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珊：一个家庭的SARS后遗症
五月 17, 2006 – 5:17 am |TARAS按：一心想做一名好记者，没想到作成好记者的老公。哈，想老婆学习、致敬。同时，向她的编辑陈宇致敬。
4月29日，魏鹏和陈波习惯地在接近午时起了床，去菜场买完菜后，魏鹏没有像往常那般一道回家，而是拐进了住处——北京东郊通县玉桥北里附近的一家理发店。
再过一天就是五一长假，他和陈波都打算回趟京郊老家，探望一下父母。“把自己弄得精神一点，老头看了也高兴，放心。”盯着镜子中自己微微发福的脸，魏鹏说。
34岁的他，已经开始注意回家前理个发这样的细节。
魏鹏不想让年迈的父亲看到自己萎靡不振的模样。他是SARS后遗症患者，这已够让老人操心了，岂能再添愁？
魏鹏有时很痛恨自己的这一身份。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把他从一个身手迅捷的公安反扒员变成股骨头坏死病人，他成了“三无人员”——健康的身体没了，工作没了，曾经生死与共的妻子也离开了他。
2003年4月对魏鹏来说不啻于一场噩梦。岳母王雅珍的姐姐和姐夫从哈尔滨来京看望他们，正准备回程的当口却感染SARS并迅速传染，岳父方渤和岳母、他和妻子方惠、连襟陈波和妻妹方音，无一幸免。
那一年，SARS肆虐全中国，有无数个家庭因此遭遇同样的不幸，5000多人受到了感染，至少有300人蒙难。
这原本是一个堪称幸福的家庭。岳母刚退休，老两口搬进了在海淀区牡丹园北的新居；他和方惠虽然时有拌嘴，但感情甚好；随同岳父母生活的陈波和方音也相安无事。2003年5月，除岳母王雅珍不幸病逝外，剩下的五人在SARS集中感染最为严重的时候病愈出院，劫后余生的一家人感情深了一层，可谁都不曾料到，这却是另一场不幸的开始。
骨坏死
当魏鹏和陈波静坐或静立时，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只有当他们在走路时，那阴郁、少有笑容的脸上，多少能看出他们正在忍受病痛。
SARS病愈出院后，这个刚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的家庭才松了一口气，不料几个月后，SARS后遗症又缠上了方家的三个男人。
2003年七八月间，恢复工作没多久的陈波开始发觉脚跟酸疼，然后是腿肚，紧接着是胯部两侧。国庆节后，他已经举步维艰，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股骨头坏死。10月28日，他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
几乎是两个月后，12月26日，陈波看电视时发现，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主因是SARS治疗时激素使用过量，于是立刻通知家人检查。魏鹏和方渤这才发现，他们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后遗症。那年春节前后，两人也先后住进了医院。
在至今的两年多时间中，三人就在休养中度过，，陈波和魏鹏维持原状，而方渤两侧的股骨头还是塌陷了。
陈波的股骨头坏死面积已经超过85%。走路超过10分钟，他的大腿外侧就开始酸疼，疼痛还会传导到脚跟、膝盖和身体的其他关节。走路走多了，他必须扶着栏杆歇一下。穿袜子的时候，他甚至能听到关节摩擦的声音。
魏鹏的股骨头坏死程度不是那么严重，走路30分钟以后，他才感觉到明显疼痛。他不能跑不能跳，但还能做做下蹲和弯腰。
自1991年进入公交总队刑事侦缉大队起，魏鹏已经做了13年的公交车反扒便衣。但在2003年底查出股骨头坏死回家休养后，他不得不在事业上降低要求。由于没有参加考试，他没法由一级警司晋升三级警督。
他盼望着能回警局工作。今年3月底，他特意去东直门医院复查了身体，医生说他的股骨头两侧都长出了新骨头茬子，情况比当检查时最轻度的坏死一期还好些。魏鹏很高兴，便把复查结果打了份报告，交给警队领导，希望能在今年下半年恢复工作。上级善意的答复立刻来了：继续休养，等身体完全恢复再说。
魏鹏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正常工作。“我们都不是正常人了。”4月29日，回家的前一天，坐在小区外花园的石凳上，魏鹏低下头看着交叉的手指沮丧地说道。
坐在对面的陈波立刻接过话头，声音因激动而显得高昂：“股骨头坏死就是不死的癌症，从SARS出院后就开始缠着你，缠着你，缠你一辈子。”
两人心里其实都明白，这种病坏死不可能治愈。他们只能通过尽量减少活动来拖延股骨头塌陷的时间，一旦塌陷就要做置换手术，而置换的假股骨头顶多只能维持十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两次这样的置换手术。
