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打倒司马迁

八月 1, 2007 – 12:22 am |

司马迁是我的偶像。我当初因为做不成历史学家，退而求其次，才选了做新闻记者。当时觉得这样也许更好，行千里路，写万卷书，更像司马迁或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优秀的史记者。

可是现在，我想打倒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太史公，他们全家都是太史公。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想当初，他爹司马谈死的时候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翻译过来就是，司马谈告诉司马迁，（儿呀，我有个梦想，就是写史记，可是我要死了。）我死了，你一定接我的班，接我的班，不能忘了爹的著作。而且，什么叫孝顺，先伺候你爹，然后听领导的话，最后才能成就自己。才能出几千年的大名，让我们做父母的爽，这才叫最NB的孝道。

简言之，临终遗言是：当官、写书、听话、出名。

我以前没追究过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司马迁有能力写史记？其实他爹的遗言已经讲清楚了。因为司马迁是官，太史。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从太史公往后，二十五史，都是官史。其他体裁的，资治通鉴，也是官史。只有当史官，才能在那个出差成本巨高的年代东奔西跑，可以调用大量竹简，那时候蔡伦还没生出来呢，书写也是巨大的开销。而且，他还能查到那么多的国家档案。

官史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讲“孝道”，必须“中于事君”。

领导花钱为史官买单，除了崇尚文化，还得维系自己政权合法性地位。这在全世界都一样，不理解的，参见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如果史官揭发领导其实是一流氓出身，没有做核心的合法性。那他是找死。实在要写刘邦，也得让他斩白蛇先。

有人说，那董狐直笔怎么说。那是春秋战国，是丧家犬孔老二也可以修订春秋的年代。不是秦始皇统一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

把这个想明白，我多少就不想崇拜司马迁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貌似司马老在纵论天下，替全国人民的上下五千年操碎了心，可是谁给了他这个权力？

千百年来谁著史，司马老师活得痛快，活得潇洒，活得豪迈，可这个权力是中央集权制度给他的。他先天是政府里的一个零件，并因此掌握资源和话语权。没有这些，他爽不起来。

 

而这些，并不是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历史记录者或者新闻记者。因为公民社会的记录者是为公民服务，是独立于政府的。有司马迁情结的人，往往都喜欢《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这种美国大报，也期望在中国弄这么几份全国性的大报。可是，回归美国历史，人家的大报身份并不是白宫授予的，而是经过几百年的行业竞争，美国近代史过程中，市场逐渐认可淘汰出来的东西。即使是大报了，人家也还是以城市报作为报名。

而没有经历这样的历程，直接就办一份所谓全国性大报，去追求司马迁的眼界与胸怀，恐怕并不是顺应时代的事情。

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不用史官操心。江湖自有豪侠在，春秋何必史官明，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