，我个人看法，作为学者，我认为中间线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是必须知道划定中间线的基线如何划定。这样才能决定哪里是中间。如果我们直接接受日本划定的中间线，这个就不叫谈判了。这叫磋商，我告诉你这是这么回事，你爱接受不接受。我们假设一个前提，如果按照中间线原则来处理问题的话，谁来划才算公平？双方一起划还是找个联合国海洋法系统的一个技术组织来拟定计划，双方接受？还是第三个版本，双方各划一个中间线。这里涉及一个原则，中间线到底怎么生成的。但是现在中日外交关系比较紧张，谁都不让步。如果按照更理性的做法，从地理的角度，海洋地质学的角度，看看中间线除了日本的划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划法。这不是说他划的就错了。如果不涉及中间线怎么划的问题。那怎么敢按照日本的中间线答应下来。因为我们从来没划过中间线，一直是按照大陆架原则，下面按照中间线原则就接受你的了？
现在谈判卡壳就卡在这地方，没有中间人说话，这个事情很麻烦。如果按照公平的原则，有个中立的中间人帮你划。现在一个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中日两国开始讨论中间线怎么划。如果不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是重复，那就慢慢谈吧。
凤凰周刊：日方最早向中国提出中间线原则，是在1982年，您能提供一下当时的背景么？
查道炯：1982年划的时候，联合国海洋法成立通过，我国当时就同意加入了，日本是再1983年同意。不过日本人做事比我们想的周到，他知道我们主张大陆架原则，而且参与了海洋法的起草。那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顾不上这些事情，另外当时外交对日本特别强调友好，强调协商解决问题，没有寻求从法律上解决问题。所以对中国外交这里有个教训，既人家处理外交多是从既有的国际规则角度出发，而我们长期坚持的是友好谈判、协商。现在我们是否要更多考虑以这些规则为基础。
凤凰周刊：如果谈判僵持下去，您觉得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有多大。
查道炯：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为零。美国不可能作调停人，更多地，他更愿意看到你们斗下去。美国不希望中日之间合好。他不会出来做调停人，反倒会中立。中日之间有矛盾符合美国的战略目的。实际上很多情况美国人都清楚，但是他就是不参与。我认为日本学者Kimie
hara说的很有道理。他在一篇名为《旧金山后50年：重审旧金山和约与日本领土问题》的论文中提出，在美国归还冲绳基地所属权给日本前，已经清楚钓鱼岛的主权有争议。但是尼克松政府采取不介入的所谓中立原则，将矛盾留给中日两国。同时以此来强调中国威胁论，使日本依赖美军来保护日本。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边界纷争都可以从美国1951年组织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又称《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找到答案。因为这一和约没有清晰地划定日本与周边国家的边界。
中菲之间海权之争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占了一个岛屿，菲利宾不清楚，但是美国人知道。他不告诉菲力宾。等中国人这边把岛上基地弄好了，美国人才告诉菲力宾。菲力宾让美国人主持公道，美国人不干，说这是你们两国的双边问题，我不参与。
Posted in 中日关系 | No Commen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