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中东见闻’ Category
星期日, 九月 30th, 2007
3年前在黎巴嫩我读过一本书，上半本专门讲阿拉伯字母，从第一个字母alif讲起，讲每个字母在书写时的变型，字母的来源以及一些苏菲派穆斯林赋予字母的意义。我记得不是很全了，只记得有人认为alif这个字母蕴含着真主的秘密，而nun这个字母则来自太阳。后者更好理解，因为在地中海边的城邦，太阳神的名字就是nun，叫了几千年，从古埃及人一直到巴比伦都认这个名字。
不过，这本书最有趣的还在后面。都是用阿拉伯字母组成的船，花纹，狮子，瓶子，甚至有四格漫画。每一幅画又都是一句话，是可以读的。多么神奇。
我相信，几百年前，无论是大马士革、巴格达或是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一定有人吹牛皮，夸穆斯林用的阿拉伯字母才是世界上最NB的语言，因为，基督徒用的拉丁语不能用来画小鸟，古希腊语也不能，那些有钱犹太佬用的犹太语也不能。而且，阿拉伯语还有十三种优美的字体，漂亮得可以作房檐的装饰物。这种将美学和宗教价值观通过文字的形式变化来表达的书法艺术，难道不是真主所赐么？
可是，也许真的不是这样。
阿拉伯语是一种表音文字，和犹太语、古腓尼基语一样，同是闪米特人创造的。而为什么后来只有阿拉伯语出现了书法，为什么只有穆斯林那么执着于把文字开发成一种艺术？它的那些亲戚，古叙利亚语、犹太语、腓尼基语，甚至到后来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都没有真正的成体系的书法艺术？难道这都是真主对穆斯林的恩赐么？
据《Arabic Script》说，奥托曼时期有说法为《古兰经》成在阿拉伯，吟诵在埃及，书写在伊斯坦布尔。阿拉伯书法在土耳其人的手上达到顶峰。这句话是一个线索，顺着这条线索考察，就会发现，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大规模兴起，并非是创教初期，同是闪米特人分支的阿拉伯人扩张时出现的，而是在后来，伊斯兰文明在西亚、中亚地区扩散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我们基本可以推测，书法艺术及其背后的审美观念乃至宗教诉求，并不是阿拉伯文明所拥有的，而是其他民族在纳入伊斯兰文明过程中提供的新元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闪米特文明没有推衍出书法艺术，以及为什么推动伊斯兰书法艺术的一个巨大动力来自苏菲派。后者本身从某种程度说就是伊斯兰之光与中亚土壤的合成物。
同样的问题对中国文化也成立。书法艺术是什么时候为国人所接受的？为什么会有像王羲之这样的人穷其一生要去追求书法之美，且能以此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以此追溯下去，那么王羲之的道教徒身份就很可疑。因为彼时的道教无论从理论还是形式上都开始大批抄袭来自西域的异端。
那么，是否在中亚已经存在一种推崇书法艺术的意识形态，并在伊斯兰以及中国文明与其接触的过程中，进行了渗透呢？
http://www.amazon.com/Arabic-Script-Variants-Calligraphic-Adaptations/dp/07892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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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八月 18th, 2007
我奇怪田晓菲怎么可以那么平心静气地去叙述她的《赭城》。大概东方人的性格以及知识分子身份令她的表达是一种克制的。可是，她所摘录的安达露西亚的故事与诗歌却推向相反的结论，在面对安达露西亚的风情面前啊，田晓菲，你没有哪怕是一点点表露自己内心的喜悦与震撼么？
《赭城》是关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800年穆斯林统治史的故事。但是，书里没有战争，没有宫廷恩怨，所有的悲欢情仇其实都是最简单的素描，一笔带过。田晓菲没打算去讲大时代的变迁或者乱世佳人。关于这些，可以去看BBC拍的纪录片或者美国人拍的肥皂剧，也许时代背景、主人公不一，但套路桥段在结构上没有差别可言。
然而差别，或者说安达露西亚的特质可能就在于田晓菲摘录的诗歌、图画或者游记中。我说的可能是指，此书毕竟并非是对安达露西亚某一段文明艺术史的梳理，而仅仅是根据作者的喜好进行的摘录，因此说它完全代表了安达露西亚典型风情，也许并不具有说服力。
摘录，却恰恰是此书最大的特点。书中描写的种种风情，一定是田晓菲在游历过程中屡屡被震撼，被打动的部分，他们其实是安达露西亚与田晓菲内心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意味着当我们读此书时，既是在读安达露西亚，又是在读田晓菲本人。我们所读的，就是她所应当表露的那点内心喜悦与震撼。不是么，有时候，田晓菲会躲在现代诗人洛尔伽、里尔克后面，拿他们的文本来呼应，有时候藏不住了，也会有自己的“和诗”。
说到这里，我要对中国文化大不敬了。感谢我主，田晓菲学习的是英美文学又在哈佛熏陶数年。虽说那里培养了不少废物，但田晓菲总算吸收了欧美文学的一个传统，对人性的关注。而这在中国文化里，早已被遗忘了。
正是具有鉴赏人性永恒主题的能力（既人文主义的底蕴），田晓菲在西班牙遇到一个阿拉伯文明时，才会惊奇。她会诧异，在当今享有原教旨盛名的伊斯兰文明也曾经如此热爱过生命，也有过对人性的执着关注，其中蕴含的智慧、体悟与表现手法，真的是在20世纪都不会落伍。
随意翻开一页找首11世纪的诗：
年轻女子的乳房
好似长矛，刺激我们
开战，为了保护自己
我们穿着皮大氅，披挂上阵
精致的容颜
为我们一一露面：
洁白的月亮升起
梳着黑夜的发辫
还有这首，著名的伊塔米德为她的丈夫，安达露西亚最传奇的国王兼诗人穆塔米德写的情诗：
我要你，我的爱，像疾风一样到来
来耕耘我的身体，至少给它三次灌溉
在或者某位诗人写道：
在安达露西亚
白色
是哀悼的颜色
我的头发白了
是为了哀悼
逝去的青春
在安达露西亚，如田晓菲写道，夜晚是整宿的饮酒作诗，宫廷里的文化人在不断地追问：什么才是幸福，什么才是生命的快乐。那些赤裸裸地对年轻女子的歌颂，超越意识形态的约束，超越动物的欲望，体现了生命的永恒。说句肉麻的话，没有这种对美的赞颂，人生会多么无聊。
