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姜文的太阳

十月 6, 2007 – 12:09 am |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到了姜文那里，就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调子完全变了。人在青春期因生理原因所爆发的生命力，往野兽里说就是凶残，是可以为恶的疯狂动力，往阳光了说，是天性的自然流露，是可以为爱的欲望，是对1984小说中专制制度的反抗。无论为善为恶，为文明或反文明，人的欲望都被利用作为武器。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看成是极端抑制人性及其反动的话，那么野兽与阳光可能是并存的。因为抑制人性的结果既带来灭绝人伦的疯狂，也带来极端秩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甚至是幼儿园。

那么，对于在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所谓文化人，有个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就是究竟如何看待那段疯狂。难道那时候彼此在一起所表现的感情都是野蛮的，都是错的么，难道那时候为了看一眼毛主席而产生的激动都必须被否定么。难道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英雄激动不已不对么，难道“小混蛋”在道上混出来的名声不让人兴奋么？的确生活中苦难重重，但一群人在一起，毕竟有过快乐，而且是作为一种信仰追求过的。

这个问题一定困扰了王朔很久。在他的内心中，青春期对超人意志的崇拜，被英雄主义激发的欲望，一定与其性格中善良、脆弱而敏感的部分相冲突。即使他坚持了人文立场，清醒地将青春期的回忆定义为野兽，但很显然那部小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他也就没有必要将问题追溯到童年时期，写另一部小说了。在那部小说里，其实他还是对那个年代做了一定的妥协，至少，他说，那时候“看上去很美”。事实上，他在野兽凶猛里，也的确有意无意地做了“很美”的描写。否则，姜文不会一厢情愿地捕捉到这一点，而后来王朔参与该片的演出，也算是一种承认。

具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党卫军的军服很美。希特勒邪恶，但他是那种让人一见就想喊大哥替他砍人的那种chrisma。

从某种程度上说，姜文没有王朔清醒，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很混蛋。你可以说他讲的很不好，说他SB，进而反省，但是用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来衡量这部片子，很牵强。美化文革，这个帽子扣得有点太大了。因为这部片子其实是很个人的东西，它的焦点全在人物和如何讲这个故事身上。这大概是姜文一直想追求想表达的东西，是他的心结，他的命门。他性格中的痒痒肉。

说实话，从看电影到现在，我没弄懂姜文要讲什么，甚至认为他讲故事讲的很糟糕。不管他用了什么技巧，叙事的，摄影的，这个故事讲的都太不顺了。线索串的很勉强，摄影很有味道，但很遗憾这味道没能揉进叙事里。

影片中的人物给我印象深刻，太深刻了。我得说，影片中的人物太用力了，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尤其是女人身上。这对于叙事可不是什么好事。就象一个曲子，小号很亮，单簧管很妩媚，巴松管子像幽灵，短笛很清脆，还有鼓啊，叉啊什么的，可是组合在一起，听起来，真他妈乱。

如果做进一步猜测，也许姜文在试图用他所掌控的技术去讲一个50年后还会有人重温的经典故事。真的，我相信，像姜文这样的人，如果他拍的片子在5年后就没人看，没人讨论了，那么他会觉得太俗气太轻浮，不值得拍。

也许，姜文所追寻的，是他那代人的一种共鸣。那么就把这次拍摄看成是对共鸣的一次祭礼。这不一定是最后一次，陈凯歌、张艺谋或者其他人也许还会尝试几次，但是姜这次可能是其中最纯粹最敬业的一次。当然，他可能注定失败。不过总的来说，这片子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