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太阳永远照耀朝鲜
十月 15, 2006 – 11:19 pm |政策报告书编号：韩国世宗研究所 政策报告书2004年第5号（总第52号）
政策报告书的主笔：郑成璋（世宗研究所 南北关系研究室 研究委员）
政策报告书的制作日期：2004年8月20日
（译自韩国世宗研究所网站：http://www.sejong.org）
译者不详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在金日成主席60周岁的1972年朝鲜开始正式讨论接班人问题，在金日成主席62周岁的1974年，朝鲜正式确立了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从这样的历史经验看，朝鲜应该在金正日总书记60周岁的2002年开始讨论新的接班人问题，并于2004年正式确立新的接班人。
尽管金正日确定接班人的方式未必同其父亲金日成完全一致，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据叛逃韩国的朝鲜劳动党前书记处书记黄长烨透露，金正日为确立其与现任夫人高英姬的儿子金正哲为接班人，作为一种先期准备措施，于2002年夏天开始以军队为中心有组织地开始了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是活动。
而且，正如当年在接班人问题上同金正日形成竞争关系的金英柱（金日成的弟弟），于1973年交出其在劳动党内的仅次于金日成的第2号实权职务（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并从政坛引退一样，金日成去逝后劳动党内的第2号实权人物张承泽（金正日的妹夫，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部长为金正日兼任）也从2003年7月起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整个情形很像30年前历史的重演。
尽管搞清事实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有报道称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已于2004年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同时，也有报道称，高英姬已开始了对张承泽势力的清剿。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内部有关选定接班人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
但是，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殊性，我们在探讨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时面临着资料不足，信息不畅等方面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朝鲜已出现了选定接班人的一系列迹象，通过对这些迹象的分析，我们认为朝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对外宣布金正日的接班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及早研究朝鲜确定新的接班体制对南北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相关对策。
例如，金日成死后，朝鲜在巩固金正日体制的过程中，曾引起不愿接受金正日领导方式的前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叛逃韩国，而在金正日确定其接班人的过程中，朝鲜的一部分高层精英也可能进行反抗、发泄不满或为避免被清洗而亡命韩国。
尽管朝鲜高层叛逃韩国可以带来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但也可能给南北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朝鲜的接班人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朝鲜的内部问题。
在研究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时，如果不搞清朝鲜的统治理念，就会以“南韩中心论”的视角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因此，在研究朝鲜接班人问题时，首先必须搞清朝鲜 “领袖论”和“接班人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报告还将在对朝鲜内部有关接班人问题的各种迹象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谁是金正日接班人的有力竞争者、朝鲜将在何时正式确定接班人等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同时，对韩国政府应采取的立场及对策提出政策建议。
二、朝鲜对接班人问题的认识
（一）“领袖论”和领袖的“接班人论”
在朝鲜，“领袖论”和领袖的“接班人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朝鲜认为：“主体的领袖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明了关于继承领袖伟业的接班人理论；接班人理论是对领袖观点的最全面、最正确的解读”。也就是说，“接班人论”是“领袖论”的核心部分。
金正日指出：“坚守和完成领袖的伟业是事关革命命运的重大问题”。朝鲜的理论家们认为，“继承领袖伟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等特点。
在朝鲜，领袖和“领袖的接班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位阶关系，但同时，两者又都享有神圣的地位。金正日认为：“同在劳动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领袖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样，在将劳动阶级的革命伟业进行到底的过程中，领袖的接班人也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朝鲜的文献中将接班人称作是“人民大众的首脑、统一团结的中心、党和革命的最高指导者”，并赋予其仅次于领袖的崇高地位。因此，尽管要求接班人要对领袖保持无限的忠诚，但领袖的接班人几乎拥有同领袖一样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在朝鲜，领袖的接班人就是“继承领袖的绝对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的未来的领袖”，因此，朝鲜认为，就像领袖的领导地位要代代相传一样，对领袖的忠诚心也要代代相传。
金日成死后，一些学者认为，领袖论在朝鲜逐渐消失了，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例如，朝鲜主要的治国理论之一的“强盛大国论”就主张要建设“以领袖为中心的强盛大国”。另外，朝鲜2003年发表的《金正日将军的朝鲜第一主义论》一文就曾引用金正日的话说：“以领袖为中心是我不变的观点，我始终主张领袖中心论”。在朝鲜也有许多文献干脆就将金正日称谓“伟大领袖”，例如《金正日的民族观》一书认为：“我们民族将金正日将军视为伟大的领袖，我们追随金正日将军是因为他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指导者。他无限热爱我们的民族，并拥有强烈的为民族服务的精神。他是深受南北方民众热爱和仰慕的我们民族的真正领袖”。
在朝鲜，接班人从领袖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特定的职务，而且同时也继承了领袖的“绝对地位”。因为，如果放弃了对领袖绝对地位的继承，就意味着金正日及其后继者放弃了属于领袖个人的绝对权力。几乎没有人相信金正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正因为领袖论与接班人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如果朝鲜不再强调“领袖论”，那么“接班人论”也可能随之消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朝鲜的各种文献，就会发现在朝鲜并未出现“领袖论”消亡的任何迹象，“接班人论”也未出现任何修改的迹象。
朝鲜的“接班人论”是为使金正日从金日成手中继承权力的行为正当化、合法化而提出的理论。在金正日已全面接管政权的今天，尽管有人认为“接班人论”应该消亡了，但实际上朝鲜目前仍在通过其设在日本的“救国前线”网站（http://ndfsk.dvndns.org）提供题为“领袖接班人论”的学习资料，并继续向海外的亲朝人士传播“接班人论”。通过这些例证，可以认为“接班人论”在朝鲜效力依旧，并可能继续成为金正日确定其接班人时的理论支柱。