其实，如果一定要将西方文明史的脉络掀开，会发现所谓文艺复兴的知识、价值观与判断力，几乎完全来自西班牙时代的穆斯林王朝。叙利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们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经数百年努力抢救古希腊哲人的经典。这些知识伴随造纸术又通过安达露西亚传给了天主教徒。当然，而今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
田晓菲用大半本书去描写安达露西亚伊斯兰史上最后两百年才出现的赭城。按她的话说，赭城是安达露西亚最成熟的果实。她笔下的既大方得体，又负有情趣，无声无息的建筑中不知道隐藏着多少智慧。那是神秘体验与理性的完美妥协，它不会向天主教徒的建筑让你一下子就感到视觉震撼，然后就懵了，彻底放弃自己的心灵，臣服于主。相反，这些穆斯林遗留的建筑，会在不起眼间让你感到精神世界的升华，会让你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旅行者与城市之间发生了神奇的共鸣与对话，甚至还有彼此间的斗智斗勇，像一场解密游戏。
田晓菲在和赭城谈恋爱啊。
总之，田晓菲笔下的安达露西亚是迷人的。遗憾地是，这些迷人的地方与我们印象里的中国文化差异甚大。譬如穆塔米德曾在宫殿前面栽上一千株杏花，只为那雪白的花瓣可以充作罕见的雪景，以取悦自己的妻子伊塔米德。千金一笑，这位亡国之君的传奇在中国，绝对没什么好的口碑。我们似乎特别在意那些靠智慧和武力拯救世界，或者扬我大汉威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是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文明，有没有特别追求快乐的人物？一时还真是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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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七月 24th, 2007
西海经行记：伊斯坦布尔的灵魂
伊斯坦布尔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
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文/研究员 Taras]
按我的理解，《我的名字叫红》讲了文明碰撞给人带来巨大难题的故事。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宏大的主题，关乎跨文化交流。在小说里，法兰克人的透视画法，无时不刻不在冲击着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细密画家们。他们无法坦然吸收消化，反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此前，面对来自远东中国的文明、波斯古国的精神财富，他们尚能坦然吸收。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却更像灾难，让自己完全失去在世界的位置感，不知所措。这个过程中，有的艺术家选择效仿，有的选择抵制，有的选择漠视，追溯所谓的传统幻象。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在人的层面的。主人公黑和其童年恋人的情爱故事，关乎个人幸福的，它其实是人的生活的故事，与意识形态，与文明的碰撞、胜负无关。依照这个逻辑，小说里的艺术家都被描写成凡人，都有个人的性格、弱点，包括贪婪、触犯伊斯兰禁忌的性爱方式等等。
生活的两条线，一经，一纬。正因为有两条线，小说才交织出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细密画。而且，两条线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相互冲击，也推动了他的半理性半神经质的行动，譬如谋杀。这是我觉得作者高明的地方。
假如拿显微镜去伊斯兰文明史中的中东世界，我想，其实跟其他世界的一样，那时候的穆斯林也是凡人，是活的，有声色犬马，有悲欢离愁的故事可看。那里面都是人的好奇心、贪婪、脆弱、仇恨等等要素。这些要素几千年来在各个文明的范畴内重复着，亘古不变。宗教之伟大，就在于它认识到凡人千古不变，且普世存在的人性所在，所以一种伟大的宗教才可以
在极远之地，完全陌生的土地里生根、发芽，并保持千年后依然有无数信徒。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方才渐次向整个世界推送他们的文明。而那之前，中东是链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霸占着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巨大贸易通道。那时候，阿拉伯人、波斯人是文明的推进者。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改革世界文明的能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原教旨主义的根源在于对未来的绝望。而那个年代，他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那些饱受战争瘟疫困扰的西方人才是。
伊斯坦布尔是那个时代的坐标点。无论近东还是远东，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最近的异域文明中心。它与欧洲的交流最深，曾一直以竞争者的角色出现，并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这个当然可以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关注文明碰撞的理由。更为现实的因素则是，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虽然作者显然沮丧非常（在小说结尾细密画家橄榄承认对透视画法的效仿是失败的，因为很难将人家几百年的成果一蹴而就地“拿来主义”），但小说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立场：既然不面对不交流，便只有衰败消亡。而非理性地走向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更是毫无出路可言。
