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媒习惯调查与调整（公告）
星期六, 四月 28th, 2007触媒习惯调查与调整（公告）
同学们在学期初对于自已触媒习惯有一个描述。学期过半，有不少同学反映，自己的触媒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调整，并且确实看到明显的成效，大家以期就这一话题再进一步探讨。
同学们可将自己调整后的触媒习惯做一个记录与分析，发到我的邮箱里。我们今后会抽一时间对此进行分析。
祝大家五一开心。
Archive for 四月, 2007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技术的善意的质疑！
星期一, 四月 23rd, 2007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技术的善意的质疑》
两个最近的媒介事件：
1、 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店被媒体指出违反最低工资标准一事。
（广东《新快报》从今年初开始派出多名记者“卧底”到几家洋快餐店中打工，揭露这些洋快餐店付给打工者的薪资均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事实。）
2、茶水发炎事件。
（上月，《中国新闻社》记者用龙井茶水佯装尿液到杭州十家医院受检，结果居然多数得到“发炎”的结论。）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技术的善意的质疑
1、 第一个层面，首先是“质疑”
2、 第二个层面，是“善意的质疑”
3、 第三个层面，是“技术性的善意的质疑”
媒体面临的几个困境：
1、“根”问题（制度及经济依附等问题）
2、“茎”问题（媒介责任缺失及新闻寻租等问题）
3、“叶”问题（即表述的技艺性问题，包括议题设计、修辞用光等等）
大量的遭人诟病基于“叶”问题，因此，解决“技艺”是最有效的方法与出路。但在人们的认识中却往往习惯将“叶”问题归因为“茎”或“根”问题，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媒介的社会期待与角色扮演问题，是一个媒介展演与被认识进而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
从学理层面解决与解读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应该从政治学、伦理学及新闻学三个向度入手，任何单一的维度都是缺乏立体可见性的。
GOOGLE做媒体管它新与旧
星期二, 四月 17th, 2007GOOGLE做媒体管它新与旧
GOOGLE去年最大的新闻是16.5亿美元收购了新媒体的代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它又将触角伸向了传统的广播领域，与美国最大的广播商Clear Channel Radio上周日（0415）签订了为期数年的广告销售协议，Clear Channel Radio表示，同意在美国市场向谷歌出售其675家广播电台30秒广告时段中的部分。谷歌可以获得其整个广告播放时间的不到5%。美国广播业每年的营收在200亿美元。
谷歌借此涉足广播领域。
此协议让我们看到谷歌将事业扩展到“旧媒体”—传统的广播领域。
1、无论新旧，媒体融合是大事，是趋势！
2、新旧融合，依旧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风险，比如收入结构、市场结构、新旧媒体架构、业务配合等等方面。
3、搜索起家的GOOGLE始终怀着一颗“媒介心”，无论新旧，是要通吃。
我们渴望看到的是一个打通后的“圆融局面”，
还是另一个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翻版故事将会上演呢？
新新旧旧…..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儿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媒体故事不知如何演义。
“网络建设 、创意产业”现在进行时
星期一, 四月 16th, 2007“网络建设 、创意产业”现在进行时
近期，随着高层对网络建设的重视，以及学界对创意产业的热烈追捧，网络+创意的产业模式将成为未来新型的商业模式。
近日北京发布了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有几个重点值得注意：
1、要做强做大重点网站，大力发展数字报业、网络杂志、网络电台、网络电视等新的传播形态；—新型传播型态突显出来
2、从2007年起，组织开展优秀网络频道、网络专题、出版网站、网游动漫、网络音乐和网络歌曲等年度评奖活动；—–纳入评奖体制
3、在社区、中小学、农民工驻地和农村建设绿色信息苑，免费向居民、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提供网络浏览服务，提高网上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网上公共平台！！！！
