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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八月 22nd, 2006
数字说话：2006年上半年广播电视广告
一、2006年上半年广播电视广告收入为239亿元，同比增加13.41％，超过去年全年的增长速度。（来源：国家广电总局；）
分析：“违规广告禁播令”8月起生效，下半年广告收入将有明显的下滑。
二、收入构成中，广告收入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比55%；有线电视收费占20％，付费数字电视、影视剧销售收入不足25%。
分析：网络与其相同，广告依然是营利的大头。于是，“经济”成了决定媒体业的主要操盘手。
三、广告收入“中间大两头斜的格局：收入主力是省一级广播电视机构，达113亿元，占比47％；中央级和地市级各自所占比例接近25%，分别为49亿元和59亿元；县级机构收入18亿元，所占比重仅为7.5％。
分析：省级卫视主要营利模式是电视剧及电视购物广告。“禁播令”对此的冲击将最大。
四、上半年全国有线电视用户增加200万户，总用户达到1.3亿户；数字电视用户增加250万户，总用户达650万户。
分析：增速远远落后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增速。
（部分数据参考来源：《中国证券报》，记者 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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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八月 19th, 2006
转自任平生博客
图片来自水木社区（www.newsmth.net)贴图版，拍摄者davidlee。
这几天清华新生报到，由于校园周边招待所全都住满了，学生宿舍又不允许家长留宿，于是，晚上，在学生宿舍区前的操场上，人们惊讶地发现了这些家长。我想，其中必定还有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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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八月 19th, 2006
幸福课程
很多年前与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如果让他当大学校长的话，他会开设一门课，叫“幸福课程”，交人们如何认识幸福？如何能更好地拥有幸福？
当一堆的证书需要去考时，谁还会理会什么“幸福课程”呢？那个时候，人们是这样想的。
前些天读报，看到英国剑桥大学今年起为新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名字即是“幸福课程”。据说，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教会学生们一个正确的幸福观、健康的幸福观以及获得幸福的能力与心态。
于是，想起那个朋友，当年的睿智。他说：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教会“幸福”！
下面列的都是一些与幸福有关的书单，也许你有兴趣有心情，可以翻翻。
《幸福的秘密：寻找美好生活三千年》(THE SECRETS OF HAPPINESS: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Searching for the Good Life)
作者：理查德•索奇
Profile Books出版
《幸福简史》
作者：尼古拉斯•怀特
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
《追求幸福：从希腊时代至现代的历史》(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Histor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Present)
作者：达林•麦克马洪
艾伦莱恩出版社(Allen Lane）
《遭遇幸福》
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
Harper Press出版。
《幸福假设：将古代智慧用于现代科学的试验中》
作者：乔纳森•海德特
威廉•海涅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
译者/陈家易 梁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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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18t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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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18th, 2006
央视为何总遭“诟病”？
看《第一财经日报》，有消息称：央视“违法”广告位居电视媒体“榜首”。中央电视台7月发布违法广告量在电视媒体中居于首位。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市工商局广告处8月15日发布了7月广告监测报告，电视媒体涉嫌违法的广告主要集中在中央电视台。其违法类别主要是针纺织品（25条次）和招商（9条次）。
[ 2006-08-17 ]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央视—被人诟病的情形在近些年来越来越集中，主要原因不外乎：
1、树大招风。 这是与央视的高知名度与强影响力伴生的“负效应”；
2、利益驱动。 短信与广告成为央视屏幕的主宰者，有网友留言到应将中央电视台，改为“中央广告台”或“中央短信台”。可见央视形象与受众期待之间已深存“鸿沟”。
3、网络平台的催化效应。 先前关于央视的评论也只限于小范围、低传播率的情形，随着网络兴趣，特别是博客这种自媒体传播渠道的昌盛，关于央视的任何消息都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形成“议程”，这期间，网友对“负面议程”的兴趣度明显高于“正面议程”，一个网上的“沉默螺旋”诞生了。
