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艾默特之不为中国人熟悉并不奇怪，因为，日本经济在小泉时代已走出困境亦少为人知。中国人通过媒体所知的，往往仅是小泉上台以来的对外强硬态度。
——如果对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国内的巨大变化所知无多，则对小泉获得极高支持率会亦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如果想了解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如何进行的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一书，是这方面最权威的的实证作品。

　　作为一个较长时期关注日本的新闻人，我很在意中国同行对日本的报道和介绍，而且经常对比中国新闻界与其他国家对日本报道介绍的差距，——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新闻人对日本的报道介绍，不但肤浅而且非常片面。以今天中国新闻界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中国记者中永远诞生不了艾默特和吉莲·泰特这样的人。——日本经济衰退已过去十多年，但今天，中国对日本经济衰退的总结，几乎还一边倒地认为，是日本当年接受了“广场协议”上了美国人的当，但笔者接触到的日本记者或官员却无一认同这种阴谋论。比这种肤浅认识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欣欣向荣的经济奇迹下隐藏着的经济体制问题不但与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

　　新闻如此，有关日本的学术与通俗书籍也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中国认识了解日本，最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恐怕仍当首推戴季陶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可惜的是，就是这两部作品，不但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世易时移，它们对认识了解今天的日本，作用恐怕非常之有限。——尽管近年中日关系渐趋微妙，有关日本题材，不但总是媒体热点，而且相关的书不断出版，但中国人了解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其间的距离不但没有被缩小，事实上相反，很多时候，阅读日本只是在强化固有的想象。

　　而在日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题材之广泛远远超过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凡举今天中国热点的三农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贫困生失学、房地产泡沫乃至环境污染问题，统统可在日本书店找得到相关书籍。更不要说多如牛毛的中国历史类书籍，光《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就差不多和日本战国群雄打了个平手，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更是应有尽有。应该说来，这类书只证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及日本对邻居当下发展的关心。当然，日本书店永远少不了为侵略辩护的声音，同样，与“警惕日本”相对的是，各种名目警惕中国的书也林林总总。但最恶毒诅咒的，往往作者却是旅居日本的台湾人，不过，国内媒体在介绍这些恶毒的作品时，经常会忘记顺带介绍作者的身份。

　　——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国民上下都在丧心病狂地打中国的主意，虽然我们经常会被人告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愚昧和蛮横逻辑。因为它反过来还可以说，因为日本人对中国暗怀非分之想，所以要研究中国。但事实上，就我所知，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这样喜好关心浩大政治，更无中国这种人人皆能成为国际战略家的热情和天赋。

　　不错，中国是距日本最近的国家之一，作为落后国家，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更多的留学人员，投入了最大的研究力量，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介绍水平，离那些对日本并不太关心的发达国家还有着天壤之别。最近，一位著名学者为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日本的通俗作品作序，序言中写道：“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那么肤浅，充满了误区和盲点？”但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序言中多少就充斥着肤浅的认识和误区，甚至不妨说，那本书本身就无意中强化了对日的肤浅认识，算是对序言中问题的最好注解。

　　我们这么关心日本，但为什么对日本的了解却始终流于肤浅并充满误区？一方面，这是国家整体研究教育水平的体现，中国学界和大众传媒在方法论和研究工具的落后，不但体现在对日本的研究了解水平上，同样体现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另一方面，不能不说的就是，中国对日本缺少一种平常之心。无论日本之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上有怎样的特殊性地位，但我们不可以把特殊的情感带到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中去。否则，我们认识和了解的日本，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而日本国民，仅仅是一个仇恨想象中的特殊族群。

　　不能不说的是，尽管中国书店里有关日本的书总是长盛不衰的热门，但与日本相关的书很大部分题材都集中于60年前的战争上，即使谈到今天日本，也多半是一种对前者的延伸阅读，纯粹研究介绍今日日本的书，不能说没有，但大都躺在冷僻的角落，在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永远热闹的是60年前的历史和今天日本的威胁。这种独特的景观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你很难看到关于古代日本的中文书籍。如果书店的书是面镜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日本几乎还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那个日本，至于当下的日本如何，若不能理解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今天的日本，只能说明，多数人认为今天的日本就是昨天的日本。