（二）接班人的条件和宣布时机
尽管有人认为，朝鲜可能会避免在金家三代父子间传承权力的情况发生，但从朝鲜的“接班人论”来看，未来金正日将其权力继续传递给儿子的可能性非常大。朝鲜在指责“有人恶毒地将从与领袖有血源关系的杰出人物中选定接班人的情况称为‘世袭制’”的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卑鄙的和反历史的思维方式”。强调接班人应具备“非凡的能力”和“崇高的信仰”，但是否与领袖具有血源关系并不是问题。那种认为不管其多么优秀，只要与其先任有血源关系就不能成为继任者的主张是 “搬弄是非的、毫无道理的谬论”。也就是说，即使金正日继续将其儿子指定为接班人，只要其儿子是一位“杰出人物”，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朝鲜认为金正日的家族是“朝鲜近代史上为国家和民族勇于奉献一切的、最爱国的革命家庭”。因此，指定出生于“绝世的白头山伟人之家”的金正日的后代为接班人不但不会有任何问题，反而却是最有利的条件。朝鲜称“选定接班人问题是世代交替问题”，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希望将领袖的下一代选定为领袖的接班人”。
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朝鲜可能从金正日的儿子以外选定接班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将目光集中于金正日的妹夫，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张承泽。但是，张承泽与金正日之间只差4岁，只要金正日不出现意外情况，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指定与金正日同世代的张承泽为接班人。而且，最近张承泽的处境似乎并不好，他正在远离朝鲜的权力核心。
另外从朝鲜拥有封建色彩很浓的政治文化氛围的角度看，金正日从其儿子中选定接班人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前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在回答有关朝鲜内部是否会反对三代世袭体制时称：“无法反抗，反抗的话很快就会被处死的”。正如黄长烨所说的那样，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殊性，如果金正日指定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所有干部及民众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关于确定接班人的时机，朝鲜认为，历史上劳动阶级的领袖们确定继承革命事业的接班时只有“非常情况下通过遗言确定接班人和选举两种方式”。但是，由于这两种方式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无法避免给隐藏于革命事业领导层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或变节者们提供可乘之机，实际上在革命事业走上纯洁的、正常的轨道之前，采用这两种方式选定接班人往往会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为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进行到底，朝鲜通常选择领袖在任时确定接班人，并主张确定“领袖――接班人的惟一领导体制”。基于朝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上述理论，可以认为，朝鲜会选择金正日在任时确定其接班人，而宣布接班人的具体时机与朝鲜的经济形势及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关系不大。
一些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在同韩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日成宣布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很容易取得劳动党上层的认同。但现在朝鲜经济情况非常糟糕，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等重要政策尚处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因此，朝鲜暂时无暇顾及接班人问题。不过，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经济形势固然很好，但与金正日的功绩无关，可以说当时的经济形势与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无任何直接关系。这一点可以从黄长烨回忆录中关于当时朝鲜确定接班人问题的描述中得到印证。
现在朝鲜的经济状况的确不是很好，但已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苦难行军”时期，并开始出现增长，加上韩国、欧盟、日本等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其国内局势仍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情况的好坏不应该对金正日确定接班人问题产生多大影响。另外，由于体制和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形势恐怕都不会有显著的好转，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势不好朝鲜就无法确定接班人的话，那么，金正日可能到死都无法确定自己的接班人。
实际上，金日成当年确定金正日为班人的行为与经济因素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地是承受了国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因为，1974年金日成正式将自己的儿子确定为接班人的行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空前绝后的行为。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均认为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而不愿意认同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因此金日成直到1980年第6次党代会开幕之前才正式对外通报金正日为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所剩无已了，而且朝鲜仅有几个“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冷战时期相比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金正日再次将自己的儿子确定为接班人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将会大为减少。
也有人认为，目前朝鲜因为核问题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无暇顾及接班人问题。但是，冷战后朝美关系几乎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只出现过极为短暂的缓和），目前因核问题带来的僵持局面并不是朝美关系的最坏时期。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朝鲜曾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可能对自己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但伊战后美国一直未能从在伊拉克不断遭受恐怖攻击的状态中脱身，与伊战时相比，朝鲜已恢复了对美国的外交自信。而且随着朝核问题北京“三方会谈”、 “六方会谈”的不断推进，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朝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2004年以来朝鲜积极推进设立开城工业园区等经济开放措施的情况来看，现在朝鲜已经走出了除安全问题以外无暇顾及其它问题的最困难时期。