4、二元传播体制。 二元传播体制是形成“央视”遭人诟病的制度根源。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央视既享国家电视台的独有、至高权，同时，又可借助广告大幅赢利。这使得央视形象如同一个“混和”的双面孔，与受众对于其“公共服务”的电视机构的形象期待之间存有矛盾。
补充材料：
央视提出“绿色收视率”
2006年7月18日，央视广告部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办了“中央电视台绿色广告标识启动仪式”，向全社会隆重推出“绿色广告标识”，并于7月18日在一套晚间黄金时段的部分广告进行试运行。央视的这一举动正是央视贯行“绿色收视率与绿色收入”这一理念重要一步。
“绿色收视率”借用了绿色GDP这一概念，绿色GDP是指从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损耗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净国民生产总值。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 而在评价一国创造的财富价值时，我们往往忽略的自然资本消耗的“负面效应”。绿色GDP这个1997年由世界银行推出的衡量标准，在一定意义上真实衡量了一国的国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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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16th, 2006
电视选秀节目受到人们的如此追捧，这类节目还会不会持续兴盛下去？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视角尝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参与电视选秀的节目中来？他们的内心动机是怎样的？二、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喜欢收看这类电视选秀节目？它带给受众哪些心理满足？
一、节目参与者的心理满足：
传播本能与对传播权力的渴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传递本身就是生物体的本能，它是生物体得以保持自身与外界信息畅通，获得安全感的一种生物本能。此外，传播还是一种权力，话语权是当下被认为的一种重要权力，而此前，传播的权力都集中在精英手中，平民大众从来都鲜有掌握大众传播的权力。但这并不妨碍，或者说反而助长了平民对于传播权力的渴望与向往，他们希望有更多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展示自己的生活。获得传播权力—-无论是用DV记录身边的生活，然后在大众媒体上播放，还是参与选秀节目，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让他人知晓—-这些都是参与者“渴望权力”与“渴望自我支配”的内心动因的外在体现。电视选秀节目日渐盛行，在某种程度也反应出人们获得传播权力、渴望在大众传媒上展示自己的内心驱动。
交往 / 亲和动机引发参与行动：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交往与亲和动机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解释人们的行为。当今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交往方式与先前农业时代的“面对面”很大不同。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种媒介情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介情境代替了现实情境，人们在这种情境下发生着社会互动。电视选秀节目营造了一个基于媒介的平民社交圈，这一平民社交圈有共同的关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喜好，参与其中就意味着共同的分享与彼此的依靠，意味着“一种联系的产生”，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平民与“传播这种权力”的联系，而且也是平民与平民之间的联系。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个“玉米（李宇春的歌谜）、盒饭（何洁的支持者）、凉粉（张靓影的粉丝）的自我组织。
心理学家坎托在其著名的“情境中的人格动力学”中提出：人们做什么或试图作什么，和谁一起做，能够重新定义他们是谁或他们将成为谁。从这个意义上反观平民化传播中参与者的“参与动因”，我们会发现，“与谁在一起，和谁一起做”似乎本身就构成了他们参与行动的支点。以“大型无门槛音乐选秀”的《超级女声》为例，一个个心怀梦想的年轻女孩们不但要面对一张嘴就被评委无情叫停，还要经常遭受评委类人格侮辱的苛刻评语，诸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什么？是美容美发的？那好，你继续去做美容美发吧。” “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谁叫你这么穿的，你这么穿：俗气！”“.你唱歌的时候像在睡觉，总眯着眼睛干吗？”，她们依旧前仆后继地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参与的热情并没有被评委的冷眼冷语冰冻。这些节目参与者的内心动因是什么？也许“参与到一群人中去”本身就是他们参与节目的合理解释与内在动因。当看到这些互为竞争关系的参与者们在节目的进程中逐渐建立友谊，每每有人被判出局时，参与者们总会抱头痛哭—-参与者们似乎的确在整个节目的参与过程中建立起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建立正好满足了人们渴望“交往与“亲和 ”的内心愿望。
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激发传播行动：传统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自尊，包括自我发展与自我保护往往构成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电视选秀节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自我意识”不但要求“自我表达“，还要求“公众表达”。民众“自我发展”的内心需求借助媒介传播成为大众的盛宴，而每个平民都似乎成为这场媒体盛宴的主角。媒介通过让渡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通过出让自己的部分话语空间，使平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这些传播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