4、要培育网络文化创意、网络技术研发人才，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立相关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培养网络文化创意、技术、管理、营销等专业人才，鼓励优秀人才投身网络文化建设，享受北京市文化创意人才的优惠政策，对在网络文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者，还要给予特别奖励。—-网络人才的优待
政策方面的导向与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网络无疑已成为多方争取的一块新兴阵地，都在注视，都在给与诱饵，市场的敏感，受众的易捕获，政治方的争取，一切都变得越发有意思起来。
（附）北京发布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意见
媒介的伦理与责任—-《变形记》观后（转）
星期五, 四月 13th, 2007转发两篇学生们来信中关于《变形记》写得有代表性的文章，供其他同学参考。
《变形记》观后（转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 王婧
今天看到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变形记》。其实原来也看过内容雷同的节目，两个家庭互换孩子。不过把节目做到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
我们很难说清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档真人秀。节目的制作者好像是在这两种电视节目类型上找一个平衡点。我在网上看到许多人关注这部片子，为这部片子落泪。还有网友在自己的blog中写道“这是一档深具社会责任的节目”。甚至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已经出现了魏程贴吧。可见，从做名牌节目这个角度而言，这档节目是成功的。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节目越是“成功”，就越是可怕。因为，我看这档节目就是一档典型的真人秀，而且“秀”得有些残酷。一般观众看过这四期节目，大多对网络时代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所思考；而我看完这样的节目，则是对媒介发展到今天该何去何从而困惑。一部在湖南卫视黄金时间热播的节目，带来了许多不平静的思考。
·媒介的伦理道德
我之所以说《变形记》就是一部真人秀，是因为对节目制作者的初衷有所怀疑。表面上看，这档节目关注时下社会的热点问题，通过一种特定的交换形式，放大这种问题并且试图寻找某种解决问题的道路。说起来这是一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做法，体现了媒介的良知；但是真正做出来的节目又会给人怎样的感受呢？
就我个人看来，这都是节目制作者的圈套。的确，他们希望做出一种与现有的真人秀不同的节目。其实这也不全是他们的创新，而是再一次借鉴西方真人秀节目的做法。可以说，自我们国家电视上出现真人秀节目以来，还一直停留在诸如超级女声等带有明显表演性的节目的初级阶段；而西方的真人秀早就进入到一种“类纪录片”阶段，他们只是提供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空间，节目参与者在其间的表现完全是真实的，不带表演色彩的。我觉得，《变形记》就是这样进行节目设置的。
但是，做专业的人都应看到，这样的设置是不是有悖伦理道德的。节目制作者把两个家境可谓天壤之别的孩子进行交换，有没有考虑过带给两个孩子和两个家庭的是什么。从节目的结果看来，似乎交换是成功的，魏程的改变是出乎意料的。但是这样的改变是不是以高占喜的心灵创伤为代价的？我们看到高占喜在到达长沙的短短两天中落了七次泪，这绝不是幸福的泪水。物质上的巨大的差距是更多地激励了高占喜吗？更多的是引起这个质朴的农村孩子的心理不平衡和对命运的感叹吧。
我们原来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媒介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例如倪萍主演的电影《美丽的大脚》的剧组把在甘肃当地选的小演员带到北京接受采访、参加晚会。有后续报道说，孩子们回去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能再拍戏啊？”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残酷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花花世界，但是他们只能停留在看一眼的地步。这对他们幼小的心灵可能形成的创伤不知道电影剧组有没有想过。我想，剧组想到的主要是电影的宣传，也就是那孩子们做秀。
