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经行记：伊斯坦布尔的灵魂
七月 24, 2007 – 8:57 pm |西海经行记：伊斯坦布尔的灵魂
伊斯坦布尔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
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文/研究员 Taras]
按我的理解，《我的名字叫红》讲了文明碰撞给人带来巨大难题的故事。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宏大的主题，关乎跨文化交流。在小说里，法兰克人的透视画法，无时不刻不在冲击着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细密画家们。他们无法坦然吸收消化，反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此前，面对来自远东中国的文明、波斯古国的精神财富，他们尚能坦然吸收。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却更像灾难，让自己完全失去在世界的位置感，不知所措。这个过程中，有的艺术家选择效仿，有的选择抵制，有的选择漠视，追溯所谓的传统幻象。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在人的层面的。主人公黑和其童年恋人的情爱故事，关乎个人幸福的，它其实是人的生活的故事，与意识形态，与文明的碰撞、胜负无关。依照这个逻辑，小说里的艺术家都被描写成凡人，都有个人的性格、弱点，包括贪婪、触犯伊斯兰禁忌的性爱方式等等。
生活的两条线，一经，一纬。正因为有两条线，小说才交织出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细密画。而且，两条线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相互冲击，也推动了他的半理性半神经质的行动，譬如谋杀。这是我觉得作者高明的地方。
假如拿显微镜去伊斯兰文明史中的中东世界，我想，其实跟其他世界的一样，那时候的穆斯林也是凡人，是活的，有声色犬马，有悲欢离愁的故事可看。那里面都是人的好奇心、贪婪、脆弱、仇恨等等要素。这些要素几千年来在各个文明的范畴内重复着，亘古不变。宗教之伟大，就在于它认识到凡人千古不变，且普世存在的人性所在，所以一种伟大的宗教才可以
在极远之地，完全陌生的土地里生根、发芽，并保持千年后依然有无数信徒。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方才渐次向整个世界推送他们的文明。而那之前，中东是链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霸占着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巨大贸易通道。那时候，阿拉伯人、波斯人是文明的推进者。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改革世界文明的能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原教旨主义的根源在于对未来的绝望。而那个年代，他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那些饱受战争瘟疫困扰的西方人才是。
伊斯坦布尔是那个时代的坐标点。无论近东还是远东，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最近的异域文明中心。它与欧洲的交流最深，曾一直以竞争者的角色出现，并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这个当然可以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关注文明碰撞的理由。更为现实的因素则是，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虽然作者显然沮丧非常（在小说结尾细密画家橄榄承认对透视画法的效仿是失败的，因为很难将人家几百年的成果一蹴而就地“拿来主义”），但小说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立场：既然不面对不交流，便只有衰败消亡。而非理性地走向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更是毫无出路可言。
理解这个，就可以意识到当年的伊斯坦布尔是多么的无奈了。我相信，帕慕克在其脑海里，一定无数次用Google Earth俯视16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上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所生活的现代伊斯坦布尔城市中隐藏的种种奇幻与沉寂。他会意识到这貌似繁荣的文明中心，因为外来的冲击，必然引发一场不可避免的腥风血雨，引来城市的衰落。快乐不再，希望不再，但这又是城市为了生存，为了进步所不得不牺牲的代价。那么，一定有一个问题让帕慕克终生不安，并因此成为他创作文学的核心动力：伊斯坦布尔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是否还在。
（《我的名字叫红》，奥尔罕•柏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8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