电视选秀节目吸引观众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制造了一个美丽幻像：在这样一个自我展示、自我实现的平台上，英雄不问出处，美女不问岁数，只要参与到节目中来，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自我实现—-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位居人类需求的最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平民化传播中来，因为现实情境中的“自我实现”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企及、无法实现，在现实通道被堵塞之后，媒介营造的这种“自我实现”虚拟情境便显得如此另人心动，值得追求。
“明星梦”被很多普通民众认为是一种自我实现。《超级女声》之类的造星节目正是抓住了无数年轻人梦想成为明星这一动机，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歌唱和表演才华的机会。“从节目本身来看，不仅比赛的激烈竞争吸引了观众，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观众从默默练习走上舞台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 节目制作人这样解读这个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普通观众从默默练习到走上舞台”这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它的意义来自于普通观众给它赋予的“自我实现”的意义符号。
电视选秀节目酝酿了一个“自我实现”的空间，鼓动参与者为了“实现理想、实现自我”而快快行动，加入到传播中来。
高心理预期与高价值回报增加了参与的热情：著名心理学家罗特的“预期—价值模型”理论认为：人们特定行为取决于“获得结果的可能性与结果本身的价值”。意即人们对于事情“可能性”与其“价值”的判断决定了人们随后的行为。可能性越大，价值越高，人们越倾向于行动。劳克·莱斯曼的研究也发现：人们会更多地去从事那种目标价值高、实现可能性大的行为，而不去作那种目标价值低、实现可能性小的行为。（Locke Latham,1990; Pervin, 1983） 电视选秀节目是一种参与可能性大，且目标价值高的节目类型。它的准入门槛低：想说就开口，想唱就报名，不分年龄，不论美丑，不设等级—–这些客观上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传播，我作主。普通民众在潜意识中会认为通过参与节目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大，加之，这些目标的价值又非常大，对于民众而言深具吸引力：通过参加电视选秀节目，可能会一夜成名。“低准入、高回报”的节目设计，符合人们决策与行动时的“预期—价值”模型，这使得电视选秀节目因此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即使这种判断更多的是媒介营造的，是大众幻境下的产物，与实际并不吻合。
二、电视观众的心理满足：
理解了电视选秀节目参与者的“参与动因”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受众的收视动因又是如何的呢？为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中时常出现的五音不全的“丑女大联欢”，依旧能够吸引眼球，观众看得指指点点却不肯换台？
我们印象中的受众是“严格的”“苛刻的”“难以取悦的”，因此我们提倡传播要具专业主义精神—-传播内容要能塑造人、传播形式要具专业水准—–因为受众是“唯美的”。然而电视选秀节目却反映着另一番图景：表现“丑”、表现“破坏”。 以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为例，这个节目创作的初衷据说是要“快乐中国”的，意即让中国的每一位观众在观看《超级女声》时都会感到快乐，节目的看点之一就是：看“超级女声”就是为了“看别人出洋相”，“看别人被残酷地刷下去”。为此节目不但确立了“无门槛”的准入机制，一些赛区的组委会甚至还明文规定，演员不能化浓妆，最好不要化妆。这些节目制定的限制措施，目的就是给受众带来更多的快乐，有观众说：这群看上去有点傻、歌唱得也不怎么样的选手让我们信心大增！为什么“扯掉包装”—–成为《超级女声》吸引受众的一个看家法宝呢？
按照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人所有本能的目标都是降低自身的紧张感，人的本性遵循“唯乐原则”的，意即渴望“享受与放松”是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力。人们都具有“生本能”与“死本能”（攻击本能）。人们在这两种本能的驱使下，去释放紧张、寻找快乐。人们可以从追求快乐本身获得愉快，比如说“审美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与此同时，也可以从攻击驱力上获得愉快—-包括看恐怖影片、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作讥讽性对骂等不同活动都能使人们感到愉快与紧张的消除。 《超级女声》号称要“快乐中国”——我们看到了电视观众在屏幕前指指点点的兴奋表现；我们看到了网络上喷薄而出的谩骂口水，从而可以想像得到人们在谩骂之后心理上的痛快；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现场观众在投票决定选手去留时的快感…这些都是当人们面临压力时，通过启动自身的防御机制—–包括否认机制与投射机制来消除眼前的紧张状态的一种做法。
麦克亚当斯在“讲故事的研究”中发现：人们是怎样借助编造自己最崇高的、最英勇的、最典型的故事来赖以生存的，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倾向于相信他人“丑的”“懦弱”与“被摧毁”的故事，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另一个支点。受众收视的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内心动因是：希望看别人受苦—–从中不但能实现自己的攻击驱力，释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同时还能从别人的灾难中感受到自己的强大，从而降低自己的焦虑与担忧。