对他们而言，54岁方渤的今天几乎就是他们的未来。方渤已分别在去年的12月和今年的2月做了两次股骨头置换手术——当然，享受国家免费治疗。置换的股骨头是钛合金陶瓷的，这使他不拄拐就能行走，但即便如此，走路仍然只能两腿僵直、以“内八字”的姿势朝前挪动。
肩关节和膝关节的后遗症也在方渤身上出现了。他不仅不能翘腿坐着，反手挠背也有困难。他一曲腿就听得到膝关节骨头摩擦的声音，穿袜子更是困难，必须费力地把袜子甩到脚上。
争吵和冷战
2004年5月，魏鹏治疗股骨头坏死出院。为了照顾病情更为严重的方渤，方惠和魏鹏搬到了父母家，和方渤、方音夫妻住在了一起。
在北京胸科医院SARS隔离病房患难与共的一个多月里，方家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层。那时，一家人分住三个不同的病房，每天只能通过手机联系，相互鼓励。
魏鹏和方惠之间更是情深意重。当走下救护车时，两人手拉着手，决心就是死也要死在一个病房里，他们真的就被特殊照顾安排到了同一个病房。夫妻俩都争先把呼吸机让给对方用。晚上睡觉时，方惠怕呼吸机上的马达噪音吵到丈夫休息，又会特意把呼吸机放在自己的床头。
魏鹏说，他们生死一起走了过来，已经对爱情体会到了极致。出院后，两人肯定会相守着过一辈子。
然而，这个齐心协力共抗SARS的一家人，却没能抗过SARS带来的一系列撞击。
病愈出院当天，方家回到牡丹园北小区，却发现所在塔楼的11层，8户人家中6户已经外出避难，邻居汪良和妻子龙梅留守，因为汪良不幸被方渤一家传染。
也有让他们真情感动的时刻。居委会不时带着物品和鲜花登门问候，4楼宋老太太、14楼王老太太热情地送粥送饭，其他邻居的好意慰问，单位海淀区领导的电话致意。这时方渤总觉得自己虽然失去了一个亲人，却多了一群亲人。
但是，他们心头的阴影仍然难以消去。
方渤承受不了老来丧妻的悲痛，害怕睹物思人，自2004年1月30日住进东直门医院起，便长住医院，拒绝回家。
魏鹏和陈波都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生活主要靠魏鹏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维持。想工作又不能工作，两人心头都憋得慌，开始拿电脑游戏嘈牙子(北京方言，出火，穷对付)。他们说，玩游戏时屋里有种热乎劲儿，能打破那种郁闷的气氛。
下了班回到家的方惠，看到的只是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闷头打游戏的一对连襟，屋里，晃荡着一个同样无所事事、爱打游戏和煲电话粥的方音。
不满开始悄然滋生。SARS之后，所有人的心理都变得敏感和脆弱，而对一些细节问题，却越发在意了。
每一件小事，都成了争吵的理由。垃圾不倒、大衣柜门板撞到了墙上，做菜没有擦掉地板上的油……每当这时，方惠都会使劲地冲魏鹏和妹妹嚷嚷。为了逃避这种争吵，魏鹏和陈波更加疯狂地把自己沉浸到游戏世界中去。晚上玩累了，两人就同住一室，留下方惠和方音独守两间空房。
方惠劝魏鹏尽快回到警队，申请换岗做些清闲的工作，比如在办公室做做笔录之类，但申请没能成功。
一年过去，方家的生活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渐渐地，夫妻俩在一起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不再争吵，也不再说话。就像是岔开了道的火车，越奔越远。
离婚
4月25日，一个辗转得来的消息让陈波感到震惊：龙梅和汪良离婚了，4月4日办的离婚手续。
他们也是一对患难夫妻。在陪伴汪良的日子里，龙梅接触了大量SARS病友，自发记录下他们的苦难。龙梅说，面对一个个家庭悲剧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逃开，又每每被一种力量驱使着回来。“经历过SARS的人，死去的需要超度，活下来的尤其是有后遗症的，大都需要心理治疗。”
对离婚一事，汪良曾在前妻面前深切自责：“明明知道身边的人对自己好，却还要把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想控制又控制不住自己，自怨自艾、自暴自弃。”
陈波一开始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魏鹏。魏鹏一直把感情看得很重，怕害他又想起离婚这个伤心事来。魏鹏和方惠都曾说，如果不是因为SARS，他们两人也许根本不会分开。
和魏鹏不同，陈波和方音是奉命结的婚，原来就基础不牢的感情被SARS击得粉碎。2004年7月28日，陈波给了方音一巴掌。起因是陈波和魏鹏在屋里打游戏，方音叫陈波拿东西陈波没有搭理。方音赌气说，“你现在不管我，我以后也不管你。”
陈波就此搬出了方家，在通县的姨夫家借住，直到去年春节方音提出离婚。陈波没有向方音道歉，当年5月16日，两人顺理成章地离婚，像是互相解脱。
四天后，魏鹏也搬出了方家。这年的10月16日，方惠和魏鹏也离了婚。
