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TARAS

北京:蛐蛐罐子里的千岁寒

TARAS案：反复思考反复写的主题，自娱自乐吧，生为一个北京人好处很多，坏处也不少，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坏处就是自小接触外在的人文社会类的信息太多，接触意识形态或喜怒哀乐的各种价值观太多，从学校、从家里、从书本上，让你无法逃脱，又因为这么个地方极度遏制天性成长，导致自己成长太慢，很多时候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

一个城市之所以有自己的文化，一定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因素在背后推动。这一因素或是积极的优势，或是问题，消极的，无论如何，一定是这座城市所必须面临的因素。北京，如果剥去了它所有的外衣，那就是皇城根。北京生活的人最熟悉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平级与平级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每年来往官员那么多，穿梭活动，自然而然就能把这种政治文化带给民间。北京是一滩水，政治是一块石头，政治砸到北京这潭水里，泛起各种水花就是北京文化了。北京文化说白了就是官场秩序的翻版与自由发挥。这套秩序融入到邻里之间，融入到家庭之间。一个社会日常生活应当存在哪些问题，比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全都借了中央集权的官场标准来行事。

有天性敏感的人接触到这种文化，进而心灵起了振荡，写出种种小说，可是无论如何，小说总离不开这套政治文化，超越不出去，当然，除非他不是北京人。譬如在绝大多数京味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家庭一定是这样的，父亲将政治规则传播或教育给儿子，他在外面怎么跟领导对话，怎么跟同事或邻里对话，怎么欺负比自己低级的官员，这套东西都传给孩子，但是孩子因内心天性与超我的挣扎，出现反叛、崇拜、模仿或寻求以同样方式挑战父亲的种种情绪、行为，并往往无所适从而焦虑。

通常，这种政治味十足的小说里，通常容不下女性，因为女性在中央集权政治的评价标准中意味着边缘和软弱。所以小说里往往缺乏母性形象，或者浪漫的爱情故事。

此外，说到这里还可以提到，在甲乙两人对话中，甲向乙发出信息，往往除了该信息本身的意义外，还传递其他的与信息意义不一样的元信息。这个信息往往是为了控制对话的过程、规则。这种情况在北京话里最普遍。而且我猜想如果加以研究会发现这些 “元信息”很系统。举例而说，北京南城的人日常说话几乎都是呛着的，仿佛吵架一般，我猜想这是因为，在北京人的对话规则里，的一旦有一方说话客气了，那么就是处于下风、下级的位置。这应当是中央集权政治文化的影响。外地人不了解，遇到北京人这么不客气，往往容易自尊心受伤。

所以，说北京文化，好可能好在，这是对中国政治理解最透彻的一种文化，并且有在中央集权的环境中求生存的智慧在里面。其次，从形式上说，北京文化应当是非常系统的，成熟的。所以80年代当人们继续一种表达方式能够从高大全的70年代文化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北京文化，因为其本身就含有对中央集权社会中生存的解决方案而赶上了机遇，北京文化中这一部分也被王朔人突出出来，可以利用作为解构权威的武器。外加王朔本人“自然十足”不迂腐，对于现代意识敏感，算当时人理解深刻的，因而借机影响了全国。

北京文化中最坏的部分是，他太成熟了，太政治了，而且核心价值观还是天子家奴。也就是在上级面前做奴，在下级面前做天子代言人。这是北京文化的核心吧，也因此而扭曲了北京人的人性。北京人有时候很像他们爱玩的一种游戏——斗蛐蛐：好斗，但守规矩，生存空间狭小不敢张扬。《大宅门》里所谓的爷，其实那是另类。

时代曾让北京文化光被四野，传播一时，成为对现代汉语贡献最大的一种语言。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天安门不是焦点，斗争不是焦点。北京文化不再具有成为主流文化的优势。我想，这也是王朔不大可能咸鱼翻身而只能躲在蛐蛐罐子里千岁而寒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