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轶玫·媒介研究

 电视选秀节目的心理满足

八月 16, 2006 – 12:00 am |

 

电视选秀节目受到人们的如此追捧，这类节目还会不会持续兴盛下去？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视角尝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参与电视选秀的节目中来？他们的内心动机是怎样的？二、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喜欢收看这类电视选秀节目？它带给受众哪些心理满足？

一、节目参与者的心理满足：

传播本能与对传播权力的渴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传递本身就是生物体的本能，它是生物体得以保持自身与外界信息畅通，获得安全感的一种生物本能。此外，传播还是一种权力，话语权是当下被认为的一种重要权力，而此前，传播的权力都集中在精英手中，平民大众从来都鲜有掌握大众传播的权力。但这并不妨碍，或者说反而助长了平民对于传播权力的渴望与向往，他们希望有更多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展示自己的生活。获得传播权力—-无论是用DV记录身边的生活，然后在大众媒体上播放，还是参与选秀节目，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让他人知晓—-这些都是参与者“渴望权力”与“渴望自我支配”的内心动因的外在体现。电视选秀节目日渐盛行，在某种程度也反应出人们获得传播权力、渴望在大众传媒上展示自己的内心驱动。

交往 / 亲和动机引发参与行动：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交往与亲和动机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解释人们的行为。当今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交往方式与先前农业时代的“面对面”很大不同。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种媒介情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介情境代替了现实情境，人们在这种情境下发生着社会互动。电视选秀节目营造了一个基于媒介的平民社交圈，这一平民社交圈有共同的关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喜好，参与其中就意味着共同的分享与彼此的依靠，意味着“一种联系的产生”，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平民与“传播这种权力”的联系，而且也是平民与平民之间的联系。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个“玉米（李宇春的歌谜）、盒饭（何洁的支持者）、凉粉（张靓影的粉丝）的自我组织。

心理学家坎托在其著名的“情境中的人格动力学”中提出：人们做什么或试图作什么，和谁一起做，能够重新定义他们是谁或他们将成为谁。从这个意义上反观平民化传播中参与者的“参与动因”，我们会发现，“与谁在一起，和谁一起做”似乎本身就构成了他们参与行动的支点。以“大型无门槛音乐选秀”的《超级女声》为例，一个个心怀梦想的年轻女孩们不但要面对一张嘴就被评委无情叫停，还要经常遭受评委类人格侮辱的苛刻评语，诸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什么？是美容美发的？那好，你继续去做美容美发吧。” “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谁叫你这么穿的，你这么穿：俗气！”“.你唱歌的时候像在睡觉，总眯着眼睛干吗？”，她们依旧前仆后继地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参与的热情并没有被评委的冷眼冷语冰冻。这些节目参与者的内心动因是什么？也许“参与到一群人中去”本身就是他们参与节目的合理解释与内在动因。当看到这些互为竞争关系的参与者们在节目的进程中逐渐建立友谊，每每有人被判出局时，参与者们总会抱头痛哭—-参与者们似乎的确在整个节目的参与过程中建立起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建立正好满足了人们渴望“交往与“亲和 ”的内心愿望。

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激发传播行动：传统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自尊，包括自我发展与自我保护往往构成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电视选秀节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自我意识”不但要求“自我表达“，还要求“公众表达”。民众“自我发展”的内心需求借助媒介传播成为大众的盛宴，而每个平民都似乎成为这场媒体盛宴的主角。媒介通过让渡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通过出让自己的部分话语空间，使平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这些传播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

电视选秀节目吸引观众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制造了一个美丽幻像：在这样一个自我展示、自我实现的平台上，英雄不问出处，美女不问岁数，只要参与到节目中来，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自我实现—-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位居人类需求的最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平民化传播中来，因为现实情境中的“自我实现”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企及、无法实现，在现实通道被堵塞之后，媒介营造的这种“自我实现”虚拟情境便显得如此另人心动，值得追求。

“明星梦”被很多普通民众认为是一种自我实现。《超级女声》之类的造星节目正是抓住了无数年轻人梦想成为明星这一动机，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歌唱和表演才华的机会。“从节目本身来看，不仅比赛的激烈竞争吸引了观众，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观众从默默练习走上舞台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 节目制作人这样解读这个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普通观众从默默练习到走上舞台”这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它的意义来自于普通观众给它赋予的“自我实现”的意义符号。