还有人认为，金正日为避免因确定接班人问题可能带来的“权力漏水”现象，而不会过早地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朝鲜认为，如果在领袖临终时才指定接班人，则极有可能发生接班人被野心家、阴谋家控制而无法接管权力的情况，因此主张在领袖健康状态良好时及早确定接班人。金日成从70岁起就患上了听力障碍，需要周围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了解外部信息，但他仍然能至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主要得益于受到了接班人的鼎力相助。现在金正日已年过60，早日确定接班人可以使自己的权力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否则，再过10 年，假如由于健康原因导致控制政权的能力出现问题的情况发生，党内就可能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样金正日的晚年就会变得非常不幸。因此，为防止“权力漏水”现象的发生，金正日很可能参考30年前自己被确定为接班人时的做法，及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分阶段地将权力移交给接班人。
尽管金正日现在健康状况良好，但他已年过六旬，难说什么时候就会身患重病甚至死亡。金正日的夫人高英姬年仅51岁就已身患肝病和乳腺增生等多种疾患而生命垂危。如果金正日在身患重病后才指定接班人，尽管在金正日生前其接班人可以行使金正日赋予他的权力，但金死后，由于接班人来不及培养自己的势力及个人威望而很可能在权力斗争中再次失去权力。因此，从金正日的角度看，有必要在自己更加衰老之前确定并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种种迹象分析，朝鲜确定接班人的工作似乎已经展开。
1974年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的首要原因是，金正日是党内金日成惟一体制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加上他是金日成的儿子，不可能背叛领袖。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上，军方人物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此后林彪却企图暗杀毛泽东，这一事件对朝鲜的领导层冲击很大。此后，朝鲜便将 “对领袖绝对忠诚”作为确定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在金正日看来，现在朝鲜似乎没有谁比自己的儿子对自己更忠诚。
据推测，与30年前相比，朝鲜迟迟不能确定接班人的原因不在于金正日的年龄，而在于作为接班人首要人选的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的年龄太过年轻，但从金正日的年龄看，朝鲜确定接班人的时间已不可能推迟的太久。
三、朝鲜启动选定接班人工作的主要迹象
（一）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
2002年年底以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金正日与成惠琳所生）是金正日最可能的接班人，但2003年以后，韩国舆论开始认为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金正日与高英姬所生）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发生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是韩国舆论界得到并公开了朝鲜正在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内部文件。很多迹象显示朝鲜正在秘密地推进确定接班人的工作，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朝鲜以军队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
在金正日事实上的第一任夫人（未正式结婚）成惠琳在莫斯科去逝后，从2002年夏天起，朝鲜开始推进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工作。朝鲜关于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文件有很多，其中，被韩国舆论界获取并公开的是2002年8月朝鲜人民军出版社发行的一篇题为《尊敬的母亲是无限忠于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忠臣中的忠臣》的内部讲演文稿。这篇内部演讲稿称：“无限忠诚的尊敬的母亲在敬爱的最高司令官身边辅佐着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她就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陪伴在领袖父亲（朝鲜对金日成的专用称呼－译注）身边，并养育了革命后代的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一样，是我们全体人民军官兵学习的榜样”。该讲演稿还称高英姬“每次来部队视察时都教导我们应如何掌握与部队特点相适应的战争训练方法，同时向我们传达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有关人民军要进行作战准备的战略、战术意图”。 2002年9月朝鲜人民军出版社发行的另一份演讲稿也主张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称：“在接受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先军革命领导的道路上，将领袖的思想代代相传，将领袖的精神、母亲（指高英姬－译注）的精神发扬光大”。综合已掌握的大量来自朝鲜的信息可以看出，高英姬已按照金正日的意图参与了军队内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娱乐，甚至包括作战训练在内的“将军的所有工作”。
朝鲜军队内部有关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演讲或座谈材料还有：《向无限忠于敬爱的司令官的尊敬的母亲学习！》、《尊敬的母亲是手把手引领我们人民军官兵走上对领袖忠诚之路的慈爱的导师》（注：在朝鲜除金日成、金正日之外高英姬是第一位被称作导师的人）、《将无微不至地关心战士生活的尊敬的母亲的温情和慈爱永远铭记心中》等。此外，朝鲜还发行了《金正日的先军政治与思想强军》等称颂高英姬的小册子。
尽管没有直接点出高英姬的名字，但事实上是在歌颂高英姬的歌曲也在大量涌现并推广普及。关于“尊敬的平壤母亲”（指高英姬）的歌曲主要有：《战士最高兴的时候》、《平易近人的我们的母亲》、《人民歌唱祝福母亲》、《感谢之歌》、《母亲和战士在一起》、《幸福》、《我们的母亲，朝鲜的母亲》等。
在朝鲜，如果没有金正日的指示或同意，对某一个特定人物搞个人崇拜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大量调研，我们发现了金正日同意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文献。 2002年8月的文献记载，金正日说：“关于尊敬的母亲，她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支持我，为了我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忠臣在身边而感到无比幸福”。另外一份文件则记载了以下一些内容：“敬爱的最高司令官指出，尊敬的母亲最关心和热爱军队，她以亲生母亲的慈爱之心对军人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最近，她向部队赠送了薄荷糖、食品、毛毯、化妆品等物品，这充分显示了尊敬的母亲对部队的一片热心和关爱”。
尽管目前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主要在军队内部，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朝鲜会选择适当时机将其在全社会展开。2003年1月，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济州岛海女高珍喜参加反日、反美的“4·3抗争”，为1948年朝鲜建国而在南方组织地下选举，并当选济州岛地区最高人民会议代表赴平壤参加朝鲜建国活动的12 集电视连续剧《汉拏山的回音》。这部电视剧被外界看作是朝鲜为把对高英姬个人崇拜推向全社会而做的前期准备。朝鲜播放《汉拏山的回音》的目的是，通过对北方人民与济州岛人民通过反帝斗争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描述，为将父亲出身于济州岛的高英姬确定为国母营造氛围。该电视剧将女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与高英姬相似的高珍喜，目的是将高英姬的形象与女主人公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使一般民众一听到高英姬的名字就想到电视剧中高珍喜“民族自主统一斗士”的形象。正如日本研究机构所分析的那样，推动高英姬的儿子到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任职可能也是该电视剧制作的目的之一。
