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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9th, 2008
《立春》显然比《孔雀》要好，至少不再那么刻意。
一群解决基本温饱的普通人，做着很“白日”的梦：臆想自己马上就能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首席女高音的小学音乐老师；屡考屡不中的美术青年兼炼钢工人；跳芭蕾的群艺馆老师；为出名谎称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女孩，他们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海报上的蒋雯丽比电影中要漂亮）
做梦是每个人的权利，只不过梦想成真要靠运气，于是实现了的梦叫远大理想，没有实现的被称作好高骛远。在评价与现实有点距离的想法时，人们总带着成王败寇的功利之心。
不幸的是，《立春》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他们被看作很多人的“一根刺”，他们让很多人难受，即使根本没有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他们都在努力：王彩玲一遍遍地去北京，甚至花钱让人帮着办北京户口；美术青年每年都去考美院，但每次都以考不中，醉倒街边了事。他们继续成为人们身上的一根刺，令人不舒服。
如何拔掉这根刺呢？世俗的力量再次表现出杀人于无形的本事，无关紧要的人如同鲁镇的乡亲一样，用幸灾乐祸之心听祥林嫂诉说自己的不幸。有人以惨烈的形式被拔了出来，有人被社会这个大肌体慢慢消化掉。
贯穿影片始终的王彩玲一次次努力，一次次挣扎，最终又一步步妥协，自命清高的“老姑娘”刚动凡心便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面对老迈父母的期盼，她去婚姻介绍所，再到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兔唇儿童，带着这个孩子开始卖羊肉，过起那种她曾经不屑一顾的一地鸡毛般的生活。
表面看来，生活境况跟过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而从她内心深处来说，她是挣扎过后最终埋葬了自我，所以她别有深意地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王小凡”，甘于平凡便是她最终的结局。
电影很平淡，没有太多的故作高深，除了王彩玲穿着演出服像风筝一样飞落显得有点“装”外（很像《孔雀》中的姐姐用自行车载着降落伞在大街上狂奔），其他的都还算朴实，也正因为此，《立春》比《孔雀》要有力量得多。
（《孔雀》中充满了小学生作文般的“点题”和“中心思想”）
顾长卫以摄影师的身份出道很早，那还是“第五代”流行的岁月里，很难把如今作为导演的他划入哪一代，他身份的含混如同这个时代的电影风格一样，一切都在去中心化，每个人都可能形成一种风格。
蒋雯丽是个好演员，她能演到60岁。
编剧还缺乏一定的叙事能力，整个故事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立春》不适合在影院观看，它很个人，是导演的个人体会，也需要跟观众的个人经验共鸣。
附网友整理的王彩玲经典语录：
“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我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悬案”。
“每年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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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五月 6th, 2008
按照广电总局的构想，2015年将实现模拟电视向数字收费电视的转换，到那个时候，免费看电视的日子将成为历史，从现在开始的7年间会是数字付费电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收费电视就坐等收钱呢？答案是否定的，甚至有人已经根据国外经验推算出，一个付费频道要实现盈利必须等够7年。7年时间，沧海桑田，有多少老的频道会死去，又有多少新的频道会诞生。
分析一下付费电视的处境便能明白：为什么付费电视盈利之路看似容易实则难？
频道不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是观众的注意力。
长久以来，电视频道官办官营，体制造成了它是稀缺资源，不过别忘了，这些频道都是公共的免费频道，而在付费频道时代，申办、开播一个频道要容易得多，如今，广电总局已经批了130多个付费频道，光中央电视台名下的中数传媒就有40多个付费频道，以后还将有更多的频道获批。
在频道不断上星的时代，新的频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地增加，光中央电视台就有十几套节目，再加上省台，地市台，一台电视机能收到的频道至少在40个左右，然而不少人都有的经历则是，拿着遥控器从头摁到尾根本找不到一个想看的节目，时间就是在不断换台的过程中被消磨掉。
在免费模拟电视向付费数字过渡中，公共频道依然会部分保留——即使是采用所谓整体平移的方式，把公共频道打包进机顶盒，也依然会有免费频道，至少从宣传的角度来看，代表政党声音的一些频道和节目始终会免费。这些免费频道加上付费频道，频道更多了，观众可看的节目未见增多，现在各个台一窝蜂地播某部电视剧，或者节目雷同，缺乏创意的情况同样可能会出现在付费电视时代。