　　不过，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日渐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由于两国民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除了新闻媒体和学界外，民间个体的观察和认识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和途径，而且，对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关心者能超越不是为仇恨的动机，不是因为“日本威胁”的紧迫，只是出于朴素的对知识的探求和对世界认识了解的好奇。不能不认为，也许这才是中国人能平和真实地了解日本的开始。从《幕府大将军》、《最后的武士》、《军国幕僚》这套书中，也不难看出，中国民间历史爱好者对日本的研究了解已达到了相当水准。这三本书的作者无一是专门研究日本的学者，而是业余历史爱好者或旅居日本的华人。

　　如果说，武士精神是一把解读日本近代历史走向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三本书恰好讲述的是武士精神在日本不同时期的折射。《幕府大将军》介绍的是一代枭雄德川家康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历程，如果我们要从这位对塑造日本历史的巨人身上找到近代日本历史轨迹的隐喻的话，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位才智在当时并不出众者的身上的隐忍和忠诚，并且靠着长寿，终于熬到了群雄俱灭，一统日本。德川氏的隐忍精神是日本武士刚健倔强的另外一面，在美国佩里“黑船”打破日本锁国政策时，日本人由激烈的“攘夷”转为“开国”，在1945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发出“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后，准备“一亿总玉碎”的日本军民立即放弃抵抗，都是典型表现。

　　而《最后的武士》虽与好莱坞著名大片重名，但却远非那部浅薄猎奇作品可比，其对日本幕末维新志士当年活动的详实介绍，也许在大陆中文世界是仅有的，除确其知识性和趣味性外，如果有心对比中日两国先后与西方世界接触并开始“师夷”为何结果却迥然不同，也许这是个非常不错的窗口。除了当年的日本是封建制改变起来较容易而中国高度的集权专制体制难于变革外，日本当年的变革推动者是“草莽崛起”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而中国变革的推动者早已人过中年，功成业就需要面对满清统治者猜忌，这种巨大差别亦是重要原因。——想当年满清中兴名臣的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资质气度当远胜崛起于草莽的伊藤博文等人，但，老树新枝无非枯木逢春的回光返照，何得日本新树初立的无限生机！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是，当初的日本维新志士，其实不乏义和团式的色彩，譬如高杉晋作，在1862年到上海见过世面后，一方面对西方世界的技术极端震惊，但另一方面深恨西方人在中国的作威作福，回国第二年就把英国公使馆烧了，还拉上小兄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组建了一支“奇兵队”，抗击英、美、法、荷四国入侵军队。但是，惟其年轻，故能义无返顾牺牲一切地全身投入到日本的变革之中。读到这本书，难免要人感慨：先有发奋的青年，后有发奋的国家。

　　至于《军国幕僚》更是本奇书。今天，我们探讨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多少已习惯性简单地将其总结为日本的国民性或日本狭小的天然禀赋，而忽略总结其制度原因，尤其是当年国家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巨大缺陷。《军国幕僚》也许是国内第一本详细介绍这方面的著作。该书作者是长期旅居日本对日本近代历史颇有积累的华人。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军事体制从维新时代开始的形成过程，以参谋本部和参谋为观察重心，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到最后使日本灭亡的二战的不同作用进行逐一分析，详细分析介绍了日本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军事管理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把日本武士的“下克上”极端放大，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导致全民疯狂投入必然失败的战争中去的。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会使不少读者获得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解读视角。它不仅使我们对了解当年日本为何发动一场战略上极端失败的战争有所帮助，亦可对今天日本的再认识有所帮助。这三本书连到一起读，也许更易于令我们了解认识武士“下克上”传统是日本迅速出演了一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