电视选秀节目酝酿了一个“自我实现”的空间，鼓动参与者为了“实现理想、实现自我”而快快行动，加入到传播中来。

高心理预期与高价值回报增加了参与的热情：著名心理学家罗特的“预期—价值模型”理论认为：人们特定行为取决于“获得结果的可能性与结果本身的价值”。意即人们对于事情“可能性”与其“价值”的判断决定了人们随后的行为。可能性越大，价值越高，人们越倾向于行动。劳克·莱斯曼的研究也发现：人们会更多地去从事那种目标价值高、实现可能性大的行为，而不去作那种目标价值低、实现可能性小的行为。（Locke Latham,1990; Pervin, 1983） 电视选秀节目是一种参与可能性大，且目标价值高的节目类型。它的准入门槛低：想说就开口，想唱就报名，不分年龄，不论美丑，不设等级—–这些客观上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传播，我作主。普通民众在潜意识中会认为通过参与节目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大，加之，这些目标的价值又非常大，对于民众而言深具吸引力：通过参加电视选秀节目，可能会一夜成名。“低准入、高回报”的节目设计，符合人们决策与行动时的“预期—价值”模型，这使得电视选秀节目因此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即使这种判断更多的是媒介营造的，是大众幻境下的产物，与实际并不吻合。

二、电视观众的心理满足：

理解了电视选秀节目参与者的“参与动因”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受众的收视动因又是如何的呢？为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中时常出现的五音不全的“丑女大联欢”，依旧能够吸引眼球，观众看得指指点点却不肯换台？

我们印象中的受众是“严格的”“苛刻的”“难以取悦的”，因此我们提倡传播要具专业主义精神—-传播内容要能塑造人、传播形式要具专业水准—–因为受众是“唯美的”。然而电视选秀节目却反映着另一番图景：表现“丑”、表现“破坏”。 以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为例，这个节目创作的初衷据说是要“快乐中国”的，意即让中国的每一位观众在观看《超级女声》时都会感到快乐，节目的看点之一就是：看“超级女声”就是为了“看别人出洋相”，“看别人被残酷地刷下去”。为此节目不但确立了“无门槛”的准入机制，一些赛区的组委会甚至还明文规定，演员不能化浓妆，最好不要化妆。这些节目制定的限制措施，目的就是给受众带来更多的快乐，有观众说：这群看上去有点傻、歌唱得也不怎么样的选手让我们信心大增！为什么“扯掉包装”—–成为《超级女声》吸引受众的一个看家法宝呢？

按照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人所有本能的目标都是降低自身的紧张感，人的本性遵循“唯乐原则”的，意即渴望“享受与放松”是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力。人们都具有“生本能”与“死本能”（攻击本能）。人们在这两种本能的驱使下，去释放紧张、寻找快乐。人们可以从追求快乐本身获得愉快，比如说“审美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与此同时，也可以从攻击驱力上获得愉快—-包括看恐怖影片、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作讥讽性对骂等不同活动都能使人们感到愉快与紧张的消除。 《超级女声》号称要“快乐中国”——我们看到了电视观众在屏幕前指指点点的兴奋表现；我们看到了网络上喷薄而出的谩骂口水，从而可以想像得到人们在谩骂之后心理上的痛快；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现场观众在投票决定选手去留时的快感…这些都是当人们面临压力时，通过启动自身的防御机制—–包括否认机制与投射机制来消除眼前的紧张状态的一种做法。

麦克亚当斯在“讲故事的研究”中发现：人们是怎样借助编造自己最崇高的、最英勇的、最典型的故事来赖以生存的，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倾向于相信他人“丑的”“懦弱”与“被摧毁”的故事，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另一个支点。受众收视的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内心动因是：希望看别人受苦—–从中不但能实现自己的攻击驱力，释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同时还能从别人的灾难中感受到自己的强大，从而降低自己的焦虑与担忧。

“建设性”的快乐与“毁灭性”的快乐都是人们内心唯乐的需求。电视选秀节目正是在这二者之间找寻平衡，抑惑将其中任一发挥到极致—-娱乐的本质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定义。

 小贴士：

 

附：

小贴士：

电视选秀节目：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活跃在电视荧屏上的新型节目样态，它具有平民化与娱乐性双重属性，有3个基本表现：高节目密度—- 一时间电视上涌现出大量的电视选秀节目，如《超级女声》《梦想成真》、《非常6＋1》、《金鹰之星》和《星·华娱制造》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高民众参与度—-民众参与度高于从前，例如“超级女声”报名时出现了万人排队，交通堵塞的情形；《梦想中国》2006年3月30日首日报名者就超过1万人。[1]  高受众收视率 —-《超级女声》2005年总决赛当天收视率一度超过央视春晚的收视率，《非常6+1》等节目也取得了高收视率与高广告回报率的可观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