相似的，《变形记》在吸引了众多眼球的同时，有没有真地摸着良心做事情。我想这从成品的一些细节中就能看出来。例如：主持人王姬并没有以一种报道社会热点问题的风格进行主持，而是一次又一次挑起争端一般说出“我就不相信他能如何如何”的话，这明显的是一种刺激观众的窥视欲的做法，而不是抱着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
又如：画面中经常出现带有恶搞性质的字幕，在魏程向全班介绍自己的爱好是打球时，画面上出现了“是某某球类电脑游戏吧”。这是在调侃，不是同情，更不是为孩子找出路。
还有更要命的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对高占喜交换生活的设置，“他似乎得了健忘症，完全忘记了来之前说的话”，“他在我们的一再提示下，在新华书店那站下了车”……这是明显带有偏见的解说词，这绝不是纪录片的制作方法。这是引导着观众，挑逗着观众对一个孩子的软弱进行嘲笑和敌视。
所以我们说，在从策划到制作节目的过程中，记者们和编导们的职业道德到哪里去了。这不同于拍摄《饥饿的小女孩》的摄影家卡特，他们的出发点就不是新闻或者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而是奉献一场引人入胜的社会问题真人秀。
同时，他们的某些具体操作手法也值得商榷。我们看到节目的制作者竟然在两个家庭里安了摄像头，每家不止一个，而且似乎是在昼夜不停地进行拍摄。这是不是直接侵犯了两个家庭家庭成员的隐私权？也许制作者会说这正能体现他们是在进行纪录片式的拍摄。但是我觉得，这更能体现这个节目为了得到刺激（不是视觉刺激而是心灵刺激）的画面而不顾道德底线。
总的来说，我认为拍摄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要以一种极端地暴露两个孩子的心灵震荡过程的方式吸引更多观众，因此才会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叙事手法、镜头语言。我看过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我们应该怎样注重独生子女的教育，而是深深地为两个孩子难过，特别是在节目中一直处于一种“贬义”设置下的高占喜。
·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
我们常说的媒介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甚至有媒介是第四种权利之说。但是，我们的媒介在社会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我们单纯地把媒介抽象为报纸或者摄像机，那么，它们的角色应该是工具，是具有客观性的，也是有限的。但是，可怕的是掌握媒介的是具有主观意识形态的人，他们操控着媒介，使之突破了工具性，进而拥有的公共性或者商业性，或者其他什么属性。而且，媒介一旦掌握在人的手中，就变得无限起来。似乎什么样的角色都可扮演，什么样的责任都可担当。
在《变形记》中，湖南卫视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决不是简单的社会事实记录者。可以说，整个事件是媒体策划产生的，媒体导演了这一切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媒体是记录者，还是编辑者。如果说整个交换事件及其产生的对各方的影响是媒体一手建构的并不过分。那媒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挑起事端的是它，记录事端的是它，平息事端的也是它。
在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杨丽娟事件也是这样。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媒体也许一切还不会这么糟糕。退一步说，如果媒体只是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单纯地报道，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就媒体已经做了的事情而言，我们能不能说媒体也是加害杨丽娟一家的凶手？因为媒体在整个事件中推波助澜，搬弄是非。
我于是很难过，为什么媒体变成了这个样子？原来紧紧伴随着新闻的客观、真实、公正都哪里去了？我们现在认识的媒体大多是在激烈地竞争，抢能吸引受众的新闻；如果抢不到，就自己动手制造。这是媒介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吗？
当然分析媒介的这种变化成因，和时代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的冲击、社会竞争的激励、受众自身需求的变化都是分不开的。尽管可以理解，但是，这些都不是媒介庸俗化和放弃社会责任的借口。媒介需要一种强有力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否则一切都会转变。媒介不再扮演客观中立的角色，不再能担负得起监视环境和营造舆论的社会责任。
因此，我们呼唤媒介的“自明性”。也许这正是在大众通俗文化的要求下随波逐流的媒介所缺乏的。
消极还是积极—-我看《变形计》（转）
星期五, 四月 13th, 2007消极还是积极—-我看《变形计》（转）