理解这个，就可以意识到当年的伊斯坦布尔是多么的无奈了。我相信，帕慕克在其脑海里，一定无数次用Google Earth俯视16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上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所生活的现代伊斯坦布尔城市中隐藏的种种奇幻与沉寂。他会意识到这貌似繁荣的文明中心，因为外来的冲击，必然引发一场不可避免的腥风血雨，引来城市的衰落。快乐不再，希望不再，但这又是城市为了生存，为了进步所不得不牺牲的代价。那么，一定有一个问题让帕慕克终生不安，并因此成为他创作文学的核心动力：伊斯坦布尔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是否还在。
（《我的名字叫红》，奥尔罕•柏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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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七月 17th, 2007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伊朗因地缘政治成为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阿拉伯世界推动的石油危机，令伊朗从中获取暴利。以上两大因素的贡献，伊朗在1972年至1979年之间，年均GDP发展均保持在10%上下，1976年甚至超过了15%。
在这一背景下，国王巴列维开始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目标在于让伊朗成为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一改革的成效是看得见的。
70年代的德黑兰，处处在施工，沿用西方理念设计的新型高楼叠起，股市热闹非凡。年轻人在听西方流行音乐，准备托福，为去美国留学做准备。那时候的伊朗人在欧洲是贵宾，是来旅行度假的有钱人。
然而，国际环境的天时地利让伊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其迅速崩溃，因为这场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且借助西方力量的，所以缺乏人和，缺乏国人对利益分配，文明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共识。虽然巴列维国王也采取白色革命等措施，期望让这个国家的穷人受益，但效果甚微。权力的不平等，导致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国家改革所得的好处缺乏适当分配的渠道，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于是巴列维政府也许不得不过分依赖美国而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利益，但却让自己摆在了民族的对立面。如果伊朗当时没有2万美国人渗透在伊朗的各个部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巴列维国王自己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国王政权的合法性，其权力来源来自贵族，来自认同君主制或从中获得合法性地位与利益的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掌握国家资源的权力机构，也是改革的执行者。他们是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发财的人，却绝对不是最期望改革的人。改革会让推动改革者下台，而是否已经有足够强大的新生力量继续推动改革？如何从经济改革转型到政治改革，从国王专制，皇亲贵戚掌握国家资源到实现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法治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时间表？
国际社会的动荡也非巴列维国王本身可控。1970年代整个中东就是美苏较量的漩涡。伊朗开罪不了苏联。伊朗北部阿塞拜疆问题背后是共产党，是苏联，但同时也涉及到民族感情、民粹等问题。另一方面，伊朗的安全由美国保障，国家经济支柱的石油产业是与美国人合股经营，又由美国技术人员掌控上游下游的各个领域。这里又存在问题，一方面要发展，要在冷战格局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让国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穆斯林主体去理解伊朗、以色列、美国的同盟关系。
国内、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已经超越了巴列维国王及其团队的能力与智慧。国王后来发现，改革必须依赖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共识，时机以过。他已经不能让人民相信，这场改革将解放他们的权利。于是，1979年，情况终于失控，先是军队镇压，后来军队都开始倒戈，巴列维国王被驱逐出境随后，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博弈。最终，伊朗选择了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选择国有化为国家经济形式。也许是伊朗人对“公正”的渴求已经高到失控的地步，连熟读马列的左派共产党们都被穿长袍的教士打得落花流水。
政治动荡，外加两伊战争的消耗，让伊朗在整个80年代GDP几乎都是负增长。伊朗人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大足以让城区百姓怀念当初腐败的巴列维王朝了。
以上，是你在读《我在伊朗长大》时所需要了解的背景知识。
玛赞•莎塔碧是在伊朗长大的女画家，《我在伊朗长大》是她以亲身经历画的漫画。1979年，玛赞•莎塔碧不过10岁左右，随后她和她家庭经历了伊朗历史上那段最动荡、最不幸也最他妈无聊的年代。这让她和王二和方枪枪等喝毛主席的奶成长起来的我国青少年儿童一样，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想一想，历史的大变革就那么突如其来的改变了10岁小姑娘的命运，不断地挤压她的生命。她比生活在和平国家里的孩子要面临更多扭曲的现实，忽然她的叔叔死去，忽然她的同学的父亲死去，忽然她要戴着盖头，忽然她和同学开派对要进监狱，忽然学校教育他们要说谎，要抑制自己的个性。他妈的，该死的政治就这么扭曲着伊朗青少年的心灵。而她就是在这样环境里经历了青春期，转学N次失败后，独自去奥地利留学，还谈了几次恋爱。没有人一出生就知道生命的答案，小玛赞只能在成长中不断选择，不断反思以获得对生命、对世界的看法。所以，玛赞诚实地告诉我们，她有时候活得很保尔•柯察金，很虎胆龙威，怒海狂花，但有时候也困惑、迷茫，胆怯、逃避，也曾经走在寻找加州酒店的路上。反正，她就那么长大了，而且当了个画家。