不过，魏鹏始终期盼着方惠能回心转意，即使在离婚之后，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复婚的努力，他们毕竟有6年婚姻的感情。两人谈了几次，结果都不欢而散。魏鹏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患SARS时两人死都不怕，现在却会害怕在一起。
今年3月的一天，魏鹏去方惠住处拿衣服。方惠为了打理小姨在洋桥承包下来的餐馆，每天都住在那里。两人约了九点在牡丹园北见面，结果魏鹏在门口等了方惠一个多小时。方惠半道去医院看她爸。
“太晚了，就在家里住吧。”方惠留他。魏鹏突然觉得这个熟悉的家让他感到慌张，他离开了。
路上他收到方惠发来的短信：“是我把你赶出了家门，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现在也过得很苦。”魏鹏心软了，他想去洋桥看一看方惠。
那天他犹豫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出发。方惠跟魏鹏倒苦水，店里的伙计不听使唤，住的条件也差，店里每天早6点到晚10点都要她一人看着，十分辛苦。
魏鹏劝她租个房子，为这个两人又吵了起来。他们又想起了过去争吵的那些日子。
为了给自己一个期限，魏鹏曾限定今年春节跟方惠最后谈一次，成就复婚，不成就再不提这件事，哪怕将来方惠反悔也不行。
方惠最终没答应。但若真复成了婚，复婚后是回到SARS前的生活，还是得病后不愿再提的境地？魏鹏不知道。
客居医院的老父
方渤并不十分明了发生在女儿与女婿间的一系列争吵。从2004年1月31日起，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东直门医院，只在春节或清明时候偶尔回一趟家。在家里，他经常会想起和老伴在一起的日子，而这只会让他更难过。
但同是SARS后遗症患者，方渤颇能理解女儿和前女婿们的心情。“一个女病友，前些天来找我聊天，说心里难受极了，和邻居、街道、亲戚都相处得很不好。这个病对我们的心理、身体、经济上的影响很深。”4月25日，穿着红衬衫红毛衣的方渤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一边戴上了吸氧器。一提到亡妻，他就胸闷气短。
这位1968年的老知青、住院时间最长的人，现在成为病友的联络人，许多病友都通过他而结识。乐于帮助病友的他也从未吝惜自己的奔走和努力。
明知多活动对股骨头无益，但在住院的SARS病友最多的时候，方渤仍然几乎每天都帮别人去菜场买菜。
去年一年，拖着病体的方渤跑了3次北京市委、一次市卫生局、一次国家信访办、一次民政部、一次卫生部，向有关部委提交了SARS后遗症患者困境的联名信。联名信提出了为患SARS后遗症尤其是骨坏死的患者，提供免费的中西医治疗；为曾患
SARS的市民提供健康损害补偿金；为生活陷入困境的SARS幸存者提供特殊救济措施三条请求。
方渤后来听说，北京市委很快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委托市卫生局妥善处理。
4月底5月初，病友的股骨头先后出现了大面积坏死，而卫生局的政策又迟迟没有出台。6月1日，病友再次向北京市委呼吁，8天后，卫生局83号文件出台。文件对确诊的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两种SARS后遗症，做出了提供免费治疗的规定。
在11月给王岐山市长的那封信中，方渤还特别提出了SARS患者的心理干预和支持的问题。方渤说，因为对后遗症不能治愈的绝望，或者对身边的亲人的愧疚，SARS后遗症患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危机。
今年北京市卫生局下发的5号、152号文件，公布了北京市连郊区县在内的105名SARS后遗症患者确诊人员的名单，对免费提供的对症药物和药费做了规定，还补充了2003年6月到2005年6月的治疗费用按现行政策执行的条款。
相依为命的“担挑”
方渤的新居现在只剩空屋一座。
曾经有过六口人的方家，现在分散在了三处：生活不能自理的方渤依旧住在东直门医院，方惠搬到了小姨承包的一家餐馆里，餐馆在南三环，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两个沙发拼成了方惠的“床”。两个大难不死的“担挑”(民间对姐妹的丈夫们的一种称呼)——魏鹏和陈波，离婚后则住到了一处。
他们在北京东郊的通县租了一套一居室，里面摆着魏鹏从前妻家里搬出时带来的几个方格木柜。房租不贵，700元，在魏鹏的承受范围内。
不再有女人高兴、生气的叫嚷声，不再有刚摆上桌冒着热气的可口饭菜、熨得妥妥帖帖的干净衣服，两个大男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他们学会了烧菜，整理房间。但每次看见那些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又皱巴巴的衣服，看见空荡荡的床铺时，魏鹏仍然不可避免地想起方惠，还有她做的那些可口饭菜。
