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总统
九月 21, 2008 – 2:02 am |1921年，里萨汗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建立新的波斯王朝。此前他曾是波斯的国防部长、后至首相。这个国家在1906年，前任老国王临死前几天颁布过宪法，然而并没能摆脱国家陷入俄国人与英国人之手。
里萨汗的目标是效法效仿凯末儿，实行民族主义改革。不过他没打算当总统。某种程度上说，他比袁世凯要幸运。
几年后，据记载他去土耳其访问，土耳其仪仗队队长对他行了跪礼。
他的儿子，巴列维国王在回忆录里说，这一礼仪反映了凯末儿对里萨汗的钦佩。
这确有可能。
波斯与奥托曼帝国都曾经堪称东方世界的霸主。在西方人的历史记忆里，薛西斯一世远征希腊兵败温泉关和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摧毁拜占庭同属一类故事。反之，对巴格达、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来说，也差不太多。东西方的冲突与交流，构成了麦哲伦远航以前的世界史。请注意，这里的东方，基本就是中东，与远东关系不大。
而就现实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者面临的问题、压力，国际环境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欧洲势力自西方渗透，共产主义在东方压境。一切现实而残忍。知识分子和当权者大多相信，只有国家强大、民族才有希望、接下来才是人民才有希望。
彼时，二次大战尚未发生，联合国未成立，核弹未爆炸，甚至美国在欧洲人眼中还是暴发户，有钱的乡巴佬。反帝、反殖民比民主自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谁要相信国盟，谁是SB。
在此背景下，各国的宪政改革，其背后推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建构现代公民社会，不如说是看到了它给欧洲列强国家带来的力量。这一现代性的需求先天就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基因。说远一点，若检讨五四运动的动因与情绪，恐怕与民主、科学的本相相差甚远。其核心力量绝非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正因如此，作为东方现代化进程中两个领头的扛巴子。他们在历史记忆与现实困境中找到太多话题。他们可以惺惺相惜，可以“同病相怜”，也可以一起做打通中东世界的春秋大梦。
他们会认为彼此是能够相互理解的，东方的，自己人。
然则，世界在20世纪的转变显然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半个世纪后，也未曾解决。
于是，类似的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共话未来的心境重演。
伊斯兰革命后，埃及总统萨达特不顾国际压力，而极力邀请巴列维去埃及度过余生，道理也在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