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玛赞•莎塔碧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好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皇家贵族。这一背景让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机会去想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而且不用那么务实，而且可以受一些良好的教育，过一个体面人的生活，可以享受到一家人开车到德黑兰外面去郊游的快乐。这是天大的幸事。好的家庭和好家庭教育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维持拥有并坚持自己标准不像畸形社会屈服的基本保障。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本书？玛赞•莎塔碧说，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他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为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这些人就是那些在政治动荡中不屈服命运的人。他们的闪光点在人性。玛赞•莎塔碧也是一样，艺术家根上说，也是一帮对人文价值、对人应当怎么活着才对这样的命题特别较真的人。她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用句俗话说，她画了一个讲人性的故事，特深刻。王二在文攻武斗中长大，方枪枪喝毛主席的奶长大，玛赞•莎塔碧在伊朗的革命、卫国战争、伊朗式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和前两者相比，玛赞是个女孩，而且有机会受好的教育，这是她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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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七月 10th, 2007
我住在HAMRA
贝鲁特的北面是红灯区，南面是难民营。城市分东西两区，西贝鲁特是穆斯林的地盘，东贝鲁特是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地盘。等到圣诞节，从山上的圣母玛丽亚像脚下，到地中海，有一半城市灯火辉煌，而另一半则幽静昏暗。
我住在西贝鲁特，偏北，一条叫 Hamra 的街上。在西班牙，有一座城堡跟它同名。有一次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我看到弗朗西斯卡手里拿着一本书，叫HAMRA STREET，那是一本爱情小说，据说时间是在60年代。弗朗西斯卡是我同公寓的女孩，她会做意大利式的煎肉，要放奶酪片。回国后我曾试着做过一次，结果是第二天拉肚子。
HAMRA和海岸线平行，靠海那侧是中东最著名的一座学府——贝鲁特美国大学，是19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办的。学校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快餐店、学生公寓等等。有一个麦当劳，门口站着俩军人，手拿AK47，走进去，会有人请你打开书包，即便你是黄种人也不能免。
学校正对着一家杂货店，老板会说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不过他会很热情地教你用阿拉伯语买东西。
街上最贵的餐馆是日式的，其次是一个中式快餐馆。在那里我头一次见到阿拉伯人拿酱油和着米饭吃，后来在手头紧巴巴的日子里，我也曾那么干过。味道可不怎么样。对，还有两家银行。里面有个大眼睛姑娘，睫毛长得吓人。她可能是腓尼基人、也可能是贝都因人或古叙利亚人的后裔，也可能是混血儿。
街上还有两家书店，一家有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书，另一家专卖旧书，他家有非常漂亮阿拉伯画册。老板是个老头，在靠门的地方摆张木桌子，我总见他坐在那里，有时候会有人陪他聊天。贝鲁特的报纸报道过他，大意忘了，我就记得他想让我以每张25美元的价格去买那些老贝鲁特的老印刷海报。
所谓老贝鲁特，是指50、60年代，那时候贝鲁特还没打内战，还是中东的金融和信息中心，同时还是沙特王子、各国酋长或本•拉登这样的阔少度假的地方。那时候，贝鲁特叫东方巴黎。
有次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两个人当年就是在贝鲁特相识，那是40年以前。他们说，那时候HAMRA到处是酒吧，咖啡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回忆，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过来念书。
可是今天的HAMRA还没有从黎巴嫩内战中缓过劲来。现在，我住的楼对面就是废墟，钢筋外露，墙上是弹孔。那是20年前内战留下的痕迹。楼里的人要么跑了，要么死了。于是也没人过来管它们。这是私有财产，主人不在，100年都没人去碰它们。
唯一让人联想到战前的，是两个亮着红色灯泡的妓院。门口坐着个老太太，扎着头巾，样子很凶。我不知道40年前，她们是不是这里的“金鸡”，跟沙特王子们过过几天快活日子。