“建设性”的快乐与“毁灭性”的快乐都是人们内心唯乐的需求。电视选秀节目正是在这二者之间找寻平衡，抑惑将其中任一发挥到极致—-娱乐的本质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定义。
小贴士：
附：
小贴士：
电视选秀节目：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活跃在电视荧屏上的新型节目样态，它具有平民化与娱乐性双重属性，有3个基本表现：高节目密度—- 一时间电视上涌现出大量的电视选秀节目，如《超级女声》《梦想成真》、《非常6＋1》、《金鹰之星》和《星·华娱制造》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高民众参与度—-民众参与度高于从前，例如“超级女声”报名时出现了万人排队，交通堵塞的情形；《梦想中国》2006年3月30日首日报名者就超过1万人。[1] 高受众收视率 —-《超级女声》2005年总决赛当天收视率一度超过央视春晚的收视率，《非常6+1》等节目也取得了高收视率与高广告回报率的可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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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16th, 2006
距离与“双面孔”
如何看此图：
1、贴近看，仔细看2幅面孔
2、起身，到2米开外，再看，你会发现—- 一切皆大不同。
没有比图片更有解读能力与震憾力的了
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面孔。
我们太近，我们即丑或美
我们太远，我们即美或丑
距离，是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坐标。
比如此张图片。
贴近看，是一种风光
2米开外看，是另一派天地。
所以，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面孔。
还在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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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八月 15th, 2006
央视对网友关于更名“中国国家电台”的回复：
看看央视对此的回复，立此存证。若干个月后就非常有价值。
近期，部分网友提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应更名为“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建议。对于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厚爱，中央电视台表示由衷感谢，并对此事件发表如下声明：
一、中央电视台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其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位和作用毋庸质疑。
二、中央电视台建台48年来，其名称在国内深入人心，为亿万电视观众所接受和认可。中央电视台（“CCTV”）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连续两年入选世界品牌500强。因此，更改名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容易引起新的概念混乱和认知模糊，并对已经形成的品牌认知度和品牌价值造成损害。
三、中央电视台始终坚持“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的办台理念，始终坚持“民族特色、国家风范、世界影响”的传播风格，不断向国际化强势传媒的目标迈进，其时代气息和国际影响力已得到国内外观众广泛认可。一家电视台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具有“国际化气息”，是由其办台思想和传播内容决定的，与电视台名称并无必然关联。
四、关于中央电视台简称“CCTV”与其他机构或系统重名的问题，在英文缩写中重名现象非常普遍。如中央电视台更名，其英文简称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将对国内外观众认知中央电视台与“CCTV”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6年8月15日
补充事件：
央视改名风波的背后是对央视的不满
[ 2006-08-17 ]
近日，有网友建议央视改称“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招惹来不少眼球。其实，所谓改名动议，据报道也就“高达7000人”、“跟帖超过100条”，可谓是“很无聊”的消息。但是，有报纸报道了这条“小消息”，而且央视国际还正式作了回应（否定了建议）。
可见，此事便不仅仅是一条建议了。建议央视改名的背后，是一股涌动的社会思潮，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
事实上，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名字折射的从来就是社会生态。解放前我们常见“富贵”、“有才”、“狗剩”、“招娣”，改革前我们认识不少“文革”、“四清”、“建国”、“永红”，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一个堪称五彩斑斓的“姓名世界”便诞生了，以个性化、美感化为特征的多元化时代从此来临。可以说，研究过一个时代的名字，我们便基本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
当然，如今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最大的变化便是多元化了。不仅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而且价值观念也变得异常多元。东边有李银河教授在宣讲“同性恋”、“多边恋”的合理性，西边却已有人在开设“富婆俱乐部”，北边更有传统男女关系和婚姻的执著捍卫者；一边有人大谈“小康社会就是每家要有两套房子”，一边却有无数人因买一套房而沦为“房奴”，更有人根本买不起任何房子……差距拉开了，随之而变的便是社会心理；竞争加剧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心理失衡。而多元化、个性化的起名便折射了这一变化。如此，我们才见识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也看到了常人、明星们热衷的“改名运动”。就在昨日，还有一位杂志社社长要笔者为其改名，而近期“热播”的“王菲生女连续剧”背后，则是一个叫“王靖雯”的母亲。
