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与TZJ书或散谈老舍、王朔和北京文化

五月 12, 2006 – 6:59 am |

子儿，还是说句谢谢吧，让你帮忙。不说这个了，过去的事情，现在天大的事情我也敢扛了。现在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该做的。我都明白了。

 

说点什么呢，这几天忽然把自己想明白了，也把北京文化，恩，我侧重指老舍和王朔看明白了。我想跟你说说，可能对你能有点帮助。我觉得北京人的心理特点哥几个都有。

恩，先喝口茶。

首先我所认识的北京文化是不全面的，废话，我主要从自我经验和老舍与王朔作品里得到北京文化。其他的不再我论述范围之内。

其次，我所说的北京文化有时效性。往前差不多到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个变化，以后的通通算一起，直到这两年全球化影响北京文化，并掌握话语阵地之前。北京在变化，北京文化也在边缘化，尤其最近两年，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怎么什么样的煞笔都出来了，还都出来腆着脸开说北京文化了，也没有去研究过它现在的文化特点，所以别举这两年的例子来反驳我。

好，开说。

说什么呢，北京是座军管的城市，权力中心，集权。在集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异己的，又有权力的力量和文化出现，所以北京文化的创造者说到底是没有政治权力的却还需要公共生活，需要想象力的人，这种人，归根结底是处在政治边缘的，在衙门里排不上号的，又比穷老百姓高那么一点的有闲阶级。

也正是由于高压，这个文化的特点是爱好和平，追求消极的，却也是自然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关于个体的生活哲学。

恩，这是五四以前的所谓北京文化，按这个思路就能解释 京剧啊，斗蛐蛐啊，鸟笼子啊，什么的。其实这男人要是能斗马，能出去闯一闯，谁会窝在一个小地方里自得其乐去。对，北京的文化讲究的就是能有个自己的小空间自得其乐。

后来五四了，西方现代的意识来了。这个意识给北京文化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自我意识。可以说这种自我意识从五四以来一直存在，或者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面貌，根上还是自我意识。所以从老舍，到王朔，到你看吧，我们能看到的，京味的现代作品，都有一个母题：自我意识对集权（从精神分析上说就是 超我，是父权）的抗争学习妥协与逃匿。总之，我们可以把五四以来的绝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北京文化文本看作是自我意识面对集权的挣扎与解决。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有时候是作者不自觉的，但却是激发想象力的，有价值的。

一旦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比如，集权解除了，我想，这个文化也就跟着终结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慢慢看，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咱们来举点例子，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他的要强，其实也是想靠自己干出点嘛，破灭了。《离婚》，我最喜欢的作品，里面的张大哥，典型的北京人。看看他的为人处事，女儿让人骗了，恨到极点不敢打。个人处世哲学一套套，但是没有信仰。这是老的北京文化，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表现，被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处在与老北京人的微妙的关系中，产生了郁闷苦恼，好奇妥协等等复杂的心态，这就是在思考，这是老舍体内两种东西在做斗争，他在试图调解，在找寻解决办法。但解决了吗？

他以为他解决了，他信了基督教，但是我们看到显然他心里的自我意识到最后还是没办法认同老北京的爱好和平与没有信仰，这不防看做对他自杀的一种解释。

恩，我还得再借用一下张大哥，因为他表明，五四以后老的北京文化依旧很顽强地顺应下来，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集权没有改变。五四的确带来了自我意识，但不是所有的自我意识，甚至可能不是大多数自我意识都能彻底觉醒去抗争，而有些或者觉醒，要觉醒却因为自己的脆弱，依旧选择了妥协。

所以张大哥在女儿被骗走的时候，那么的痛苦，想要抗争，最终依然选择了妥协。哎，可是电视剧《离婚》就很差了，居然让他去砍人，文学价值丧尽！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妥协，只是以往的经验教训他必须妥协。用精神分析说，这是本我与超我，儿子与父亲的妥协。老北京文化说到底就是对超我的彻底妥协。而且，这里面不仅仅是简单的屈服，因为抗衡最后要出个“我”也就是有意识的我出来，这里有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与崇拜，有否定还有效仿。因为父亲不仅仅是反抗的对象，还是唯一可供学习的对象。儿子的价值判断从哪里来？从父亲那里来。对北京人来说，从哪里来，从集权者那里来。老北京的文化就象躺在父亲怀里睡觉的孩子。象四世同堂里，祁老人那种自信，他相信准备一缸子干粮，把大门一关，一切风暴就会过去，生活照旧。顺便说一下，由此也可见老舍的四世同堂究竟是写什么，他为什么写那些个家庭的不同选择，不同生活与心理状态，他在思考什么。对于他来说，对北京的反思绝对多于对日本人的控诉。不过我们很难判定老舍在写作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恰恰因为这一点，才使四世同堂能够在诸多抗日救国文学作品中突现和保留下来，它当然也表现了老舍在思考达到的深度与广度，确立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有人说北京人油，我想一层意思是说北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价值判断，没有什么信仰，更深层的，北京人彻底看透集权了，所以产生的也是相当有智慧结晶，爱好和平的却又是窝囊的文化。

老文化说多了。回过头来。还是要说五四以来的更先进的，再补充几句老舍，因为他比较复杂，他的身上还不是最现代的自我意识，而且他的经历，他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的年龄使他的自我意识变得不是那么刚烈。因为那时候他的世界观已经成熟了，对老北京有根深蒂固地亲切感。这样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表现为两点，一，如在《猫城记》中，对外来思想谨慎态度。二，相对他后来的作品，对北京人的批判与反思要少得多。还有一点，不能忘记，老舍认同了基督教。他的作品里有这种意识。或者他正是想用基督教来缓和自己的思想矛盾吧。而坦白说，这个矛盾就象阿以冲突一样，持续了数十年，甚至说很难有解决的办法，因为他所爱的，他所习惯的正是他要愤恨和抵制的。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文学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没有痛苦没有文学作品，正是老舍对痛苦的敏感，造就了他的痛苦，也成就了他的不朽。

