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老杨啊老杨（下）

十一月 12, 2007 – 11:45 pm |

一篇特稿要带给读者什么？一篇特稿要回答什么问题？为什么读者要去读一篇特稿？明眼人都能看明白，以上三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回答不了。但是我能回答的是，一篇特稿，一定不是调查性报道，其目的，其所满足读者的需求一定不一样。否则，干吗不都叫调查性报道。

我的理解，调查性报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读者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首先要还原5W要素，然后要还原来龙去脉。推动事情发展的各种因素，各个层面的动力、变数。那么，基于此，显然记者要竭力保持客观立场，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如何不能马虎，因为一项有错，整个事情的逻辑就可能发生错位，事情就说不清楚。由此推到作者的写作风格，显然取信于人是第一位。那么风格上平铺直叙，逻辑硬朗且简介才是上策，积极修辞最好别用。

但是特稿就不一样了。写特稿，往往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真相并不藏于其事实因果之中，而在于其文学性。在于其有可以让读者产生共鸣，也就是能打动人的东西。表面上是写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但实际上，该事件可能会让读者从更高的层面看到自己。比如，一篇特稿可能反映某人在遇到特定的困境、困惑时刻又不得不做选择的故事，或者某人在与他人交流中重新认识自我的故事。

这些故事，古往今来都是能够打动人的。因为你虽然不会被车撞到，但可能会被开除。你可能不会遇到歹徒的包围，但你也可能感受到过巨大的威胁，无法逃脱。你可能不会因为高考失败自杀，但也会想起高考时的焦虑等等。

总之，实际上特稿写彼事，却可以让读者想到自己，以彼事做参照，看别人在如何时刻做如何选择。

比较而言，世界在变，种种新的因素参与进来，科技、政治、环境、经济、文化等等，导致需要调查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变化日新月异。尽管在很多时候，调查报道的文本结构上可能没有什么创新，但是只要具备新的因素、新的解释，那么这篇报道已经可以满足读者需求了。而特稿就不同，因为，无论怎么变，古往今来，人的基本要素是没怎么变的。古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样，今人的理解不会有太大的不同。能够在几千年前打动人内心的东西，在今天也依然能打动人，当然陈词滥调除外。也因此，好的特稿，尤为难得。而能够写好的特稿，又更为难得。

所以，比较起来，显然还是特稿要比调查性报道难以操作得多。

当然，客观说，在中国做特稿可能是相对好些的，因为值得认真挖掘操作的故事太多了。时代变化飞速，人对时间、对空间的认识都在被迫追随时代发展。同时，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植根于此，幅员辽阔跨度极大的地理地貌，这些都在各个层面对生活于此的每个个体产生影响。

处于诸多变化中，应该如何活此一生，应该作何选择。大多数人都知道要追求现代化的个人生活，但是享有的信息太多，太混乱，对喜好、对生活、对价值观的标准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参照，理论支持。但是面临做选择的时候又总是没能能够说服自己一意孤行的足够支持。这种状态下，人是被环境压迫，就象进入密林之中，无安全感，无位置感，无方向感，接触的信息又太多，能做的抉择又太少。

应该说，越是这种状态，人越需要一种群体认同，需要共鸣，需要知道，哦，“我们”是在一起的。所以，中国有相对丰富的可以做特稿操作的素材，也有相对丰富的读者需求。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以调查性报道的手法要求特稿可以么？我以为，显然不行。特稿的目的不是寻找事件的真相，而是要描述，处于事件中的人面临何种问题，如何做选择。其根结在人，在于让读者产生共鸣。人不是机器，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客观描述。而评价一个特稿的好坏，或者制定特稿写作的标准原则，都不应当抄袭调查性报道的要求，不应当以寻找事件真相的目的作为要求，而只能以准确描述事件中人的状态作为追求、目的以及标准。这才是特稿这种形式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读者对特稿的需求。

那么以此论，只要能够满足这一标准，积极修辞能否运用根本不是问题所在。同样，特稿文本中越能满足这一标准的，就应当突出，作为最有价值的文字保留。

绕了这么大弯，显然要说明，老杨文本开头以及文中被删除的句子，其实是关键性的句子，应当保留而不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