在《变形计》–《网变》课上放映及讨论之后，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兴趣，这种讨论在课下依然延续，在学生发来的邮件中，我选取了两篇有代表性的观后感，一篇是从媒介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变形计》并反思我们媒体现状中的一些差强人意的做法；下面郑阳鹏同学的这篇文章则给大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与评价这部片子。
在课上，我多次强调《新闻传播理论课》有4个理想：第一个是介绍知识点；第二个理想是介绍观点；第三个理想是通过发现媒介现实的真问题，激活同学们的观点；第四个理想，也是最重要的，最高要求的，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进行“思维训练”！
七周课下来，看到大多数的学生已经开始慢慢地以传播学的眼光发现媒介世界中的真命题，并以传播学的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产生自己的观点，真是非常的欣慰。
《变形计》是一部可以从多角度来分析的电视片，比如说电视形态、媒介伦理、媒介的社会责任等等。
下面的例子也正说明了这个。
消极还是积极—-我看《变形计》（转）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本科生 郑阳鹏
1、记录or猎奇
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首先关注的不是它本身的内容，而是：这个节目的受众是哪些人？看完后我的结论是，变形记肯定不是给像高占喜的家庭这样的人看的。它的主要受众群，应该以城市市民阶层为主。于是，这个受众定位也决定了节目的视角：以城市市民的眼光，去探视那块他们已经远离了许久的土地，对于这块土地的每一个领域，简陋的土房，粗鄙的饭菜，甚至高占喜眼光中的那种怯懦和欲望，乡村中学孩子“想象“中的城市，我们的摄像机统统是“自上而下的“，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猎奇的姿态，满足着千千万万市民阶层关于“农村”、“落后地区”的想象。 说变形记是市民阶层的节目，还因为变形记的选题（不光是这期节目，以后的几期也以一贯之）：教育，尤其是对问题少年的“青睐“，绝对是最牵动市民阶层，更准确的说是35-50这个年龄段的市民（魏程的父母可作为典型）神经的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的孩子此时正在进入青春叛逆期，而面对代沟、网络成瘾等问题他们几乎束手无策。他们可能也想过把孩子放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一番，他们也曾对小孩进行过忆苦思甜的教育，但肯定收效甚微??于是，变形记几乎天然的成为他们不可多得的、活生生的教材，在这本教材中，他们“欣喜地”看到，剧中曾经的纨绔少年变化惊人，而高身上那种戏剧性的变化，丝丝扣人的悬念，也吊足了他们的胃口。尤其适合他们的，还有节目中不断的互动（发短信预测剧情）。只是，对高占喜那样的孩子的娱乐化的预测，是否有违起码的道德呢？
> 也正是因为这种视角，决定了变形记从一开始就是主题先行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纨绔少年，在见识了生活的艰辛后有所悔意，从未走出过大山的纯洁娃儿却在城市的物质世界里迷失，忘记自己的出身，欲望愈加膨胀。在高花掉一大笔钱还不觉的时候，我们分明已经看到幕后人士的窃笑：我早说了吧，人都是经不住诱惑的。
> 正如好莱坞大片一样，我从节目中看到的是欲望、想象不断被吊起、不断被满足的市民的娱乐盛筵。
> 2、现实真实or媒介真实
> 从宏观层面来说，变形记作为一档角色互换类型的真人秀节目，本身就是高度“拟态”的：如果少了媒介这双幕后的大手，剧情几乎在现实中不存在可能性。即使微观到具体事态的发展，我们也发现其中有太多剧组人员斧凿的的痕迹：解说词中对高占喜之前“诺言”的一再提示，不厌其烦的对高前后状态的对比，甚至“介入”高的生活，提醒他去新华书店看看……都显现了创作者希望“高的形象越来越小，魏的形象越来越大”的“良苦用心”。
> 微观到镜头的运用，主创者的斧凿也很明显。我看到评论中的一句话是“变形记的主角其实不是那些参与者，而是那些看不到影子的摄像机。”当拍摄高在魏家的生活时，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充当了窥探者的角色，充分满足了观众的窥私欲。问题是，真人秀的参与者是否知情？如果不知情，这种做法是否有违伦理？镜头还对高的细微表情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主创者甚至有意计算了高的落泪次数……而在湖南卫视的相关介绍中，主创者强调变形记是“原生态记录”、“粗加剪辑”，对此我实在免不了打个问号。 还有一个问题是摄像机的介入对参与人员心理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让参与者意识到观察他的无数双眼睛的存在，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的行动注入表演因素，从而使媒介真实进一步偏离现实真实。一个例证是当魏程刚到村庄时，面对围观的村民们尴尬的挥手致意，而这显然是与他的镜头意识相关的。
