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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娅:我为什么没去北川中学

5月20日，受“中国心理学界危机与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的委派，我到了四川绵阳。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给当地的心理工作者进行灾后心理援助的培训。
到绵阳的当天，就有朋友告诉我，你应该去北川中学，那里的学生太需要心理帮助了！
我一直在关注着北川中学，我知道这个学校中在地震中受到重创，两千多师生被压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许多人再也没有睁开眼睛。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有着无尽的伤痛，他们当中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心理支持、心理干预与心理治疗。
但最终，我没有去北川中学。
我知道北川中学每天都要接待许多的专家，因为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专家团，各系统的领导带着专家团，走马灯似地来到北川中学。有个同行告诉我，他去北川中学的那一天，差点被老师骂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是当天去的第四拨人。老师们说，记者来，要诉说悲情；医生来，要表达健康，心理学家来，要组织学生……太多的要求，使得忧伤变成了愤怒。
灾后的心理干预工作，需要在安全、信任、保密的氛围中进行。但一些来北川中学的“专家”带着随队摄影师，在心理干预的同时不断地拍照。我的同行在为学生做心理辅导时，也有记者闯进来。为了表示对记者工作的尊敬，他让学生用鼓掌欢送记者，但学生鼓了三次，记者都不肯离去。还有的“心理专家”在调查时全然不顾学生们刚刚经历了巨大创痛，问卷中很多问题直接触及孩子最痛苦的地方。在学生们最需要抚慰的时候，有的“心理专家”拿到学生书写的东西就扬长而去，冷酷地将打开心灵伤口的孩子丢弃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问自己：如果你只能去半天，能否与那些老师和同学建立起信任的关系？你能做多少有效的工作？
北川中学师生现在更需要的，是能够长时间在那里工作的心理治疗师。我知道，复旦大学的申荷永等三位教授带着他们的研究生，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周多的时间，并且还将建立长期心理辅导工作室“心灵花园”。我非常敬佩他们，也相信以他们的专业能力，会有效地帮到北川中学的师生。其实，他们刚到那里时，并不被北川中学的师生们信任，因为前面去过的“心理专家”留下了许多负面影响。是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用心陪伴，让越来越多的师生慢慢地走近了心理援助服务。“若是不知道什么叫悲痛欲绝，什么是痛不欲生……那么，就不容易在此时的灾后心理援助中有效的工作”，申荷永教授这样说。
和某些“专家”相比，一些基层心理工作者的工作显得更有人性。在绵阳的培训中，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她知道面对这样大的灾难，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她不敢贸然去做心理干预，只是到安置受灾群众的体育馆，去给那里的孩子们洗洗澡。做这件事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心理意义，只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还有一位志愿到医院做心理援助的男士，面对一位截肢孩子绝望的眼神，他感到焦急和无助。后来，他发现了另外一位同样截肢的孩子，就把两个孩子推到一起，这样一个新的联结，让两个孩子找到懂得自己处境的人，彼此鼓励着要活下去。
灾区之行使我越来越意识到，心理援助需要专业，但这个专业必须是有温度的。北师大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从灾区回来后说：“7天的时间给予我太多感受， 让我开始用生命重新理解心理学”。
也许，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所有想参与灾后援助的人，包括志愿者都需要学习对生命有更多的尊重吧。
离开绵阳前，接到一个年轻记者的电话，使我感动和欣慰。他说自己在北川中学采访，写稿子时内心总是顾虑重重，生怕不当的报道伤害到了孩子。他还说他回到北京后会继续和几个已经建立感情的孩子保持联系——在孩子们失去了那么多之后，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稳定的关系，而不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