2003年5月10日起，朝鲜重播了电视剧《汉拏山的回音》，进一步加大了朝鲜民众对济州岛的好感和关注。这从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后访问南方的朝鲜高官纷纷要求去济岛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另外，济州岛人访问朝鲜与韩国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往往会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据说原因也是因为高英姬的父亲即金正哲的外祖父出身济州岛的原因。
如果高英姬被确立为国母，那么高英姬的两个儿子即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三子金正云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可能性就会比金正日长子金正男（成惠琳生）的可能性大得多。因此，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也被外界理解为确定高英姬的儿子为接班人的前期铺垫。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2002年8月看了朝鲜的内部资料后说： “我认为金正哲会被确定为接班人，金正男绝对不行。在朝鲜历史上接班人往往均出自于国王最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成惠琳很早以前就失宠了，高英姬才是金正日最宠爱的女人”。
30年前朝鲜是在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后，才开展了对其母亲金正淑（1949年前去逝）的个人崇拜。但现在金正哲和金正云的年龄太小，而他们的母亲还在世，所以朝鲜也可能先通过对其母亲的个人崇拜，然后再从他们当中选定一人为接班人。
个人崇拜的开展使高人姬在朝鲜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上升，并使她逐渐拥有了仅次于金正日的政治影响力。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朝鲜内部文件中对高英姬“先军时代的忠臣，站在革命队伍最前列的尊敬的母亲”、“为了革命的发展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拥有独特功绩的、朝鲜的母亲”等称谓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另外，被视作是金日成死后朝鲜第2号实权人物的张承泽在2003年下半年起未再出现在公开活动中，其亲信也纷纷被解职或降职。据说发生这一情况的背景就是高英姬的势力要架空张承泽。这也是高英姬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的一个例证。
（二）张承泽及其亲信被清理
朝鲜在着手确定接班人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张承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同时张承泽的亲信势力被清理。1972年在金日成60周岁的时候，尽管金日成健康状况良好，但接班人问题还是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金正日与其叔父金英柱形成竞争关系，结果金正日在竞争中胜出，金英柱则卸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退出朝鲜的权力核心。1993年，金英柱的公开职务是国家副主席，1998年修改宪法后改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名誉副委员长，众所周知这两个职务均是没有实权的虚职。
正如30年前金英柱失去权力一样，金日成死后朝鲜的第2号实权人物张承泽自2003年7月初陪同金正日视察慈江道江界市产业设施和教育机关后再也没有在正式场合露过面，似乎已经离开了朝鲜的权力核心。此后，除在2003年8月开始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代议员选举时媒体中曾出现过张承泽的名字外，连张承泽的名字也从朝鲜的媒体中消失了。尽管有人说张承泽曾经出席了2003年10月7日金正日就任劳动党总书记6周年中央报告大会，但在《劳动新闻》的相关报道中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在报告大会的参加者合影中也没有出现他的身影。
张承泽（58岁）长期担任掌管朝鲜党、政、军及保安机构高层人事权的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的第1副部长，是仅次于金正日的第2号实权人物，负责司法、检查、行政等高层国家机关的党组织生活和政策指导工作。其大哥张承宇（69岁）次帅担任负责平壤防卫任务的第3军军长，二哥张承吉（65岁）中将担任某军政治委员。此前，外界普遍认为张承泽是金正日突然有事时最有可能掌握朝鲜政权的人物。
有趣的是，在张承泽开始从正式场合消失前后，2003年7月4日，黄长烨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 “脱北者与朝鲜人权问题研讨会上依然认为：“金正日体制崩溃时，最有可能接管权力的人物依然是张承泽”，“金正男无法同张承泽相比”，“张承泽长期担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在朝鲜的权力体制中大量安插了自己的势力”。也许是黄长烨的上述发言引起了金正日和高英姬的警觉，使他们认识到为消除确定金正哲或金正云为接班人的障碍，必须将张承泽逐出了朝鲜的权力核心，必须迅速消除张承泽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张承泽在朝鲜权力体制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曾设想通过和平手段无法解决朝鲜核问题时，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来取代金正日体制。而美国人认为新体制领导人的合适人选就是张承泽和张承吉。关于美国的这一构想，韩国的《新东亚》杂志在2003年第9期上曾做了详细的介绍。也许美国人的这一构想，对已陷入困境的张承泽的处境起到了一种雪上加霜的作用。
张承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关于张承泽事件的原委有多种版本的传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2003年底张承泽因眼睛和心脏方面的疾病赴法国接受治疗，回国后健康状况不佳。
2、张承泽经常与主张经济改革的内阁总理朴凤柱之间就经济政策问题发生对立，引起金正日不快，将其降职，派他到党校学习经济学。
3、高英姬的势力为拥戴金正云为接班人，将张承泽彻底逐出了权力核心。
4、身处乳腺癌晚期的高英姬为在生前完成接班人构图而全力打压张承泽，金正日也对张承泽平时的专权不满，于是在平壤郊外的某个招待所将张承泽秘密除掉了。
5、张承泽因“宗派问题”和“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目前被软禁在家中。
6、金正日将其兼任的劳动党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交给了次子金正哲，张承泽则由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改任统一战线部下面的对南事业部部长。
尽管以上说法各不相同，但结论都是张承泽失去了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这一要职，政治影响力迅速减小。在上述各种说法中，因“宗派问题”和 “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的说法可信性更大一些。在朝鲜领导层中，除领袖或领袖的接班人外，任何人在自己周围凝聚势力都会被视为“宗派问题”，而张承泽正是在这一点上犯忌。过去金正日因其是自己的妹夫（金正日胞妹金敬姬的丈夫）而更多的是依重他，没把他的“宗派问题”看得太重。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张承泽的问题可能就变得难以容忍了。当然，其中可能也有高英姬一派的挑拨。
随着张承泽离开权力核心，张承泽一派的势力也迅速被清除。在张承泽的嫡系势力中，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第1副部长崔春晃被解职，送金日成高级党校接受再教育；贸易相李光谨、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朴明哲等被解职下放农村劳动；2003年7月任命的人民保安相崔龙洙在任职1年后被解职；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綦在龙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有报道称，大约有80余名张承泽系列的高级干部正在集中接受审查。与此同时，高英姬的亲信李治刚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李龙哲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负责军事问题的副部长。其中，李治刚获取金正日家族的信任取代张承泽职务的同时还兼任劳动党中央书记局责任书记，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张承泽的势力。