3、是非对错的二元道德判断
这一点其实跟前面提到的主题先行有联系。在这两集中，我看到媒体几乎是“迫不及待”的道德判断冲动，有时甚至恨不得跳出来直接指责。说的直白点，媒体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欣欣然的接受城市里的花花世界是不好的，而回到落后的乡村会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朴。所以当高在游戏中沉醉，当高说不想回家时，我们分明能从解说词中感受到那蔓延的失望。问题是，繁华的物质世界就一定代表恶吗？贫困的乡村就能与善打上等号吗？许多问题恐怕不是用简单的是非对错能说清的。
> 4、节目的傻瓜化倾向
> 其实这一点绝对不只是变形记的特点，只是上次的节目更加强化了我的判断。在老师课上的讲解中，也曾提到过央视10套变成“为什么台”，法制类节目令人发指的叙述速度等现象，在变形记中，这一倾向仍然十分严重，光是介绍两个主角各自的身份、性格就花费了半集时间。我们不得不忧虑，电视叙述语言、节奏的傻瓜化倾向对于长期浸淫其中的观众，会产生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
> 以上对变形记的诸多批评似乎过于严厉。的确，对于一档以收视率为诉求的真人秀节目，
> 我们加在上面的东西似乎过多了。事实上，我认为变形记的积极影响超过其消极影响。
> 你可以批评它缺乏原创性，但平心而论，我们目前的电视节目又有过多少原创性呢？你可以批评变形记的猎奇的视角，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为久居城市的市民阶层打开了一扇窗户，唤起他们了解落后地区的兴趣，从而创造了沟通断裂阶级间的可能。我不敢说变形记中的农村图景就是中国的全部现实，但在这里，媒介真实为我们抵达“局部现实真实”创造了条件??这从节目播出后，网友毫不吝啬的用“震撼”、“感动”、“难以相信”等词语评价就可以得到印证。并且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这种试图弥合社会断层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不一定是主创者的主观意图，但魏程家与高占喜家的鲜明对照已经说明了很多）。
>
变形记只是一个个案，以上提出的四个问题也绝非变形记一家独有，它或多或少的折射了真人秀这个节目类型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面临的许多伦理道德的两难处境，甚至更高一个层面??国人惯有思维的沉疴。我相信，它所引发的思考也绝不仅仅是我提到的这几点，真心希望在课堂上我们有更充分的讨论。
变形记的积极影响超过消极影响，变形记是弥合断裂阶层的尝试。一个新的例证是，据我在网上搜索的资料，《网变》等一系列节目已经成为许多小学、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让许多孩子看后深受震动；更有夸张的报道标题是“新上山下乡运动将席卷网瘾家庭”。下面我想谈一下节目本身的独特（还不能说创新）之处。
媒体的“变形”—-《变形计》引发的思考
星期一, 四月 9th, 2007媒体的“变形”—-《变形计》引发的思考
这周的新闻传播理论课给学生们讲的“媒介责任与新闻伦理”，为了更直观地让大家对于媒介责任与新闻伦理有个认识，特别选择了湖南卫视的一档真人秀+纪录片的栏目《变形计》—《网变》一集，放给大家看，没想到引发了学生们的深入思考，一些学生来信说他们看完片子感到很震动，还有些学生写出了这部片子的观后感。
说实话，身为媒介业者，同时又是研究者，一直存有两种对立的尴尬，作为业者，我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如何找到新的报道方式，如何能够使自己的栏目有更多的收听收视率；而作为研究者，我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走出“新闻实务”本身，以社会学者的思维方式与观察角度来重新审视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银屏上的媒介事件。
《变形计》，从电视栏目的制作上来看，可以勘称做了很多大胆的突破与尝试，而从新闻伦理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遗憾，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媒介责任缺失的恐慌。
媒介的变形？变形的媒介？
有很多原因导致了媒介的变形。比如政治原因、经济制约、收视率造成的媒体人的茫然状态。但我只能说，媒介应该从源头上堵绝“变形”，比如拒绝任何的新闻寻租。 接下来，则是在技术层面地不断成熟，使之能符合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