他们依旧天天打游戏，但心态明显放松。如果说以前是一种逃避，现在则变成了娱乐，成为一种交友工具。
在游戏的虚拟利益面前，他们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发生争吵。魏鹏试图在游戏中寻找完美的人性，“游戏体现了人的本性，他能够改变人，让人学会如何去面对虚拟的利益。”而陈波的想法有时像商人一样实际。
但天天游戏也总有空虚厌倦的时候。有时他们也会一同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里，对方渤一家，魏鹏是爱恨交织，陈波则是解脱后的麻木。
他们越来越渴望找事情做。魏鹏想回到警局，哪怕是看看大门，与同事们聊聊天，他都觉得比呆在小屋离群索居强。陈波想承包王府井一家三星级宾馆的餐厅，让宾馆老板变三方承包为一方承包，钱的问题叔叔已答应帮助解决。
但对于工作，陈波仍然很犹豫。母亲很反对他出去工作。工作加速了病情的恶化，伴随着病情的恶化将带来事业的影响，这是他可以预见到的最大的风险。不知哪天，他的股骨头就塌陷了，需要做手术和休养。
因为这个，他有点不敢跟那个王府井宾馆的老板继续谈下去，他希望老板能主动给他打电话，可以让他强迫自己在没有后路可退的路上跨出步去。
得知病友张海英的股骨头已经塌陷并面临做手术的消息，陈波有点紧张。他的身体状况和张海英很像。陈波没敢给她打电话。
陈波也在北京市SARS后遗症患者免费治疗行列。但今年，他又给自己买了大病医疗保险，这是一项北京市居民才有的福利，每月保金160元。当然，这些钱和每年的失业和养老保险金加在一起，都由家里人帮助解决。
4月14日，SARS协和病友组织了一场小范围的纪念康复三周年的家庭聚会。很多病友因为不在北京渐渐失去了联系，聚会只来了不到十人。在三周年的纪念会上，他们请来了协和医院当时的主治医生王仲。病友礼露在送给王仲的一周年聚会集体照上，贴了几颗红心和“感恩”的字样。
陈波听到了这个消息，不禁替他这些幸运的病友感到高兴。因为激素使用得当，从协和出院的SARS病友都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他们大多回到了工作岗位，和过去一样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回家
4月30日，回房山老家的日子。
魏鹏一反当反扒队员时养成的找观察角度好的地方站定的习惯，坐上公交车后，却沉默了。
在良乡镇下了车，魏鹏操近路往村子深处走去。经过一片杨树林时，风摩擦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魏鹏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前妻。过去每年夏天他和前妻来这里探望父母，都会到树林后面的小水库去散步。
父亲魏奎在承包的16亩土地旁的工棚里等着他。
“又喝酒了吧？”一见面，父亲习惯性地质问。
“没有，哪能呢。”魏鹏躲进狭窄阴暗的小屋里，跟坐在炕上的继母聊天。
父母都很喜欢魏鹏的前妻方惠，为了挽回他们即将破裂的婚姻，父母甚至提出由他们资助儿子一家的生活，减轻方惠赡养老父的经济压力。魏鹏没有答应，觉得这种做法损害了一个男人在另一个家庭的尊严。
不过，今年春节过后，魏鹏渐渐觉得自己从离婚的阴影中跳出来了。这一路上，他也在观察路两边的楼盘，打算攒钱买个房子，之后再找个女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陈波也回北京东郊的管庄看望了父母。母亲一直反对他出去工作，他要看能否说服母亲。
同一天晚上，方渤听从邻居王老太太的话，从东直门医院回到了牡丹园北的房子里。这是今年春节后他第一次回家，地上和柜子上已经落了一层灰，方音睡过的被子没叠，洗碗槽里堆着用过的碗。三个房间里的
婚纱照都卸了下来，相框搁在柜子上。方渤看了，很是生气。
凌晨三四点，方渤被噩梦惊醒。4月28日是王雅珍的忌日，最近方渤做梦老梦见老伴。
五一那天，到王老太太家打了几圈
麻将后，方渤回到自己家，翻出了过去的老照片。照片中有他49岁时大家一起吃
蛋糕时照的，有下乡插队前一家四口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有陈波调皮地给方音喂菜、搂着她的照片，有魏鹏和方惠在结婚照下的合影，还有——一家六口在他和老伴结婚照下的全家福。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些照片了，照片总会勾起他的回忆。病友杨梦月正在此时打来电话，说明天要到家里来探望他。杨梦月的丈夫和父母都在SARS中去世，剩下她与儿子相依为命。不少病友和医生护士都希望，他们能够组建新的家庭。
这也正是方家姐妹的愿望——她们再怎么孝顺，也无法代替一个老伴的角色。
(文中魏鹏、方惠、方音、汪良、魏奎、杨梦月俱为化名)
《南都周刊》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