在张承泽的势力被系统地清除之后，即便有一天张承泽能够再次复出，也难以重新掌握实权，恢复过去的影响力了，而只能负责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或担任一些虚职。
（三）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
朝鲜在2003年10月6日召开的“全国先军青年前卫积极分子大会”上强调：“青年要成为先军思想及先军政治的信奉者和贯彻者，要使整个青年队伍先军思想化”。同年12月22日，《劳动新闻》强调要实现“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称“全社会先军思想化”是“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继续，是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新阶段”。
朝鲜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的做法与30年前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时推行“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金正日就是在积极推进“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因此，人们推测这可能是候任接班人利用推行“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的机会构筑自己的政治基础。
据1979年出版的《朝鲜劳动党简史》记载，在金日成提出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纲领之后，劳动党中央强调：“全社会主体思想化工作是在革命和建设中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的事业的继续，具有将党的事业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的很大意义”。此后，金正日在1974年2月召开的“全党宣传系统工作人员讲习会”上宣布，“全社会主体思想化”是党的最高纲领；在同年7－8月召开的“全党组织系统工作人员讲习会”上，金正日又强调要把劳动党“主体思想化”。实际上，全党主体思想化在本质上就是在党内彻底建立和强化金日成的惟一领导体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金正日的接班人体制得到确立。因此，从以往的经验看，朝鲜在推行“全社会先军思想化”很可能与确立接班人问题有关。
朝鲜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宣布了全党、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纲领，强调要根据革命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将所有思想教育工作均统一到先军思想上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向人民讲清“先军思想的独创性和正当性”，讲清“先军思想的基础是主体思想”，要使所有人都“信仰先军思想，都贯彻执行先军思想”。其上述一系列做法与30 年前宣布全党、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纲领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此后，《劳动新闻》等主流媒体经常通过社论等形式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工作，显出劳动党高层对这一工作的持续关心。
（四）“革命的首脑部”的提法发生变化
从1994年金日成去逝后朝鲜历年的《新年共同社论》看，1995年和1996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1次也没有出现“首脑部”，除1997年和 1999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2次提到“首脑部”外，1998、2000、2001、2002及2003各年度《新年共同社论》均只提到过1次“首脑部”。但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却10次提到“首脑部”，而且用法也与2003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2003年前的《新年共同社论》中提到 “首脑部”时通常是以“誓死保卫‘革命的首脑部’”等形式出现的，而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却是在谈到领导体制和惟一领导体制时出现的，强调： “革命的首脑部提出了完成主体伟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它是领导党、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走向胜利的先军革命的伟大向导和广大军民的心脏”。根据主体思想的理论，提出正确指导思想的只能是领袖或领袖的接班人，因此，这里的“革命的首脑部”应该具有同党中央一样的地位。
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还强调：“在我们的先军革命队伍中，在首脑部的惟一领导下，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保持了更加严明的纪律和秩序，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决死贯彻党的政策的革命风纪”。据调查，这是朝鲜第一次提出“首脑部的惟一领导”概念。在能够确保最高领导人有无限的绝对权力的朝鲜政治体制中，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朝鲜至今强调“领袖的惟一领导体制”的原因所在。
朝鲜经常强调“领袖的惟一领导体制”，有许多文件中也经常谈到 “接班人惟一领导体制”。因此，“首脑部惟一领导”从理论上说，就是要确立金正日惟一领导体制和金正日接班人的惟一领导体制。当然，在尚未确认朝鲜领导层内部确立金正日接班人的准确信息之前，得出上述结论可能有失谨慎，如果将张承泽被清除权力核心事件与“首脑部的惟一领导”概念的提出联系起来，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朝鲜确定接班人问题的两个具体步骤。
2004年1月22日《劳动新闻》的一篇政论文章强调：“广大军民的心脏――革命的首脑部就是金正日同志”。从“亲爱的指导者”到“伟大的将军”，从 “党中央”到“革命的首脑部”，媒体对金正日的称谓变化说明，在朝鲜“革命的首脑部”就是指金正日个人。但是，在其它一些社论或政论中也出现过“以金正日同志为首的革命的首脑部”的说法，也就是说，“革命的首脑部”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复数。
以上对于“革命的首脑部”含义是指“金正日一个人”还是“以金正日为首的”的问题上，曾在韩国的研究界引起混乱。综合历年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可以看出，“革命的首脑部”从广义去理解时，可以理解为以金正日为核心的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从狭义去理解时，则是指金正日个人。
实际上朝鲜最早从2003年3月起开始在《劳动新闻》的社论或政论中强调“党、军队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首脑部周围”，从而对“首脑部”赋予了与以往不同的含义。在2003年7月朝鲜出版的《金正日将军的朝鲜民族第一主义论》一书指出：“在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主体的祖国，党、领袖和人民大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符合先军时代要求的社会政治集团，党、军队和人民发扬同心同德绝死捍卫领袖、同心同德贯彻领袖指示的英勇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的主体祖国实现了向更高阶段的转型，政治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第286行）。在这里，“首脑部”几乎就是领袖的同意词。朝鲜的先军政治强调的不是“先军后党”而是“先军后劳”，因此，军队处于一种联结党和人民的重要位置。