我想《变形计–网变》的初衷应该是不坏的，造成大家深深思考并深感愤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部篇子在具体处理一些场景时的“挑起争端”与“制造歧视”。
这里转发一篇我的学生的观后感，与大家一起分享与交流“媒介变形”这样一个重大且真实有意义的命题！
《变形记》观后（转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 王婧
今天看到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变形记》。其实原来也看过内容雷同的节目，两个家庭互换孩子。不过把节目做到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
我们很难说清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档真人秀。节目的制作者好像是在这两种电视节目类型上找一个平衡点。我在网上看到许多人关注这部片子，为这部片子落泪。还有网友在自己的blog中写道“这是一档深具社会责任的节目”。甚至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已经出现了魏程贴吧。可见，从做名牌节目这个角度而言，这档节目是成功的。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节目越是“成功”，就越是可怕。因为，我看这档节目就是一档典型的真人秀，而且“秀”得有些残酷。一般观众看过这四期节目，大多对网络时代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所思考；而我看完这样的节目，则是对媒介发展到今天该何去何从而困惑。一部在湖南卫视黄金时间热播的节目，带来了许多不平静的思考。
·媒介的伦理道德
我之所以说《变形记》就是一部真人秀，是因为对节目制作者的初衷有所怀疑。表面上看，这档节目关注时下社会的热点问题，通过一种特定的交换形式，放大这种问题并且试图寻找某种解决问题的道路。说起来这是一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做法，体现了媒介的良知；但是真正做出来的节目又会给人怎样的感受呢？
就我个人看来，这都是节目制作者的圈套。的确，他们希望做出一种与现有的真人秀不同的节目。其实这也不全是他们的创新，而是再一次借鉴西方真人秀节目的做法。可以说，自我们国家电视上出现真人秀节目以来，还一直停留在诸如超级女声等带有明显表演性的节目的初级阶段；而西方的真人秀早就进入到一种“类纪录片”阶段，他们只是提供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空间，节目参与者在其间的表现完全是真实的，不带表演色彩的。我觉得，《变形记》就是这样进行节目设置的。
但是，做专业的人都应看到，这样的设置是不是有悖伦理道德的。节目制作者把两个家境可谓天壤之别的孩子进行交换，有没有考虑过带给两个孩子和两个家庭的是什么。从节目的结果看来，似乎交换是成功的，魏程的改变是出乎意料的。但是这样的改变是不是以高占喜的心灵创伤为代价的？我们看到高占喜在到达长沙的短短两天中落了七次泪，这绝不是幸福的泪水。物质上的巨大的差距是更多地激励了高占喜吗？更多的是引起这个质朴的农村孩子的心理不平衡和对命运的感叹吧。
我们原来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媒介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例如倪萍主演的电影《美丽的大脚》的剧组把在甘肃当地选的小演员带到北京接受采访、参加晚会。有后续报道说，孩子们回去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能再拍戏啊？”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残酷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花花世界，但是他们只能停留在看一眼的地步。这对他们幼小的心灵可能形成的创伤不知道电影剧组有没有想过。我想，剧组想到的主要是电影的宣传，也就是那孩子们做秀。
相似的，《变形记》在吸引了众多眼球的同时，有没有真地摸着良心做事情。我想这从成品的一些细节中就能看出来。例如：主持人王姬并没有以一种报道社会热点问题的风格进行主持，而是一次又一次挑起争端一般说出“我就不相信他能如何如何”的话，这明显的是一种刺激观众的窥视欲的做法，而不是抱着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
又如：画面中经常出现带有恶搞性质的字幕，在魏程向全班介绍自己的爱好是打球时，画面上出现了“是某某球类电脑游戏吧”。这是在调侃，不是同情，更不是为孩子找出路。
还有更要命的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对高占喜交换生活的设置，“他似乎得了健忘症，完全忘记了来之前说的话”，“他在我们的一再提示下，在新华书店那站下了车”……这是明显带有偏见的解说词，这绝不是纪录片的制作方法。这是引导着观众，挑逗着观众对一个孩子的软弱进行嘲笑和敌视。
