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四月, 2007
星期四, 四月 26th, 2007
我的朋友、同事、戏曲节目主持人、曾经的越剧小生韦翔东今年做成一件大事：主持拍摄了新版越剧电影《红楼梦》和交响版的《红楼梦》，今天在后期机房提前看到了其中的几个精彩片断，感觉不错。
职业和事业是两码事，职业用以糊口，事业用以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翔东是一个把越剧当事业的人。从去年冬天开始，他就扎进“红楼梦”，我曾经看到过他写的一篇很长的对新版《红楼梦》的认识，他还把已有的越剧红楼影像资料都整理出来，刻成盘分发下去，连我也得到一份。后来才知道其中交响版的《红楼梦》是他自己分三天，按照三个机位分别拍下来，最后串剪成一个完整版本，据说是那版红楼唯一留存下来的影像资料。这样的舞台表演，大多现场有三台摄像机、三个机位，由导播切换，后期稍作调整就行，翔东亲自上阵，在没人督促的情况下，一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可见他是真的喜欢越剧。
这次的越剧“红楼”算是集中体现了翔东的勤奋和才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个看点。
一是对经典的正确态度。
几乎所有的重拍作品都需要面对已有的经典，通常后来者会有两种态度，要么决心全方位超越经典，要么在经典的压力下束手束脚，最后作一些小修小补。徐玉兰和王文娟版的《红楼梦》堪称经典，有太多值得说道的地方，新版的越剧《红楼梦》该何去何从呢？翔东剧组的创作人员心态很平和，他们没有太大的企图心，没有口放狂言要将老版取而代之，相反，他们很认真地研究了“徐王版红楼梦”，吸收了老版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比如剧本大纲，比如一些经典场面的调度等等。
《红楼梦》是越剧是看家戏，任何时候拍都应该是对那个时期越剧艺术的一个总结，这次的重拍也是如此，电影版和交响乐版都基本囊括了当今越剧界的大多数优秀演员，像郑国凤和王志萍这样的经典组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交响版中，王志萍还扮演了凤姐，就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更喜欢那个凤姐，她是个很灵动的演员，《蝴蝶梦》中扇坟的小寡妇在我脑子里面挥之不去。
可以肯定，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员都不是第一次演红楼戏，想必那些经典的唱段都应该是他们开蒙时的教材，即便如此，看得出来，所有的演员都非常认真，怀着敬畏之心在表演——我始终觉得舞台表演的演员要心存敬畏，对观众，更是对自己——他们身上不见油滑之气。
二是视觉处理非常漂亮。
要说新版相对老版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舞台呈现上，拍成影视作品就在视觉的综合处理上，制作者们没有浪费这个机会，新版都是用数字高清拍摄，画质自然没得说。不过用高清也是一件比较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度清晰了，所以稍有瑕疵便会被放大，常常见一些电视剧里面，人物脸上的妆都没有匀开就是这个原因，新版的红楼梦在这点上很注意，细节处理比较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造型，在保留经典元素的基础上，新版根据演员自身的条件进行了很多细节性的处理，尤其是王志萍，在两个版本中反差如此大的两个人物：黛玉和凤姐各有特点，翔东的博客上有部分剧照，很能说明问题。
后期制作正在进行中，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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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24th, 2007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第二季已经开始播出了，相对于第一季来说，争论之声少了很多，评论几乎众口一词地狂顶这档新节目。
凑巧看了其中的《成长之痛》，当时节目已经过半，我忍受着中间不断插播的广告，把剩下的节目看完，并且从网上找来了整期节目。
在我看来，《变形记》更像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案例。
资金，创意，哪个更贫乏？
中国电视行业已经度过遍地是黄金的美好岁月，在那个年代，电视行业充满着活力，一大批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从各个领域汇聚到电视台，为电视贡献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而中国电视兼任的行政监督作用，又为它平添了一定的威力，最终使电视成为前互联网时代的朝阳行业。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行业内部来说，电视台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单一评价体系已经让很多栏目把生存当作第一要务；从行业外部来说，资金的流向渐趋理性，无论是广告客户还是投资人都已经摒弃一切虚幻的承诺，而注重实实在在的传播效果，而对他们来说，目前能参考的也就是收视率了，如此一来，整个电视行业已经陷入一个类似“应试教育”的怪圈，如同优秀学生一好遮百丑一样，高的收视率可以掩盖很多技术上的，甚至价值取向上的毛病。
在收视率的影响下，诞生了一大批“榜样”性质的节目，它们成为苦于提高学习成绩的后进生模仿的榜样，自打央视的《百家讲坛》捧红了一批“学术明星”，同时也捧红了自己后，电视上突然刮起一股“讲坛热”，简单的布景、单调的镜头和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在通俗地讲一些“学术内容”，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了电教时代。不知道这些翻版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到底如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此简单的复制是根本没有弄明白模仿的重点应该在哪儿，折射出的是目前电视行业创意的匮乏，而这是比资金匮乏更可怕的事情。