事实上，这里发生的战争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战争在HAMRA等于导弹袭击、游击队偶尔的冲突，等于汽车爆炸、食品短缺、绑架勒索以及没完没了的停电。战争虽然结束，但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在HAMRA大街还看过一次游行，是附近几个大学的学生搞的。那是某一天晚上，满大街都被长串的宝马、奔驰堵上了。车里的人时不时下来跟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握一下手，一些人挥着某种怪模怪样的旗子（后来知道是一个支持叙利亚与黎巴嫩合并的党派。），他们高喊叙利亚，叙利亚。几天前，反对叙利亚的大游行，刚刚在市中心举行。
在HAMRA的拐角有一个网吧，有一次我在里面上网，看到墙上电视里在放AL-MONNAR的节目，是黑白色的纪录片，讲英勇无比的阿拉伯士兵与以色列作战的故事。这家电视台去年夏天被以色列炸了。因为它是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电视台，号称全世界有百万观众，而且租用着美国的卫星。于是，我知道那个网吧是真主党的地盘，可我还是经常去，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去那儿上网，即使美国在对真主党封锁。
有时候，街上会看到脖子上缠着围巾的年轻人，围巾和阿拉法特带脑袋顶上那种是一样的。这些年轻人是巴勒斯坦人。又有时候，街上会有穿着黑色灯笼裤，戴着小盖帽的人，他们是德鲁兹教派的人。这个教派据说是一千多年以前从伊斯兰教分化出来，受到迫害，逃到黎巴嫩的。还有，据说前总理哈里里被汽车炸弹炸碎的时候，HAMRA大街的橱窗全部震碎了。于是大家只好在没有玻璃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抽水烟。
整个黎巴嫩就是个奇怪的地方，几千年来都是，最早它是地中海腓尼基人和两河流域亚述人掐架的地方，后来是希腊和波斯世界的边缘，再往后，罗马人统一欧洲和地中海世界让它有过几百年的辉煌，而到了中世纪，这里成了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的前哨，所以在黎巴嫩南部纯粹的穆斯林城市里确有十字军留下的城堡。我甚至还认识一个蒙古人在当地留下的后裔。在现代，黎巴嫩从来都受中东格局的变迁而不能自主，巴以冲突会引发这里的内乱，内乱中，居民又按照基督教、伊斯兰教、德鲁兹教或者其他什么分派。彼此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就相互厮杀。而和平时期，又没人在乎你的宗教。
总之，7000年来，黎巴嫩承受着文明的交流与冲突，交流让黎巴嫩兴起，而冲突让它毁灭。7000年来莫不如是。所以，黎巴嫩从来都是文明的交界处，今天依然如是。不信你就到HAMRA去看看，几千年文明的兴衰，其实也萎缩在这条街上。巧得很，这个阿语词翻译成中文就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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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月 22nd, 2006
TARAS案，当初曾去黎巴嫩南部边界的维和部队基地参观。去了安南老家加纳军团的两个驻地和一个印度军官的驻地。黄昏离开的时候，我们还在驻地外的松树林里看到了穿着绿色迷彩服拿着AK47的真主党士兵。我当时想照相，可是被车里的人严重制止了。
我曾经在一个边界线那里看到过坦克从地面压过的痕迹。那是在铁丝网的另一端，以色列境内。所以我想，这次以色列地面部队进攻，是不是也从那里进攻呢？
就在那里，我曾经悄悄一个人登到了望塔上，用那个可以看到对面几公里远的以色列村庄里房子的模样，甚至是窗帘的颜色。我记得那时发现，他们的房子也是红顶黄墙，跟黎巴嫩这边没区别。
对了，黎巴嫩那部，那里是内外黎巴嫩山拐弯到地中海的地方，山里有梯田，就和中国的南方一样。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年2月
◎黎巴嫩
特约记者 秦轩 黎巴嫩报道
法籍军官事件实质上意味着联合国仍旧没有找到在中东问题中的位置。如同1948年联合国刚成立时没能适当解决阿以冲突时一样，安南今天又回到了原点。
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冲突不休，一方面是黎巴嫩政府无力到南部边境行使国家主权与义务，屡屡请求联合国“僭越”代理。在黎巴嫩长达26年的“临时驻守”，付出平均每年死亡10人之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该如何找到化解双方冲突的途径和继续工作的动力？
维和部队士兵在用生命回答这个难解的问题。就在2005年1月初，以色列在报复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中，又打死了一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法国观察员，打伤一名瑞典军官。
受夹板气的最高级别军团
其实对于驻扎黎巴嫩南部的维和军队士兵来说，死亡并不陌生。26年来，死于任上的联合国军事人员达245名，平均每年9.4个名额。不过，像法国军官这样直接死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之中的事情实在罕见。这暗示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维和部队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动向、规模来不及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没有采取适当的反应；二是在采取反应之后，没能跟以色列方面及时进行沟通。
1月初的突发事件以及其中所表现的战术问题，恰恰反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地位的尴尬。一方面，以色列的侦察机差不多天天越过蓝线(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定的边界线)到黎巴嫩境内进行侦察，根本不买联合国的账。相比而言，地面部队的零星行动总算给联合国一点面子；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一有机会就越境绑架以色列士兵，不时又有巴勒斯坦难民试图穿越蓝线而引发争端。