所以我们说，在从策划到制作节目的过程中，记者们和编导们的职业道德到哪里去了。这不同于拍摄《饥饿的小女孩》的摄影家卡特，他们的出发点就不是新闻或者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而是奉献一场引人入胜的社会问题真人秀。
同时，他们的某些具体操作手法也值得商榷。我们看到节目的制作者竟然在两个家庭里安了摄像头，每家不止一个，而且似乎是在昼夜不停地进行拍摄。这是不是直接侵犯了两个家庭家庭成员的隐私权？也许制作者会说这正能体现他们是在进行纪录片式的拍摄。但是我觉得，这更能体现这个节目为了得到刺激（不是视觉刺激而是心灵刺激）的画面而不顾道德底线。
总的来说，我认为拍摄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要以一种极端地暴露两个孩子的心灵震荡过程的方式吸引更多观众，因此才会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叙事手法、镜头语言。我看过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我们应该怎样注重独生子女的教育，而是深深地为两个孩子难过，特别是在节目中一直处于一种“贬义”设置下的高占喜。
·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
我们常说的媒介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甚至有媒介是第四种权利之说。但是，我们的媒介在社会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我们单纯地把媒介抽象为报纸或者摄像机，那么，它们的角色应该是工具，是具有客观性的，也是有限的。但是，可怕的是掌握媒介的是具有主观意识形态的人，他们操控着媒介，使之突破了工具性，进而拥有的公共性或者商业性，或者其他什么属性。而且，媒介一旦掌握在人的手中，就变得无限起来。似乎什么样的角色都可扮演，什么样的责任都可担当。
在《变形记》中，湖南卫视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决不是简单的社会事实记录者。可以说，整个事件是媒体策划产生的，媒体导演了这一切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媒体是记录者，还是编辑者。如果说整个交换事件及其产生的对各方的影响是媒体一手建构的并不过分。那媒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挑起事端的是它，记录事端的是它，平息事端的也是它。
在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杨丽娟事件也是这样。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媒体也许一切还不会这么糟糕。退一步说，如果媒体只是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单纯地报道，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就媒体已经做了的事情而言，我们能不能说媒体也是加害杨丽娟一家的凶手？因为媒体在整个事件中推波助澜，搬弄是非。
我于是很难过，为什么媒体变成了这个样子？原来紧紧伴随着新闻的客观、真实、公正都哪里去了？我们现在认识的媒体大多是在激烈地竞争，抢能吸引受众的新闻；如果抢不到，就自己动手制造。这是媒介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吗？
当然分析媒介的这种变化成因，和时代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的冲击、社会竞争的激励、受众自身需求的变化都是分不开的。尽管可以理解，但是，这些都不是媒介庸俗化和放弃社会责任的借口。媒介需要一种强有力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否则一切都会转变。媒介不再扮演客观中立的角色，不再能担负得起监视环境和营造舆论的社会责任。
因此，我们呼唤媒介的“自明性”。也许这正是在大众通俗文化的要求下随波逐流的媒介所缺乏的。
动手“新媒体”！
星期五, 四月 6th, 2007
动手“新媒体”！
两则消息关于传统媒体“动手”新媒体的。密集型发布，在这个春天。
1、4月4日：北京电视台高调进军新媒体，在京都信苑开了一个场面隆重的发布会。大体上他的新媒体战略涉及手机、网络电视、增殖业务等方方面面。 将分阶段进入包括网络电视、手机电视、SP等新媒体领域，致力于成为一家拥有丰富品牌内容、多种媒体平台的跨媒体运营商。去年8月，北京电视台自有网络电视品牌“北京宽频”开播，目前已实现北京电视台十套节目的网上直播。今年2月5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拿到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国内第六张手机电视牌照