在最近《劳动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尽管“首脑部”的含义仍可以理解为“领袖”，但也隐含着“最高指导部”之类的复数含义，而难以像以前一样解释为专指领袖个人。在朝鲜的辞典中，“首脑”一词被解释为“（国家或国家机构、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明确是一个单数词，因此，与“首脑部” 相比，首脑一词更能明确地表达出专指领袖一个人的含义。
因此，“首脑部”通常被理解为带有复数含义。从2003年起“首脑部”一词被频繁使用，并且这一现象与朝鲜在军队中发起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的时间正好吻合，因此，不能排除“首脑部”是具有“金正日及其即将指定的接班人”的复数含义的可能。
（五）重新派遣三大革命小组
20世纪70年代初，为巩固金正日的政治地位，三大革命小组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几年前朝鲜又开始恢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中断的向基层派遣三大革命小组的工作，从而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从1973年2月起，朝鲜为消除在全社会蔓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保守主义、消极怠工、创造力不足等不良倾向，开始向基层派遣以推动生产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三大革命小组。三大革命小组以党的干部为核心，成员包括技术人员、青年先进分子等，主要是通过用科技知识武装新一代青年，推动技术革新。1974年2月金正日被指定为接班人后，三大革命小组被定义为金正日的近卫军和护卫队，成为直接受金正日领导的突击队。小组成员按照金正日的指示行动，并将全国的情况报告给金正日。在三大革命小组运动的推进过程中，许多小组成员入党提干，在世代交替过程中走上领导岗位，并成为支持金正日的政治基础。
从1995年未起，三大革命小组基本上停止了活动，但从2001年起又重新活跃起来。2003年12月12日的《劳动新闻》中有一篇报道称：“派遣到各工厂、企业及农业部门的三大革命小组，为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最近几年间共实现了1150余技术革新”。
从经济角度看，派遣三大革命小组是一种推动技术革新的手段，但从政治角度看，派遣三大革命小组则是接班人以年轻人为中心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朝鲜重新派遣三大革命小组也可能是金正日为其儿子成为接班人构筑政治基础的举措之一。
（六）世代交替进程加快
最近几年，朝鲜世代交替的步伐不断加快。表面上看其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后在朝鲜社会兴起了实用主义之风；二是2002年朝鲜推行了“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但是，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部门，朝鲜的世代交替几乎在所有领域快速展开，因此，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背后的深层背景很可能与确定接班人问题有关。
20世纪70年代初，金正日为便于掌控“社劳青”（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相当于中国的共青团――译注），曾在金日成的支持下大幅更换了“社劳青”的领导人。在金正日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前3年的1971年2月，朝鲜召开了各道、市、郡、工厂、企业、大学的党委青年部长和 “社劳青”委员长会议。会上，金正日指示“社劳青”的干部要进行世代交替，于是20世纪30、40提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纷纷退出社劳青。到1972年， “社劳青”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年龄降至30岁，到1977年各道“社劳青”委员长的年龄普遍降到了30－31岁。
最近朝鲜快速进行的世代交替很可能也是根据金正日的指示进行的，其中可能即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因素。外界注意到，朝鲜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时机与其推行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的时机几乎完全一致。过去，金正日总书记一直将那些抗日游击队时期的元老们安置在军内象征性的高位上，而让自己的亲信们在这些元老们的手下掌握实权，但最近，那些元老们纷纷退役，他们的职位则由“革命第2代”接替。
2003年，李乙雪、白鹤林、金铁万等抗日游击队时期的元老们纷纷退出国防委员会中的领导职务，其位置被人民保安相崔龙洙和新人白世峰所取代。此前一直被抗日游击队元老们占据的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人民保安相等职被“革命第2代”所取代，说明朝鲜军方高层的世代交替工作已经完成。当然，军方的世代交替并未只局限于高层。据悉，自2003年9月起，朝鲜人民军一线各军的军长全部换成了 40－50岁的人担任。军以下的干部则由更年轻的军官担任，据说旅级指挥官一般都换成了30多岁的人担任。
在经济部门，世代交替的步伐也在 2002年“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之后迅速加快，工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由60多岁的人换成了30－40岁的年轻一代。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和千里马制钢联合企业等大型企业目前均由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人担任厂长或经理。
在从事对南工作的领导人方面，2004年初来首尔（汉城）参加部长级会谈的北方代表还是60多岁（1943年出生）的内阁责任参事金龄成，而从 2004年5月在平壤召开的第14次南北部长级会谈起，北方的代表便换成了40多岁（1959年出生）的内阁责任参事权浩勇。此外，近年开始接手对南工作的年轻干部还有内阁责任参事申炳哲、民族经济联合会秘书长金春谨、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全钟洙等。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朝鲜如此大范围、快速地进行权力机构世代交替的主要背景之一，就是金正日为其接班人逐步掌握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做准备。
四、金正日确定接班人问题展望
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内，研究人员普遍认为金正日确定接班人时会从其长子金正男（1971年出生）和次子金正哲（1981年出生）之间做出选择。黄长烨也认为金正日从其儿子以外的人物中选定接班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这里仅就金正男、金正哲（或金正云）之间谁更可能成为接班人问题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一）金正男的才智、身世及接班的可能性
当年金日成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的理由不仅因为金正日是其长子，金正日拥有卓越的政治敏锐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人认为，如金正日一样，金正男也拥有卓越的政治敏锐力。金正男的姨母成惠琅在其出版的一本名为《藤树屋》的书中写道：“正男政治上早熟，从小就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力”，她还说：“金正男聪明、反应快、判断力强。他还继承了母亲成惠琳的艺术才能，是一个经常能使人发笑的快活的男子”。曾与金正男有过多次直接接触的“北风事件”的主角尹洪准也说，金正男接受了良好的接班人教育，非常聪明，反应敏捷，如其父金正日一样说活的速度很快，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他还说金正男说话和走路的神态都很像金正日。综合与金正男有过直接接触的各方面人士的证言可以确信，金正男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正日的性格和才智。