《变形记》的核心创意是两个相关的人互换空间，在交换场地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故事。湖南卫视自己将这档栏目命名为“真人秀加纪录片”，这多少有点卖弄概念的嫌疑，因为“真人秀”和“纪录片”，有相互关联和重合的地方。
其实类似《变形记》的创意早有人尝试过，国外有走得比较远的换妻节目，而国内央视曾经有过《交换空间》，即两家人分别替对方装修房子，北京台也曾经有过一档交换两家小孩的节目，可惜无论是拍摄和表演都显得十分外行，现在这档节目已经不知所终。
《变形记》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通过关注两个差别很大的群体，让他们的互换造成巨大的戏剧冲突，无论是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的互换，还是父子的互换，无疑充满着无数的小意外——虽然结果都是一样，并且是可以预知的，但这些小意外，尤其是人物情绪的变化是最大的看点。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记住的永远是细节，而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电视从业人员都明白的。
陕北少年隆重地在肯德基过生日
这种基于目前地域发展不均衡的落差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变形记》的题材，所以编创人员努力为城乡孩子的交换找足够的由头，比如关注单亲孩子，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等等。这种限制将会长期存在于《变形记》未来的选题中，如何拓展选题范围会是一个影响栏目成长性的问题。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电视节目本质上是一种产品，因此需要进行产品设计。影响产品设计的因素有很多：市场需求、自身条件等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对节目品位的预期。
《变形记》如果仅仅是为了做一个真人秀，那肯定还不如一档搞笑的娱乐节目，希望看到主人公出洋相是很多观众的普遍心理，《变形记》把“演员”放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挖掘的是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所以有的时候秀的是眼泪，但因为有故事，也有相对真实的细节，所泪水不再是廉价的煽情。
以《成长之痛》为例，农村孩子进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意外，他按照观众的预期对城市的一切感到新鲜，并且开始琢磨自己的一个小计划，7天的变形中他的性格非常稳定。相反，去陕北“插队”的城里孩子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是观众期待的，只是谁也不知道变化的转折点会在哪里。
《变形记》全程跟拍，在很多地方还使用了针孔摄像头进行隐形拍摄，这也是制作者敢于把自己的节目称之为纪录片的原因之一。纪录片能否保证绝对真实的问题早已不需要再争论，可以想像，也能从一些细节中可以发现，《变形记》的镜头背后一定有导演的痕迹，比如城市少年一天之内花光了家人一周生活费后，被迫去集市上卖枣的情节，就极有可能是由编创人员积极推动的，但是，《变形记》镜头中呈现的信息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真实成为一种力量，尤其是在很多人都开始面对镜头表演的时候。
卖枣的经历是城市少年情绪的一个转折点
从《变形记》片尾的制作群来看，光摄像就不下十个，这是他们花工夫去认真拍摄的又一有力证据。
在第二季中，演播室点评和现场心理学家的分析占有不小的比例，一开始，我不能适应这种方式，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演播室通常是用来串联前后节目，或者在缺镜头的情况下补时长，但后来我很快发现《变形记》演播室的功用不是为了贴膏药，而是为了时刻提醒观众从节目的真实中跳出来思考，而这个思考的部分则是节目的智慧点，片子的一切铺垫就是为了说明沟通和教育的重要，或者是对孩子教育的正确方法，也正因为有真实案例做基础，所以演播室的专家没有流于说教，当然也没有显得面目可憎。
电视的创作依赖于群体，并且时刻有不可预知的因素发生，因此最初的构想和最终的结果往往有一定差别，可以想像，《变形记》最初策划阶段一定有更高的目标，比如湖南卫视就想把它作为今年的一个热点，但这种需要投入巨大时间和精力的纪录片只能用来增加节目的分量，而不可能得到娱乐节目那样的影响力。
不过，一贯以娱乐节目见长的湖南卫视开始有如此的创意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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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17th, 2007
蜡笔小新是名人，不用解释，“麦当劳小孩”是我在麦当劳门口碰见的一个三岁小男孩，当时的情景若干天来不断在我大脑里浮现：一妇女手提一堆东西，蹭地一下站起来，抬脚踹了小男孩一下，此举让周围所有人愕然，就在大家的狐疑的眼光中，妇女从容地大步走掉，拿着甜筒的小男孩迟疑一下后，顽强地追逐妇女而去……
从这个很有戏剧冲突的规定情景中可以分析出人物关系，小男孩和妇女即母子。仅仅根据事件发生地命名孩子，多少有点跟“宝马撞人”一样有失公允，不过，为了降低传播成本，我也只好将孩子靠上一个大品牌。
把蜡笔小新和麦当劳小孩放到一起，正是为了说明亲子关系的某些事实。
当我第一次看到“蜡笔小新”的时候，就开玩笑说，这样的片子是万万不能用来作胎教的，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如此认为，试想如果真养一个小新那样的孩子，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害怕去开家长会之类的烦恼，小新除了行为上不断折腾家长外，更多的是从心理上造成一种威压，在小新面前，家长已经显得无能而无助。
让家长抓狂，是蜡笔小新的拿手好戏，谁让你们大人说“童言无忌”呢。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语境中，匍匐于家长权威，尤其是父权权威由来已久，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抨击父权成为一种时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理想中和谐平等的亲子关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蜡笔小新才会流行，这完全可以解释为是对现实中亲子关系的彻底反动，对大众不过起到画饼充饥的疗效。