2、4月6日：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联手推出的CRI手机广播电视业务4月6日正式启动。 CRI手机广播电视业务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跨越的一个重要步骤。CRI手机广播电视平台将借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独有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发挥手机媒体便携、即时、互动的特点，在保证原创手机广播电视节目品质的同时，进一步整合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优秀栏目、互联网音视频节目以及知名手机广播电视内容提供商的资源，通过CRI手机广播电视平台陆续呈现给广大用户。
我们注意到，这两家单位都是取得广电相应业务资质的传统媒体，在这个春天，整装待发地向新媒体进军。
业务内容涉及的范围大体相同：
1、手机
2、网络电视
3、无线增值。
选择的合作伙伴也多元，京视传媒—北京电视台的新媒体运营商，还很注重“线上线下”“台内台外”，“网外网内”等相结合。
新媒体的框架搭建依然是个大命题。
新闻资料：
北京电视台高调进军新媒体 数亿元打造跨媒体运营平台
北京宽频：在线北京电视台
北京电视自有的网络电视品牌—北京宽频(www.ibtv.com. cn)已于2006年8月20日开播，目前实现了北京电视台十套节目的网上直播，开通了8套台内高收视率节目的轮播频道，以及几个特色节目的专区。北京宽频将以互动视听、网络与电视联动为特点，为网民提供全新的网络电视体验，为广告客户提供全新的推广方式。特色频道包括汽车频道、房产频道。
手机电视：“京视新世界”抢滩3G时代
2007年2月5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广播式手机电视牌照。这是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国内第六张手机电视牌照。
北京电视台将着力建设自有品牌的手机流媒体集成运营平台“京视新视界”，除了整合北京台自有的版权节目内容资源外，还将面向市场集成有价值的手机视频内容以及研发有针对性的专门的手机电视内容，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京视新视界”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手机电视集成运营品牌。
京视无线：打造中国第一电视互动品牌
2007年，北京电视台将全面整合全台电信增值业务，实现专业化品牌化经营。京视传媒将与华友世纪合作，成立新的电信增值服务公司—京视无线，负责独家运营全台的电信增值业务。
京视无线成立后，将以打造具北京台特色的电信增值业务运营平台为战略方向，以全新的业务模式和赢利模式，充分利用北京电视台的播出资源和节目资源，为北京台各类栏目、电视剧和大型活动综合开发包括短信、彩信、彩铃、手机杂志、IVR、JAVA、WAP、手机流媒体在内的全系列增值业务；开发具有互动增值服务开发价值的电视节目内容。
对付“新闻寻租”的三件宝
星期二, 四月 3rd, 2007对付“新闻寻租”的三件宝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在其网站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报社记者站管理。通知要求，报社记者站不得从事与新闻业务无关的其他活动。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报道或者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有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者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
报社记者站不得从事与新闻业务无关的其他活动。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报道或者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有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者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中新社 0403）
记者的职责细细数来
1、报道真实
2、担当正义
3、沟通有无
4、观点注入
当然，还有增收之类的。在市场化情景中的媒体里。
最近在思考“媒介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命题。
对于媒介而言，法律的硬性规束总不如新闻人的自律来得人性。
当然，某些时候，行业性法规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效的。
但真正杜绝“新闻寻租”，靠的是“皮鞭”（制度约束），靠的是“糖衣”（高薪），还靠“良知”（专业主义精神）。
在不同制度范本里，每一种手段所占的比例与效用也是不尽相同的。
往往是三管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