在整个黎巴嫩南部山区，目前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简称联黎部队)2000人左右，来自法国、加纳、印度、瑞典、乌克兰等国。联合国派兵最初是在1978年，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督促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即“蓝线”以南，以保证黎巴嫩的领土主权。然而自1982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以后，局势恶化。南部山区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生冲突的战场。而黎巴嫩政府瘫痪，自顾不暇。联合国维和部队成为南部无辜百姓的靠山，负责当地的公共管理事业。那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地规模一度达到5000人以上。
可是即使在2000年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之后，联合国的任务也没有轻松多少。黎巴嫩政府屡屡表示无意为以色列的边境当巡警，将球踢给联合国维和部队。
黎巴嫩政府也有苦衷。考虑到非政府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存在，黎巴嫩政府无力将自己的势力真正渗透到南部来。尤其边境地带一直受真主党控制，据联合国官员介绍，真主党成员穿着平民的服装，一般不带武器。他们对蓝线实行监控，维持公共秩序，在有些村庄还提供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真主党方面既需要联合国作挡箭牌甚至是与以色列谈判的中间人，又不允许联合国部队过多插手南部的事务，动摇真主党的基础。
守卫蓝线的无奈单身汉
印度籍士兵驻守的基地就在“蓝线”边上。士兵执勤时按规定要穿戴防弹衣，因为这里属于敏感地带。在基地所在山坡的顶部，属于以色列的部分，是一座三四层楼高的倒梯形以色列碉堡，碉堡上有大大小小的各种雷达。执勤的士兵告诉记者，即使躺在营地休息时跟朋友聊天，以色列那边都能监听得到。而在黎巴嫩最南端的一个联合国基地外面，记者则遇到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武装力量。这表明三方都在密切监视着“蓝线”，而且有意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挡箭牌。以色列从撤退后就开始在蓝线附近建隔离墙。在离隔离墙稍远一点的地方，偶尔会发生牧羊人穿越蓝线的事故。每当遇到这类事故，基地警报牌的指针就会从绿色转为黄色。有时，如果出现巴勒斯坦人或者真主党跟以色列交火的行为，警报牌上的指针就会从黄色指为红色。
据一位印度籍的执勤士兵讲，按照惯例，如果指针能够不间断地指着绿色两个月，营地就要庆祝一下。“因为如果他们真打起来，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笑着说。
一般的维和士兵只需待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回国了。据一名刚到黎巴嫩的加纳士兵讲，呆在基地很无聊。尽管基地也能接收到电视信号，可是平时不能走动，除了巡逻就是躲在基地里，看不到杂志和报纸。上网和打电话都有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进行。基地的饮食是本国的厨师做的，可是能采购的菜还是不合口味。
基地的士兵清一色都是小伙子，而且都没有结婚。据说这是当初选派维和部队士兵的特殊要求。对他们来说，工作最大的乐趣就是迎接访问团。因为访问团的夫人小姐们会围着他们合影留念。
这名加纳士兵说，尽管在这边工作会有危险，但半年的时间还可以接受。而且回国后会受到优惠政策，将来复员后找工作更方便。“参加维和部队的名额还挺紧张”，他说。
排雷连石头都不能放过
甘巴特山区的山连绵起伏，绿油油的，跟中国南方的山差不多。有的地方整个山坡都给开垦成梯田。梯田不远处是个小山村，村民的房屋有点像皖南地区的房子，二层小楼，一层是店铺，二层住家，面向山路。而且一样是灰头垢面，颜色单一。村子旁有片废墟，据说是1994年以色列误炸的，死了100多人。废墟后面还停着一辆破旧的苏式坦克，成了当地小孩的游乐园。
这幅乡村图画跟记者后来看到的黎巴嫩境内的地雷位置表示图大相径庭。因为根据图上的标示，村子的位置是3个表示雷区的红点。
多年来，村民已经对往来印着“UN”标志的汽车和装甲车习以为常。在该地区被以色列占领的26年里，村里人每年都会从带蓝帽子的“外国人”那里领到干净的水和救援物资，有时候也会有人来为他们体检。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蓝帽子”那里领到一本本印着各种地雷照片的小册子。
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与爆炸物问题是维和部队的老大难，属于联合国历次有关会议上必定提到的问题。这项活动不仅需要经费多，而且时效慢。瑞典和乌克兰籍军官的加入，大大加速了排雷的进度。可是，据一名联合国官员讲，即使如此，每天一个专业的排雷人员也只能排除一颗雷。所以，要想将地图上的红斑全部清除掉，至少需要10年的功夫。解说员介绍说，排雷最害怕的是遇到“石头地雷”。这种地雷看上去和路边的石头没两样，实际上只是外部罩了个像石头的罩子，里面藏着地雷。如果有过路人走累了，坐上去，地雷就会爆炸。另外，目前而言，相对效率最高的是找雷犬，培养一只警犬则需要三个月时间。
除去排雷和爆炸物以外，维和部队的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运送饮用水甚至干苦力。一位大个子的波兰籍士兵告诉记者，他干过的最有意思的活儿就是带孤儿院的孩子到整个黎巴嫩走一圈，充当汽车司机和保镖。每当执行任务时，穿着戎装的大汉带着一群娃娃和几个女老师的滑稽场面总会引起旁人的围观。
维和部队的存在对于未来局势的转变是否确有意义？法籍军官的死寓意明显。一方面，说明联合国维和部队为阿以冲突所付出的代价沉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一付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当法籍军官殉职不到5天，秘书长安南任命了他在伊拉克的新特派代表。这位代表身份特殊，他原来是安南负责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问题方面的私人大使。到了1月底，安南表示延长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驻扎时间，以终止“对停火协议的严重破坏”。据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KHSHAN讲，法籍军官事件实质上意味着联合国仍旧没有找到在中东问题中的位置。如同1948年联合国刚成立时没能适当解决阿以冲突时一样，安南今天又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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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月 22nd, 2006