完全有理由相信，现在开办付费频道是一场新的跑马圈地运动，这多少类似2000年前后的中国互联网世界。
开办频道的成本降低——主要表现为频道的获批相对容易；节目的品质暂时要求不高——公共频道的免费节目往往能刺激付费节目的自信心；盈利的压力暂时不大——一般来说，付费频道往往能有固定的资金注入，“烧钱”也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付费频道开始挣钱，大量的付费频道都还处在免费试用期。
与互联网的发展相类似，付费频道的未来也是“剩者为王”，谁熬到最后，谁就是赢家。
专业化是付费频道生存之道。
凭什么让观众花钱收看你的节目？要知道电视免费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了，观众宁可出卖自己的时间，让公共频道播放商业广告，也不愿意轻易为一档节目花钱，除非在付费频道里看到了他们平时看不到的节目。
付费频道与公共频道有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对于付费频道来说，一般情况下不能插播硬性广告，因此在公共频道中通行的提高收视率来影响广告投放，最终通过广告收益来盈利的模式完全不可行。
既然收视率在付费频道这里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去影响自己该影响的人，让他们愿意花钱看节目就成为必需。什么样的人是自己该影响的人呢？那就得看频道自身的定位，定位越准确，节目的投放就越精准，而这是实现收费的基础。比如育儿类节目对于一个单身男士就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花钱订购《亲亲宝贝》的人一般不会去订购《高尔夫网球》。
试图办一个综合的付费频道是没有前途的，同样，要办一个针对某个区域性的付费频道也是不现实的，这里面就涉及到国家对付费频道的管理方式。
目前广电总局批准了五家频道集成商：中数传媒、上海文广、华诚、中广影视传输网络有限公司和鼎视传媒，所有付费频道都绕不开这五家具有国有资本背景的频道集成商，除上海文广外，其他四家都在北京，所以某个省市的付费频道也必须实行五选一的加入，而在对于五家频道集成商来说，他们自然愿意实现最大区域的投放，而不愿意集成那种只适合在某个省市播出的频道。
产业化是付费频道盈利的必然途径。
在公共频道时代，很多人都抱怨编导费尽气力做完的节目播出就完事，没有实现充分开发，这种以播出为终极目标的做法在付费频道将彻底完结。
公共频道的节目制作是以播出为导向，电视台通过出让一定的频道资源获得广告收入，资金流向基本是广告收入中的一部分成为电视台下拨的节目经费，每期节目相当于一个项目，而编导即一期节目的项目负责人，支配每期节目的经费，除去制作成本外，盈余部分是编导稿酬的形式体现，节目的顺利播出意味编导成功获得一期节目的经费，而对节目成片没有过多的处置权，换言之，编导不具备对这期节目的版权，他能获得的只是署名权而已，电视台用节目经费获得了每期节目的版权。
如此的经营模式使得大多数节目都是易碎的，很难积累下具有独立版权的人物形象和卡通形象，无法实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
付费频道则不同，频道内容提供商具有对节目的完全版权，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再加上专业化，使付费频道可以形成以电视播出为龙头，打造某一具体领域的产业链，实现长期的盈利，这是付费频道最有意义的地方。
一旦产业链完成，节目收费就退居其次，事实上，靠卖节目挣钱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行为。根据广电总局规定，电视网络提供商（如歌华有线）、内容提供商和频道集成商之间按照5：4：1来分成，目前很多频道一个月的收费不超过20元，因此分到内容提供商手里的钱不会超过10元，如果完全靠收视费盈利，那么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扩大用户数量上，目前已有的3.8亿电视观众将会被数以百计的付费频道瓜分，不知道每个频道分得的观众能有多少，何况培养他们付费收视习惯还需要一个过程。
综上分析，付费电视是个大趋势，它有着比公共频道更加丰富的收益模式，但这些都是愿景式的想像，到底办什么样的频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扩大用户，都是需要内容提供商慎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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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23rd, 2008
如果在《幼儿园》刚刚诞生的2004年，我会从纪录片手法上去研究它，但现在我认为仅仅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几年来纪录片的创作更加大胆，像《幼儿园》采用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新鲜了。
纪录片绝不仅仅是简单纪录，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去纪录，一部片子的水准取决于作者思想的深度。
张以庆更有名的片子是《舟舟的世界》