 

我操，哥们太牛逼了。接着看，我再说一下王朔，就该到与你们有关的了。

王朔，他的作品所围绕的是同一母题，不必说，不过他的童年没有过多熏陶北京文化，他没有过多和过早地认识到这个传统的价值和价值的魅力，（当然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他没有老舍那样的北京文化的历史记忆）他也没学会让自己习惯这个集权城市。这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里表现出来，在那些作品里，北京是一个没有面孔的东西，你读不到那些有浓郁北京味道和特征的东西。很简单，他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是，正是这种不懂，使得他的自我意识更缺少束缚，更刚烈，更像野兽。在他的早期作品里，自我意识与超我意识的冲突也因此更激烈，更有趣。这就构成了他文字的独特的美。

不过，我们无法从他作品发展中，去考察出一个自我意识通过与集权斗争而成长的过程。其实从一开始，王朔就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对付集权的策略。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的生活姿态（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它是我们班另一个兄弟惯用的，我借过来用用，这个词不是北京人的词）是坚定地，缺乏理想的存在，而且，还嘲弄了一下理想，在我看来，前者可能更能表现他的作品的价值，后者，俗了。主人公的生活姿态，如果说得激烈些就是他这两年才说的“无知者无畏”。为什么无畏，因为他根本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角逐，放弃了理想，恩，他不是没有CHARISMA，但是却狡猾地不去成为历史的CHARISMA，这种策略依旧是北京人面对强大集权的一种策略，不对抗，不谈判，不面对。

但是，这并不表明在王朔的作品里没有集权和“超我”的存在。废话，如果不存在就他妈不是北京文学了。恰恰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逃避是一个果，它的背后是因。可以说这种因果关系构成了自王朔到王朔以下相当一批年轻北京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些文学的创作者都没有老舍那样的北京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

王朔的作品里当然不纯粹是逃避，他还是有对反思的直接描述，比如“我是你爸爸”。这里面直接对抗的主体是父亲和儿子，而更深层的，儿子是一个钥匙，是在把父亲的自我意识给挑逗起来了。这部小说里其实有四种声音存在，一，儿子的声音，二，他自己认同儿子的部分的声音，三，他自己认同超我的声音，四，身边象征超我的声音。这四种声音的对话够成了小说的矛盾，冲突和喜剧效果。

王朔作品的另一个成就是他把现代意识引入到自我意识中去，从而在他的小说中，自我是一个有现代性的，都市的自我。当他的同时代人还在反思CHARISMA的时候，他能够基本跨

过这一步，直接走入现代意识，确实了不起。

而把王朔的作品纳入自我意识与集权关系演变的历史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现代意识被作为王朔作为思考的工具使用，就是说，王朔希望通过现代自由都市生活观念来解决自我与集权的矛盾。

二，在自我意识发生演变的同时，集权也在发生着变化。王朔应当说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变化，这个变化也能从他的作品里找出来。

总之，王朔继承了自我意识与集权的抗争这一母题，从而使他成为北京文学的代表，当然也给他了创作的动力。而他借用现代都市意识和对集权的新认识，不断地思考，创作，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的文学特色和文学地位。

啊，好了，终于要说到和你们有关系的了，我已经写了两个小时了。

下面我要说五四以来北京文学的另一个永恒的特点，也是作家关于同一母题思考的副产品和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对性的排斥。而在全球的历史背景里，我们能看到，集权城市的文化都是禁欲的。不过，五四以来北京文学的对性的排斥有其自己的原因，我尝试解释，但有些关节我还是无法解释清楚。

在老舍和王朔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现象：

其一，不论在老舍还是王朔的小说里，都缺少一个缓和的温柔的母性形象（但在南方作家诸如柔石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后者的恋母情结相当严重，而且从始至终。）其二，往往表现为对女性的否定，虎妞，不必说了，其三，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地不让主人公的爱情圆满，比如老舍不让祥子得到小福子。王朔的《永失我爱》。

其实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剧本来自王朔的《野兽凶猛》。

另一方面，在二者的小说里，你永远看不到沈从文笔下的那种美丽和谐的自然的性，在老舍和王朔笔下，性往往不美好，即使象王朔有时候会描写到性，会写得甚至是美的，但却是受压抑的。而且在他笔下，性通常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表示性行为的男性的自我意识，是对集权的一次突如其来的，淘气淘出圈的反抗。

 

对此，我只能给一个片面的解释，既无论抗争或者妥协，超我和集权永远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而且它或者可以绕过，可以一时地欺骗，却不可打败。在这种情况下，性代表着本我的彻底解放，对超我的颠覆，代表着会受到超我的直接惩罚。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其实也挺可悲的，反抗父权，反抗禁欲是在关注父权，而且多少是一种继承，是夺权，而不是跳出父权的框架，也就不会真正去关注与认识性。

哎，这也是正宗北京男人的苦恼啊。

其实，用这点可以解读和批评其他一些作品的失真，比如《北京的乐与路》。这个作品里，香港作家夸大了性的地位和功能，过于肯定女性和性的价值，对主人公生活的意义，说到底那个港农没有认识到北京的根本属性，不是商业城市，而是集权城市。在这个城市，不会出现 《毕业生》那种的离经判道，不会产生西方民主社会的嬉皮士。当然，我是说这个城市不会产生。并不是说它不会有。至于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从北京来的。

 

好了，就说这些，我想说的，你大概明白了吧，把这点看透了，对于性的认识和自我的认识都有好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