还好，电话通了。上礼拜试过，给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朋友打电话，可惜，声音效果很差。这还是座机，手机全部打不通。我给一些朋友发了信，就一个回了，这哥们在伦敦。
今天又试着打了电话，一个哥们的手机在第二次通了，不错，挺清晰。他在贝鲁特南部的工厂停产了。不过在北部的没有事情。“除了贝鲁特南部，其他地方都还好。”他电话里说。
还好，还好。说实话，黎巴嫩被入侵，我没什么太多感觉。而且我觉得黎巴嫩人自己都没什么太多感觉。这是个经历过十来年内战的国家。我在的时候，总能在街道上看到那些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这边的墙壁上还是弹孔斑驳，转个弯就看到阳台上有人在晾衣服。
当地人告诉我，很多楼是不能拆的。因为他们属于私有财产，而财产的主人很可能已经在战争中死亡了。
还有接近市中心一个酒店，我忘记它的名字了，抱歉。这个至少是四星级的豪华酒店，紧挨着它被废弃的旧址，一座二十几层的废墟。
穿梭于这种空间的蒙太奇之间，绝对会加深人对时间的认知。
黎巴嫩的战争从来不是象我们从二战记录片或者大决战里看到的那样，呼啦飞机地毯式轰炸，接着两军的装甲车群对垒，你攻我左翼，我攻你右翼。杀它个昏天黑地，杀它个片甲不留。
错了，黎巴嫩大概没有过五万人以上的统一编制的军队，也很少有两个师或者旅正式拼杀的时候。黎巴嫩内战意味着游击队、绑架勒索、零星射击、暗杀、火箭弹、粮食短缺、停水停电以及定时的炮击。
如果想看看这场战争的模样，我推荐一部不错的电影《西贝鲁特》。它告诉你贝鲁特有多美，告诉你那场以宗教划分敌友关系的战争是多么愚蠢。
事实上，我在贝鲁特留学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个多星期全国停电的事情，原因据说是上层领导人的斗争，不允许装备发电用石油船只进港。不过，这可难不到黎巴嫩人，那些高级点的场所、公寓、酒店还有学校，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当然，也包括那些腐败的高级官员们。
我在一家中餐馆馆打工的时候，老板说过，这是个操蛋的国家。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些道理。我在移民局办理签证续签的时候，就曾经遇到麻烦。负责的军人说你这点那点不对，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半气半嘲弄地说，嘿，这是黎巴嫩。于是他心领神会地笑了。
哦，可是另一面，我真喜欢这个国家，我在凤凰电视台上看到他们采访以军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山坡，绿草丛生中遍布石头。那是我在南黎巴嫩去参观维和部队基地时经过过的地方，当时我从睡梦中醒来，一刹那我以为自己到了绿野仙踪中的世界。
我还喜欢它的开放与复杂。那里自古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地中海文明的东岸，两河流域的西岸，基督教文明的南岸，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北端。东面有两道自北向南平行的内外黎巴嫩山脉，西面为伟大的地中海。这是它能够在文明夹缝中保持独立的原因，但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命运。
地理位置限制了所居的人口极限，使其无法抵抗外来文明的压力。当东西两大文明出于相持的阶段的时候，黎巴嫩人，不论是古代的腓尼基人还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就可以靠文明各层面的交流中迅速繁荣。所以它能够在罗马时期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牛比的法律学校，有绝对跟长城、故宫有一拼的巴尔贝克神庙，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东方小巴黎。有至少会法、英、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的黎巴嫩人。可是，一旦文明之间出现冲突，这里就是血淋淋的地缘线。十字军东征留下的城堡，今天就在黎巴嫩真主党势力最强大的南部城市。基督徒和穆斯林交战，他们背后有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支持。
这就是黎巴嫩的命运。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黎巴嫩命运中最为常见的事情。所以我要说还好，因为黎巴嫩人说还好。我的一个黎巴嫩哥们在MSN上上线了（他身上还有蒙古人的血统。）我问他安否，他告诉我，还好，他在沙特工作，而很快要去伦敦读书。而另一个给我发以色列人在南黎巴嫩造成的平民伤亡现场图片的哥们也去了英国。我至今记得在大学图书馆时，那个美丽性感的女借书员问我为什么来黎巴嫩留学时说的话。我说我喜欢这里，她说，可是这里的人都想离开啊。
事实确实如此，内战至今，移居国外的黎巴嫩人比国内人的总人口都要多。这就是黎巴嫩的命运，是黎巴嫩人的命运。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就是国际人。今天他们依旧。所以他们天生要学会多种语言，关注国际关系。就像我到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学校里的保安问我：你怎么看台湾独立。
这是黎巴嫩，在这里，可以在教堂旁边仅挨着一座清真寺。
我祝它好运，祝我在那里的朋友们好运。
2006年7月22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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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一月 22nd, 2006
–FOR JACK AND SAM.SHUKRAN HABIBI.