起初看到片头的字幕：“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或许就是我们自己”，我不以为然，觉得这种提前总结中心思想的做法完全是作者向观众强行推销自己的观点，但看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部片子绝不仅仅是为了控诉幼儿园！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幼儿园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哭着喊着赖着就是不愿意去，在家长嘴里，幼儿园如虎狼：“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幼儿园去”！看看王朔写的，张元拍的《看上去很美》就更能想像幼儿园对孩子的隐形伤害——老师就是吃人的妖怪，这个不知道从谁嘴里蹦出来的话像瘟疫一样迅速在孩子中蔓延，晚上，他们把鞋带接起来做成绳子，趁老师睡觉的时候去降妖除魔，这个由孩子记忆片段外化的情节算是释放了他们潜意识里面的恐惧。
纪录片《幼儿园》就是以一个孩子哭着拒绝上幼儿园开始的，对于孩子来说，幼儿园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圈，在这里，他们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游刃有余，一切与成人毫无二致。小班的孩子还在试探，中班就已经能适应，到大班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处世方式。
（盼着家长早点来接是所有孩子的心愿）
孩子的成长就是逐步社会化的过程，长大的同时也逐渐失去本真，《幼儿园》的可贵之处就是用14个月的时间，为我们纪录了一群孩子的细微变化，其价值就是为成人反观自我提供了一个标准。
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蒙台梭利这句名言被广泛引用，其实更通俗的解释或许应该是：认识孩子，认识我们自己，了解孩子就是认识我们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是造成我们今天性格、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根源。
《幼儿园》中的孩子知识已经足够丰富，他们能有很强的心算能力，有很丰富的知识，这是我们教育的结果，但令人不敢轻视的是，孩子对这个世界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观点，一个孩子说：“我不会说‘我爱你’，因为觉得恶心”；另一个孩子说：“我弄到了钱要分给领导一些，要不然他会没钱用，这样不好”；还有一个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很忙，妈妈忙着做美容，爸爸忙着请人吃饭”……
童言无忌背后总有些让人不敢笑出声的忧虑，所以片中出现童声合唱的《茉莉花》每次都让我无比沉重。
（孩子的笑令人醉，孩子的哭则令人心碎）
按照医生的观点，孩子形成弱视或者斜视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家长的粗心，没有好好保护孩子的眼睛，另一个则是孩子视觉神经和肌肉还在发育中，同样的解释适用于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重言传轻身教，孩子的心智尚不健全最终导致了他们在看待世界的时候弱视或者斜视，这样一来，世界映照在他们大脑里的影像就失真了。
怎么描述孩子刚刚诞生时的纯洁都不为过，但从出生开始，他们就不一样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则是你、我还有其他成年人。《幼儿园》里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老师为了惩罚一个打人的小朋友，声称要把他退回小班，任他苦苦哀求要无效，还有一个是，一群孩子在看电视转播的世界杯，他们化装成啦啦队员，群情高涨，但两个小孩产生了矛盾，这时老师的声音高声响起：中国队都输球了，你们还疯（闹）什么疯（闹）——真是搞不懂，中国队输球跟孩子玩闹有什么必然联系。
正是类似于这样的教导把成人的价值观过早地强加给孩子了，虽然我们不能人为地给孩子制造一个真空环境，降低他们的免疫力，但至少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催熟”他们的心智，尼尔·波茨曼早就指出大众文化已经造成了孩子童年的消逝，我们就没必要再雪上加霜了。
耐人寻味的是《幼儿园》恰好拍到了一个怀孕的女老师，片尾字幕告诉我们这位老师产下一名男婴——又有一个新的孩子将加入类似的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园》采用和孩子的身高差不多的机位，这非常难得，从镜头语言上来说，这就是对孩子的尊重，而不是用通常的那种成人身高的机位，从而避免了压迫和审视感。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很平实，看似零散的纪录片让我十分震撼，张以庆是个好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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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八月 13th, 2007
革命导师曾经说过：“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应该产生类似的名言：“八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在大众文化勃兴，全民娱乐时代里，八卦至少是推动了电视行业的进步。
不少媒体人都感叹今不如昔，早几年前，出去采访简直是代行君命，摄像机如同尚方宝剑，到地方也享受过警车开道的待遇，现如今，采访被拒绝是常事，甚至还有几个教授跳出来说要收取采访费等等，其实，这才是媒体回归本来的社会地位，过去只是在信息不对称之时的虚假繁荣。