但是，尽管金正男具备了接班人的才智和政治敏锐力，但由于生母的原因，其在竞争接班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决定性的不足。金正男的生母成惠琳在1970年与金正日秘密同居之前，曾与著名小说家李箕永的长子李平结婚，并生下一女，是一位有夫之妇。因此，在儒教等保守传统文化盛行的朝鲜，成惠琳难以获得“国母”地位。而且，尽管成惠琳深得金正日宠爱，但因身体原因从1973年起便常驻莫斯科养病，并于2002年5月在莫斯科病逝。生母成惠琳的身世可能是金正男成为接班人的最大障碍。另外，成惠琳的外娚李一男（又名李汉英）和姐姐成惠琅等纷纷亡命海外，也是金正男成为接班人的消极因素。
（二）选择金正哲（或金正云）接班的可能性
目前，朝鲜柔道的创始人高泰文（在日本的朝鲜人，祖籍韩国济州岛，20世纪60年代回到朝鲜――译注）之女高英姬与金正日之子金正哲在竞争接班人的问题上处于相比有利的位置。据悉，金正哲在瑞士国际学校留学归来后，在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或宣传鼓动部任职。也有人说金正哲同时在组织指导部和宣传鼓动部两个部门任职。金正哲目前在劳动党中央的职位对其竞争接班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年，金正日从1964年6月19日起，开始在劳动党中央任职。在朝鲜出版的名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灭业绩》（20）一书中，将金日成安排金正日到党中央工作一事称为：“包含着培养金正日同志为党的领导者，解决党的领导权继承问题的深思熟虑”。1995年10月，金正日回想起那段经历时，对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们说：“我那时候如果到其它部门工作的活，就不会有30年的领导党的事业的经历了。这里面包含了领袖培养我的良苦用心”。因此，金正哲目前在党中央工作可能也包含着金正日要将其培养为党的领导者的意图。
高英姬虽然也有出身于日本的不足，但不具有类似成惠琳的离婚经历以及长期不在国内等成为国母的重大阻碍因素。金正日现在最宠爱的是高英姬，而且在金正哲出生后，他还把对金正男的父爱逐渐转移到了金正哲身上。成惠琅1989年曾说：“正日书记已另有新家，他甚至连其深爱的长子都不顾了”。
现在，在朝鲜内部，有人将金正男称为“庶长子”，而将金正哲称为“嫡子”。回顾过去历代王朝的历史，“庶长子”往往在“嫡子”出生前深受父王宠爱，而一旦“嫡子”出生，“庶长子”的地位就会日渐衰落。因此，许多人认为金正男从1997年起开始准备接班的说法并不准确。直接参与对朝经济援助工作的某位高层人士2002年1月曾对笔者说：“金正日的接班人非金正哲莫属”，并披露“朝鲜内部称金正哲为‘总会长’”。他还说：“在朝鲜的政治势力中，金正男的势力只点15%，金正哲的势力则占到了85%，而且两人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他还断言：“（以2002年为基准）快则3年，慢则5年朝鲜的接班人问题就会明朗化”。由于在朝鲜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舆论调查，因此对于上述提到的金正男与金正哲政治势力对比的具体数值可能并不可靠，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目前在接班人的竞争中，金正哲与金正男相比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参与对朝经济援助工作的人士中也有人持相反主张。有人认为，在最近朝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争论中，金正男比金正哲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劳动党的元老和军方都“决死支持”金正男，因此，金正日除金正男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朝鲜从 2002年起以军队为中心系统地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及在党中央工作的是金正哲而不是金正男等事实，金正男得到更多支持的说法似乎并不具有太多的说服力。
最近，金正哲的胞弟、金正日的三子金正云（1983年生）也作为接班人的有力竞争者开始有到外界的广泛关注。据说，金正哲的艺术才能很像金正日，但作为领导者的才智不足，金正日曾评价说：“这孩子不行，太像女人”。于是，高英姬便努力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培养成接班人，她甚至让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称金正云为“启明星大将”。但是，由于外界对金正云的情况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所以想证明“金正云接班说”的可信度还需搜集更多的证据。
（三）确定接班人的时机展望
朝鲜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引用了金正日的“我们党要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绩，将金日成同志开创的伟业代代相传，坚持到底”的指示。历史证明，在朝鲜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 “代代相传”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要将事业进行下去之意。20世纪70年代初，当金日成直接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没过多久朝鲜就指定金正日为接班人。因此，朝鲜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很容易让人想起与接班人问题有关。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朝鲜在新年共同社论中强调“代代相传”可能预示着接班人问题会在不久的将来明朗化。
除对高英姬开展个人崇拜、张承泽离开权力核心等事件外，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给人以接班人问题正在取得进展的印象。其中之一是在2003年8月首次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2003年9月又在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会议上首次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白世峰的年龄和长相被人为的遮上了一层面纱。朝鲜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大部分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所以，如果事实真的如部分研究人员猜想的那样白世峰是金正哲的假名，那么，金正哲现在已经掌握了军队。当然，关于白世峰的情况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①认为白世峰是一位60多岁的中将，他不过是一位为金正哲成为接班人做铺垫的过渡性人物。②称白世峰属于年轻一代，他以第2经济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身份，取代了年事已高的第2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金铁万，正在领导第2经济委员会的工作。③认为和第2经济委员会的责任书记不是一个人，他是护卫总局作战部长出身，目前代行护卫总局司令之职，2003年4月金正日访华时，他任随行护卫总指挥。总之，关于白世峰的情况目前还是一个迷。另外，在2004年3月召开的第11届最高人民会议第2次会议主席团中还出现了一个朝鲜媒体从来也没有关注过的、在朝鲜的对外活动中也从未露过面的、被称作李先生的神秘人物。有人认为他可能是金正日的儿子。
有人认为，金正日正在采取能使其儿子逐渐掌握军队的措施。最近，朝鲜在人民军总政治局属下新设了专门负责金正日视察部队时事前准备工作的行政副局长，该职务由曾担任总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副局长玄哲海大将担任。所说，行政副局长的实际任务是协助金正哲和金正云接管军队工作。综合各种相关信息来看，朝鲜似乎已经内定了接班人，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正式对外宣布的问题。考虑到1974年朝鲜选择金正日的生日之际宣布其为接班人，因此，如果金正日选定金正哲为接班人，那么快则在今年或明年的9月25日前后，慢则在数年内朝鲜就会正式对外宣布。
2005年是朝鲜解放60周年、劳动党建党60周年、金正日提出先军政治10周年、6·15共同宣言发表5周年的特殊一年，朝鲜可能在这一年召开第7 次党代会。尽管从过去的经验看，确定接班人与党代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也不排除金正日会通过召开党代会、修改党章等措施来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