麦当劳小孩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极端——似乎“2000后”们就不该受皮肉之苦——从现场旁观者的吃惊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也正因为事情发生在公众场合，而且从小孩妈妈动作的流畅，以及小孩的反应来看，这样的暴力事件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打是疼，骂是爱，最爱就是用脚踹”。孩子的暴力倾向，是父母武力管教与惩罚的副产品，有理无理已经不重要了。
和谐的亲子关系到底什么样？这未必有个标准答案，问题的性质基本等同于：合适的鞋子到底什么样？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小新和麦当劳小孩那样的一定不是。
在读那本著名的《斯波克育儿经》的时候，深深打动我的有一句话：“你不能订制你的孩子”，可以用另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解释这句话，孩子被当作礼物送到家长手里的时候，就像一副已经洗好的纸牌，家长要做的是怎么去好好打这副到手的牌，而绝非反悔要重新洗牌。
亲子关系对小孩的影响已经不用再多说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则是，0——3岁是亲子关系确立的关键时期。看看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做什么吧！有人被送回老家，交给了爷爷奶奶；有人被安排与保姆相伴，在他没起床的时候，父母已经上班，在他睡觉后，父母才下班；有人被早早地送进了寄宿制学校，定期才能与父母见面。
无法苛责父母再作出更多的让步，现今的生活方式和工作节奏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压力，要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大胆而无私的冒险，但既然拿到了一手牌，无论好坏，还是应该讲究技巧地打下去。
一个重要而有用的技巧依然来自“育儿经”，其中的一个观点，孩子并不是需要整天陪着，家长要做的必须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而已，这个时间被称为“最有效的时间”。
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吧，如果我们做不了全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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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3rd, 2007
如果非要找出寓言和童话的区别，很重要的一点，寓言通常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童话则未必，再精练一点的概括，寓言通常讲究意义，童话多半得有意思。
中国小孩听寓言的时间肯定多于听童话的时间，各种各样的寓言故事，类似“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狼和小羊”等等，还有很多貌似童话，实则寓言的东西，最著名的该是“狼来了”的故事。
寓言天生是用来训练小学语文能力的，都能用这样的句式概括中心思想：“故事讲述了……，说明了……的问题，教育我们要……”。
小时候听了很多脱胎于成语故事的寓言，当时愤愤然的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老拿楚国人说事？现在想想，看来地域歧视古已有之，只不过风水轮流转，不同的时代歧视地不同，那些寓言恰似现在编排某省人士的段子。若干年后，易中天老师在自己的书中考证了楚地方言“不服周”的来历，大致是说，楚国人从心眼里已经腻味周天子了，打算起来挑战日益式微的王权。我的理解是“不服周”体现民间话语的情绪，而掌握官方话语权的人当仁不让地要编几个讽刺楚地人的故事。
手头有一套被包装成“欧美最受欢迎的儿童个性教育丛书”，在我看来，就是一套寓言故事集，其中一本名为《你是我的孩子》的书，作者陆可铎是美国畅销童书作家。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6年6月第1版）
故事很有趣，在一个由木头人组成的村子里，小木头人们都疯狂收集盒子和球，虽然没有人思考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什么，但所有人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得到更多的盒子和球，换来盒子和球的人仅仅为了能有一种“得到”的感觉，而失去财富、友谊和信任。
故事里少不了的是一位智慧人物，木匠伊莱，还有一个深陷困境的胖哥，当然最终的结局是在木匠的启发下，胖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一个充满教育意义，并且多少有点人情味的结尾，木匠解释自己帮助胖哥的原因是“你是我的孩子”。
如果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孩子听，估计听懂情节是没有问题的，但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肯定希望家长更进一步总结故事的意义，这个过程正好体现童话和寓言的一个差异，如果停留在听故事，那仅仅算作童话，而到总结意义，就该是寓言了。
按照大人的人生经验，很容易把盒子和球的寓意概括为“名”和“利”，不过这似乎离孩子的理解能力稍微有点距离。
书是注音版的，有不少生字，据此可以理解编者理想的读者群应该是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在被训练总结中心思想。不过，我还是认为，书比较适合作成类似“心灵鸡汤”的读本，日后说不定可以供于丹老师发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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