这样的进步，多少应该归功于娱乐时代的到来。
八卦，首先打破的是媒体的神秘。
在媒体就是宣传机构的时代，能上媒体露一小脸是一种政治待遇，以电视为例，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就看一两个电视台，所以无论是媒体本身还是采访对象都无法放松，在镜头面前，很多人的话都快说不利索了。好在社会的进步，信息垄断被不断打破，忽如一夜春风般地各省市都有了上星台，与此同时国家台也在不断跑马圈地，这么多的频道资源需要大量的内容，纯宣传类的节目显然是不足以填补这些时间的，于是电视剧集、娱乐节目大规模上马，毕竟这样轻松娱乐的节目做起来方便，看起来省力气。
印象中，最早是湖南卫视大胆打出娱乐牌，并且用娱乐概念整合整个频道资源，今天看来，这样的策略太具有前瞻性了，它为湖南台定下基调，多少年来，论娱乐节目，湖南台肯定是做得最好的，并且在实践中，回过味来的很多电视台都跟着湖南台后面学，但常常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不管怎么样，娱乐节目渐成气候，并且娱乐精神逐渐贯穿到除新闻外的各类节目，早就有人开玩笑把一些专题节目都改成了非常娱乐化的名字。
媒体的神秘感也在内容娱乐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打破，上电视、上报纸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大众终于用相对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媒体了。
技术解放了媒体，八卦解构了严肃。
作秀，是去《名人堂》的嘉宾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北京台的一档名为《名人堂》的谈话节目就极具娱乐精神。上节目的名人大多是财经界的成功人士，节目努力挖掘的就是这些人身上的娱乐点，从创业到绯闻，无所不谈。
比如一期关于张朝阳的节目，全方位展示张身上的娱乐点：搜狐的营销和他的作秀，他的游艇和女友等等，号称“发现一个真的张朝阳”。
一向善于应对媒体的张朝阳非常配合，看得出来，在推出“搜狐3.0”后半个月左右，张在《名人堂》的出现应该是一次商业宣传，只不过宣传的方式是非常八卦地展示张本人。
不仅仅是张朝阳，几乎所有上《名人堂》的名人们都是抱着一颗作秀之心而来，满足大众的八卦之心后而去，整个节目就相当于一个富人秀。
从最早的硬板产品广告，到后来的软文，再到现在娱乐地秀老总，这确实是时代的进步，也是符合大众传播规律的举动，娱乐时代的大众，在艳羡成功人士的同时，也十分希望看到名人身上的一些小秘密，哪怕这些小秘密无关痛痒。
大众需要廉价的兴奋剂，富人的小秘密便是。
富人们也摸清了大众心理，异常配合地完成这场秀，他们表现出比娱乐明星更娱乐的心态，以更高的智商挠着大众心理最痒的地方。
美女一旦知性，就很有力量，《名人堂》的主持人路彬彬本身也该算“富人”。
秀完平民，秀明星，秀完明星，秀富人，这是近几年流行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除了北京台的《名人堂》外，东方卫视还上了一档《波士堂》，波士就是boss的音译。
看来，真是到了一个众神狂欢的年代！秀完富人后该秀政治明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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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1st, 2007
在档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赶着去看了《变形金刚》，此前，被很多人告知，这个片子很好看。
事实证明，大家的看法是对的。
无论是故事还是视觉效果，《变形金刚》都是不错的。尽管这部片子十分好莱坞化，尽管片子里面被植入了不少商业广告：Ebay、雪佛兰、诺基亚等等，但这都不妨碍大家对它的喜欢。
看好莱坞大片就是为了看人家用钱堆出来的特技，这似乎是个共识，《变形金刚》自然少不了大量特技，不过这些年，中国观众的眼睛也被一部部的“大片”惯坏了，《黑客帝国》、《指环王》都算是电影特技发展史上数得着的影片，不过《变形金刚》的特技似乎属于另一个类型，稍微有点类似的是重拍的《金刚》，那个庞然大物在帝国大厦顶上翻来跳去的样子再次打动我，上次的打动发生在十多年前看《龙卷风》的时候，看着那些足以乱真的牛被吹上天空的时候，我震惊了，因为此前所能知道的特技仅仅停留在《西游记》的抠像水平——所有的人和物都轻飘飘，甚至边缘都拉了毛。后来知道，《龙卷风》里面被刮起来的牛都是按实物的比例、重量做好，真的用风刮起来，尔后合成的。
这回，变形金刚们在胡佛大坝上窜下跳比《龙卷风》和《金刚》又进了一步——毕竟这些“金刚”是可以变形的。
很多人小时候都会画这个图标
现在想说的是，特技并不是《变形金刚》最打动我的地方。
想象力是无边的，科幻文学成为人们释放想象力的一个途径，甚至一定程度上跟科学的发展产生某种真实的联系，这个传统从儒勒•凡尔纳开始，直到《黑客帝国》。不过，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历经了一个过程：从热情洋溢的赞扬到深刻的反思，甚至流露出某种莫名的恐惧，在一些科幻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是末世情怀。
在理论研究者那里，这两类科幻文学分别被称为“乌托邦式”和“反乌托邦”式，前者以凡尔纳为代表，后者以威尔斯为代表。