然而，为何有人会孜孜不倦地热衷于让什么“起名轩”起个“好名”，甚至不惜繁琐地去“活动”改名呢？
众所周知，改名是为了改运，这是许多人迷信的“真理”，但其实，改名给人一定的心理暗示的背后，还隐藏了改变价值观这一重大命题。
“刘恋”改为“刘兰”是为了好听；“杨伟”改称“杨剑”是为了避嫌，但“卫国”如果改作“能安”则预示着主人的心理产生了很大转折，保家卫国的冲劲没有了，小富即安过日子的价值取向昭然若揭。小平同志是伟人，但从“邓先圣”到“邓希贤”再到“邓小平”的改名经历却充分折射了价值取向的变迁。“先圣”是父亲所赐，既包含族谱要求，也带有父亲的希望；“希贤”是私塾先生所赐，因为先生认为“先圣”只有孔子才配叫；而“小平”则纯粹是因为革命斗争需要才诞生的“伟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名事小，但影响却不能算校即便撇开现代身份证制度所要防范的犯罪等因素，改名也带有较强的价值导向性。试想，小人物改名是因为迷信改运，大人物改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观，而机构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大机构改名，则更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这位希望央视改名的网友至少该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和国际接轨”，即“要遵循统一的CI形象”；二是表达对央视的不满，认为其“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既如此，央视还不如成为一个简单的“官方电视台”。
在我看来，前者是幌子，因为没人不知道CCTV已经固化了的品牌价值；而后者才是这位网友真正想表达的内涵。这就像曾有人建议把“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去掉简称“法院”一样，其真实的想法是一些法院腐败猖獗，早已不能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了，所以不如改了来得直接、痛快。
因此，央视改名风波的背后是一些人对央视的不满，是对央视节目不能“与时俱进”的批评。其中，或许有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的不认同在作祟，但更包含有对央视节目娱乐化、平庸化的不满，和现代人敢于思考、敢说真话、敢挑权威的社会时尚。夸张一点讲，如此改名的要求也可谓一场小小的“运动”，只不过，运动的群众基础还不够罢了。就此而论，央视该做的，其实不是简单的回应，而该是深刻地反剩
侯宁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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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11th, 2006
先有“一套”，后有“二套”—央视商标被劫持
前些天，中央一套刚被申请做为避孕套的商标，此间又传来“中央二套”被申请注册做为内衣商标。
央视商标这么遭人厚爱，对于央视管理者而言，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形象管理”的整个问题了呢？
接下来，会不会有“中央三套”（已被锁定为比基尼的申请商标）“中央四套”之类的抢注出现？
这不仅仅是一个媒体商标被申请被抢注的问题。
央视，作为国家媒体，理应对自己的形象有自省意识与保护措施。
附央视被恶稿：http://news.sohu.com/s2006/006ysgm/
附文佐证：
市民抢注“中央二套”为内衣商标
[ 2006-08-10 ]
“中央二套，美人衣靠”——这是南京一市民为自己申请注册的“中央二套”内衣商标设计的广告词。早报记者昨日从南京正道商标事务所获悉，南京市民王昭建已于上周申请注册了第25类(内衣服装类)“中央二套”商标，不出意外的话，年内就能拿到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受理通知书。
据南京正道商标事务所陈娟透露，王昭建于2006年8月3日向国家商标局发出注册申请，申请类别为第25类，包括内衣、内裤、睡衣、乳罩等10项。目前国家商标局还未下达受理通知书，“一旦受理通知书到手，王就可以以非注册商标(TM，有别于注册商标R)的形式进行使用”。据悉，王昭建是受“中央一套”商标的启发而申请注册“中央二套”，如果“中央二套”能够申请成功，王昭建还将继续申请注册“中央三套”比基尼商标。
但是，作为南京市八宝蔬菜副食品发展中心总经理的王昭建没有打算将“中央二套”留做自用。“如果对方能保证这个内衣牌子在江苏，尤其是南京打出名气、成为著名商标的话，给我交1元的转让费就行了。”王昭建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申请注册“中央二套”不是为了投资，仅是好奇心使然，当然他也知道注册这个商标的风险——约2000元的申请注册费和2年的申请时间可能全都白费了。
“如同‘中央一套’避孕套商标，‘中央二套’内衣商标注册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南京正道商标事务所陈娟表示，虽然这2个商标的创意都不错，但由于涉及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二套节目的俗称，很可能被国家商标局以该商标“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为由驳回。据悉，今年3月，“二人转”第10类(避孕套、子宫帽、人造乳房类)商标就被商标局认定为易对“二人转”艺术形式造成不良影响，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8)项规定，不允许获准注册。
关于“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注册商标的申请，早报记者于昨日下午4时致电中央电视台负责商标事务的法规处，该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目前尚未形成对于此类商标的官方意见，不便发表评论。
林佳佳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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