最近，高英姬在巴黎治疗乳腺癌回国后，朝鲜斥巨资从法国购买了豪华棺椁，并用专机运回平壤，由此可见，高英姬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一旦高英姬病逝，金正哲（或金正云）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这可能对其接班问题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由于朝鲜内部已将金正哲和金正云视为“嫡子”，使金正哲（或金正云）在接班问题上处于相对比较有利的位置，只要有金正日的支持，即使高英姬不在了，朝鲜的接班人构图也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五、政策建议
（一）改变对朝鲜接班人问题的认识
为了正确地了解和把握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我们必须改变以我们的视角，即以南韩中心的视角。朝鲜通常是以“准备论”和“继续革命论”的观点看待接班人问题。朝鲜的政治文化中残存着许多强调“忠诚心”和“孝心”之类的封建因素。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朝鲜接班人问题时必须好好把握的问题。
现在金正日刚刚62岁，可以说还比较年轻，但是确定接班人后，确立“接班人惟一领导体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即使是现在就确定接班人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朝鲜认为：“在领袖生前选定接班人，接班人则可以直接辅佐领袖，落实领袖的思想，为领袖分忧解愁”。所以，从朝鲜的理论看，现在金正日真的到了该确定接班人的时候了。
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积累了20年的辅佐金日成的经历。在这20年间，金正成与金正日之间基本上没有形成矛盾关系，而是真正意义的辅佐关系，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权力漏水”现象。因此，认为朝鲜“领袖”与“领袖的接班人”之间会形成矛盾关系的看法是不合实际的。
如前所述，朝鲜已经表现出许多确定接班人的迹象，现在我们应该从政府的层面对朝鲜的接班人问题给予持续的关注，必须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综合分析，及时掌握相关动向。朝鲜的接班人问题不仅是金正日的权力向其接班人逐渐移交的问题，更是将对朝鲜的内政、南北关系及对外政策等带来诸多影响的重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即是朝鲜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的问题。
（二）对朝鲜领导层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预置对策
在金正日准备确定接班人以及确定接班人后巩固接班人地位的过程中，朝鲜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像1997年黄长烨叛逃韩国时一样，急切地将朝鲜高官的出逃事件看作是朝鲜体制崩溃的前兆往往是错误的。
韩国政府应对有关接班人地位被削弱或高官外逃等可能发生的事件预置对策。2004年7月，468名“脱北者”大举进入韩国事件使朝鲜的对南政策迅速趋向强硬，并中止了原定2004年8月举行的第15次南北部长级会谈。这说明，朝鲜高官叛逃韩国事件是可能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敏感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朝鲜高官向韩国指出避难申请等情况时，为将其可能对南北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政府必须谨慎处理。但是，一旦朝鲜外逃高官已经进入韩国，为从其口中获取相关情报，政府则应该积极接纳，妥善安置。同时，为使外逃的朝鲜高官与美国相比优先选择前往韩国，政府应对他们亡命时的待遇、到达韩国后的管理方式等问题及早制定万全之策。
（三）掌握朝鲜接班人的才智和政策取向
金正日的权力向其接班人移交后，朝鲜现在的领袖个人绝对独裁的政权体制也会原封不动地传接下去，朝鲜人民依然不会享有政治自由。因此，金正日的儿子成为接班人后，韩朝之间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基础的和平统一依然难以顺利实现。但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考虑，政府不应该一味地只是对朝鲜的“三代世袭”体制进行批判，而应对朝鲜接班人的才智、政策取向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深入检讨朝鲜确定接班人对其内外政策及南北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朝鲜的政治文化来看，即使金正日从其儿子以外选定接班人，那么一定是金正日认为这个人会比其儿子更能确保朝鲜独裁政体的稳定。尤其是，金正日如果从军方人士中选定接班人的话，那么与金正日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相比，新的接班人将会更加依靠军队来治理国家，在对美、对南政策方面也将会更加强硬。
正如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比那些只在中国境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更加积极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样，金正日的几个儿子均有留学瑞士的经历，他们与那些在朝鲜国内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同时，由于金正日的儿子都曾留学欧洲，因此不论哪个被确定为接班人，都可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强烈的亲欧洲倾向。
从2000年起，朝鲜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亲欧洲倾向的主要目的是，谋求从欧洲国家获取克服经济困难所需要的人道支援和开发援助，以此瓦解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此外，金正日的儿子均曾留学瑞士，对含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欧洲式资本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也是朝鲜表现出亲欧洲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金正日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韩国政府应从努力扩大朝鲜改革开放的角度考虑，加强同欧盟及欧洲各国的对朝政策协调。另外，从金正日儿子留学的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的角度考虑，今后在举行第2次南北首脑会谈或进行对南宣传中，朝鲜也可能更加强调中立化统一。最近，朝鲜在南北接触中，开始强调含有排除外势意思的“我们民族之间”的原则。“我们民族之间论”实际上同“中立化统一论”存在着理论上的“亲和性”。因此，在推动第2次南北首脑会谈时，我们应事先准备好朝鲜提出“中立化统一论”主张的应对理论。
（四）活用“济州岛牌”
由于高英姬的父亲出生于济州岛，所以朝鲜在南北首脑会谈后对济州岛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果高英姬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那么朝鲜对济州岛好感倾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韩国政府应充分利用朝鲜领导层对济州岛的好感，努力改变朝鲜对南北高层交往的消极态度，以将济州岛确定为南北交流场所为诱饵，取悦朝鲜，推动第2次、第3次南北首脑会谈及南北国防部长会谈的举行。另外，在南北关系陷入僵局时，政府还应充分利用济州岛民众访问朝鲜等机会，打开南北关系的新局面。
（五）制定活用朝鲜内部的世代交替的新战略
金正日在确定接班人的过程中，朝鲜上层加快了世代交替的步伐。世代交替的进行使朝鲜领导层的实用主义倾向得到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出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新战略。这些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年轻一代全面走上朝鲜的高层领导岗位，将给南北和解与合作带来更大的空间。因此，从引导朝鲜发生变化的长远政策考虑，政府应该加大对南北青少年交流的关注和支持力度。同时，为配合朝鲜“对南工作人员”年轻化的步伐，韩国政府如果也能大胆启用年轻有为的人才，并使其参与到南北会谈当中，将有利于南北之间达成更多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