黎巴嫩有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叫做《西贝鲁特》。故事发生在黎巴嫩内战时期，主人公是三个小孩子，他们有一台8MM的摄影机，于是决定拍电影，在贝鲁特城里四处乱串，遇到了枪战、妓女等等的奇遇。三个小孩中，两个小男孩是***，一个小女孩是个基督徒。
影片为什么叫西贝鲁特呢？因为在当时，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一方住在西区，东区则主要是基督徒。两个宗教之间的停火线就在今天的市中心附近。当然，这只是笼统的分法，实际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我在贝鲁特住的时候，也在西区。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但是东西的差别还是很明显。西区依然是***聚集的地盘，每天都可以听到缭绕的唤拜的声音，尤其是在星期五，周围的清真寺门前总是铺满了席子，一直铺到街道上。因为这天是大礼拜，很多人都去清真寺，所以寺里是装不下的。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帘，除了美式的快餐厅，都会关门。
尤其是过开斋节的时候，那几天，整个街区都没有什么人做生意，饭馆也不开门，空当当的。即便是我所在的那所基督教创办的学校，也放假。
我对东区的印象是前年的圣诞节留下的。那晚上我跟两个哥们去东区山上的一座天主教堂去守平安夜。我们沿着海边在公路上开得飞快。忽然，我发现道路两旁亮了起来，隔不远就挂着霓虹灯做的圣诞树和小天使。朋友告诉我，这就是进入东区了。
后来我们去了教堂。教堂有一个高大的圣母像。像的下面是盘旋的楼梯，一直延伸到圣母的脚下。从那里望下去，是海岸，一直延伸到黑色的大海。我望西看去，自己住的那片地区几乎是漆黑一片的，而脚下则是今光闪闪，再往东看去，那里是朱尼，有赌场和跳脱衣舞的舞娘。就在今年，那里遭到过炸弹袭击。
整个教堂的风格非常现代的，据说是模仿一座雪松的摸样。就连教堂里的十字架也很抽象，是中间一横是并排的五根钢棍，竖着是两列钢棍。
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人。一些穿着白色和黑色教士服的人坐在台子上。
等到了午夜，仪式开始。有教士排成两队从台下走过，手持各种法器，还有一个教士手里拎着个小香炉，他边走边甩，小香炉象钟摆一样，还不停地往外冒烟。最中间的教士，穿着要花哨些，他手里举着个塑料娃娃，我想大概象征耶稣。不知道这个娃娃是不是中国制造的。
总之，一切过程完毕，开始有主持讲经，用阿语讲。那是我头一次听阿拉伯人讲基督和上帝的故事。我隐约能听到的就是一个词“安拉”。
等一切都结束，唱诗班开始唱歌，周围的人也跟着唱。唱吧，有教士开始手里拿着袋子下来化缘。袋子很象是我们抓蝴蝶和蜻蜓用的兜子。
台上，牧师开始分发圣餐。就是类似薯片的东西，每个人站在台子下面张大嘴等着，牧师把拿起一个薯片直接喂到嘴巴里。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
我一个哥们过去吃圣餐，我也想过去尝尝，但是被后面旁观的哥们叫住了。他说，这是天主教徒才能吃的，不信教就不能吃。我一想，也是。
随后的一件事情很让我诧异，在教堂外有个小屋子，里面摆着好多燃烧的蜡烛，让我想起国内和尚庙和道观里的香炉。我看到墙上写着个很大的阿拉伯单词——安拉。于是我问那个专门研究阿拉伯宗教的哥们，莫非天主教上帝的阿拉伯说法也是安拉么？他说是。于是我才知道，在阿拉伯语里真主和上帝，其实是不分的。
后来，我专门问过一个贝鲁特基督教团体的志愿者，据他说一般基督教徒的口头禅是INSHAALLAH，意思是上帝知道。而***的口头禅是HAMDURALLAH，意思是真主保佑。
朋友跟我说，这座天主教教堂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创始人是从叙利亚的教士。我想，如果考察历史，那么这些“阿拉伯”教士应该可以上溯到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吧。请注意我在“阿拉伯”上加引号是因为，这个教派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就存在了。而且有一个说法，是贝鲁特美国大学一个教授告诉我的，说先知****是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当时，这些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徒应当是叙利亚化的人，说的是古叙利亚语。后来他们被“阿拉伯”化了。但是谁又知道，安拉这个词最早是哪个民族先用的呢？
几天前，我去沈阳出差，特意到当地一个18世纪的老清真餐馆吃饭。餐馆的墙壁上挂着我所熟悉的宗教图画和一些索罗。菜单上也有阿拉伯语。可是，餐馆的门口有一棵圣诞树，餐厅里的服务员都带着圣诞老人的小红帽。
这种情况在贝鲁特是绝对不可能遇到的。但是在中国可以，而且很平常。这说明咱们这里的***是怎么本土化，又是怎么随着本土文化的开放，接受外来东西的。因为在沈阳，几乎每个餐馆都在摆圣诞树，服务员的脑袋上都戴着圣诞老人的小红帽，就连我回来，发现单位所在的大楼门口也被贴上了圣诞快乐的宣传画。
没人在意这东西跟基督教有多大关系。没人会考虑说，如果你不是个天主教教徒就不要吃圣餐。
老实说，我感觉这样挺好的。因为，与其象黎巴嫩曾经那样以宗教为隔阂，乃至拼个死活（事实上这也不是100年前的情形），不如象这个中国化的***餐馆一样妥协。但是，这个答案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总之，我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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