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重
四月 12, 2006 – 9:17 am |公元100年为永和十二年。这一年五经无双的许慎开始着手编纂《说文解字》，22年后，即公元121年，许慎病中，他为书作叙，并在收尾处郑重题下太尉祭酒四字，随即嘱其子将书献于皇帝陛下。
此部字典不仅流传千年而不朽，即使在当时也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公元121年距离蔡伦上书献造纸法已有十七八年的光景，虽然今天在西域的考古发现说明蔡伦之前已有质量较次的纸张，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测蔡伦造纸于汉朝有相当的价值。否则，后汉书上不会把一个黄门造纸之事随便立传。
造纸法成，对提高政府政治效率的功效不言而喻。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传递文书方便，其次是文件的保存与整理，编纂入册都省力不少。而此时问题在于写于纸张上的文字。秦虽然兼并天下，一统六国，但各地习俗文化仍有相当差异，方言众多，前朝大儒扬雄既曾著《方言》记之。故而中枢与地方政权之交流，赖于手写文件往来众多。也因此，文字之能否规范，意味着名能否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中央地方交流不畅。而秦虽以秦篆通行天下，行书同文之法，却未见有官方字典流传于世。到汉时也如是，此应与古今学者权势相争，无法确定标准有关。
许慎以官称为书题款，大概此书之编纂当属太尉祭酒的本职工作之一，也是为了表示此字典得权威性。
《说文解字》一书，收录一万余字，以小篆为体。可见当时隶书仍未为官方正式许可文字。而文字之简约习俗，当赖于有一规范基础，尚未规范，各方官吏便擅自生变革，阻力与难度显然较规范之后，有系统造字理论而变革要大得多。而《说文》正解决此问题，可以推测隶变之能够完成且完善，正基于《说文》的功劳。
许慎于《说文解字叙》中言俯仰观察为生文衍字之根本，而后以六书别之。此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转注、假借为用字法，前死者为造字法。此说，较刘向父子的六书更为繁琐。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刘向所言造字之法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比较可知，后者将形、事、意、声皆以象为之。而就许慎说，无象声之法而有形声；象形、事、意之法则区分为指、象、会。
然则除形声一说较刘向科学外，指会二说，略有多余。因无论指、会皆为手段，其目的仍旧为象，故指事目的在象事，会意目的在象意。刘向以象贯之，正因见造字之本质。
我国文字之精妙，正在于象。然则，何为象？
《易》系辞说，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系辞上十二章）。许慎所谓造字之象显然就是为《易》之象，并以易之象为造字之始，《说文叙》开头便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易》系辞下原文为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文字之象，我国文字与文明之紧密皆在于斯。故而正是文字之象，成就了汉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