科幻文学中出现宗教式的情怀实际反映的是人类的自我思考，凡尔纳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狂飙突进，它在解放人类的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人类的自信心，如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解释，应该叫作“改造自然”的决心。然后现实的发展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其实人类并非能把控一切，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到底是我们创造了技术，还是技术异化了我们，这成为一个经典命题。
具体到《变形金刚》，最后我们发现，原来人类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群外星机器人拯救了，而有人竟然还对来拯救我们的变形金刚们大打出手，看看“大黄蜂”那哀怨的眼神就知道某些人是多么不地道了。
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在《变形金刚》里，庞然大物们过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似乎违背了第三条定律，我认为这是为了迎合好莱坞的英雄情结。
“基地”这个词最早源于阿西莫夫的一个科幻系列
曾经号称“万物灵长”的人类，最后需要依靠他人来拯救，这多少让一贯自负的人类有点感伤，影片最后，擎天柱说这个种族“年轻而有缺点”，但这点希望丝毫不能减缓整部片子流露出来的伤感，虽然这种情绪是潜藏的。
晚上回家，大雨滂沱，雨点敲打着车窗，我又想起了片中那个胖胖的黑人兄弟的话：有的时候不是人挑机器，而是机器挑人。一时间，我再次感怀：人类也许真的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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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六月 23rd, 2007
对于感觉不好且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般人的态度是听之任之，不搭理了事，起初对于“红楼梦中人”，我就保持这种心态，但自选出“宝黛”以来，各方大道小道消息不断，时常有所谓分析和内幕蹦出来刺激着我的神经，于是我忍不住也要说说这场“红楼梦魇”。
如果以一个纯文学青年的视角来看，选秀根本就是一件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因为从知道有文学开始，印象中《红楼梦》一直被高高地放在文学史的顶峰，文学青年看红楼选秀就像学者不忿于丹老师说《论语》。但如果从一个传媒人的视角来看，我又十分理解这场选秀：北京台太希望弄出点动静了；看见蒙牛挣钱了钱的商家排着队等冠名；还有无数想成名的年轻孩子憋着一夜走红……
太多的人在追梦，只不过追的未必是真“红楼”罢了，这注定了一大批人的失意。
浮华散尽必然是萧索一片，名利场中的“红楼梦中人”也不过是“尴尬人偏逢尴尬事”。
尴尬之一：“速成班”遭遇经典。
在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出来之前，经典是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成为人们心目中标准的林黛玉，如今，在“红楼梦中人”的时代，经典自然是那个36集的电视连续剧，人们依然习惯拿这部剧中的演员来作今天选秀的标准，这就是尴尬所在。
其实今天来看，当年的那部电视剧谈不上精致，客观条件使然：硬件上的还有软环境上的一些问题都让它留下了遗憾，但是，时间的沉淀构成了它的品牌效应，20年时间，即使在商海，也足以打造一个“老牌子”，20年的沧海桑田，一些人离我们远去，使得这部电视剧成为不可复制的经典。
无论将来新版《红楼梦》拍成什么样，它都必然在一定时间内走不出老版的光环，任何商品都必须沉住气，留出让消费者认牌子的过程，无论是炒作还是促销，总之得有所动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选秀的思路是对的，但做成这种难以收场的选秀则适得其反。
不是肩上扛把花锄就能演黛玉的，更不是脸圆体胖就像宝钗。
从《红楼梦》诞生开始，就有不同版本的人物绣像诞生，确实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黛玉，但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原著中那段著名的描述，所谓的不同理解都来自于对这段描述的注解，这就是很难办的地方，如果彻底没有描述，很好办，抑或如果描述特别具体，类似于证件照的说明文字，那也好办，中国古典文学中“白描”的手法和曹雪芹的文笔，让后人作了难。
出人意料的“黛玉葬花”
今天的“红楼梦中人”选秀就是自己去求证一道很难有答案的数学题。
尴尬之二：资本导向遭遇导演意志
选秀节目说到底是一场商业运作，求名得其名，求利得其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这场选秀的最终结果是要体现在一部电视剧，而且是一部被人们熟知且寄予厚望的电视剧，所以各方人员也不敢太造次，尤其是导演。
一方是资本导向，选谁不选谁都大致有意向，一方是导演意志，无论如何总不能选个村姑去演林黛玉，这两者是如此地错位，以致于胡导演三番五次地表示自己的不满。
别看都是选秀，“超女”、“快男”之类的，没有任何固定的标准，越出位越能满足年轻人的预期，这就是为什么超女在第二年能大火一场，因为最终选出的人实在是颠覆了传统，具有塑造品牌形象的特殊优势，而“红楼梦中人”的选秀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再离谱也不能选出个小常宝式的林黛玉。
谁来选也跑不出这个圈去，要不导演怎么说那三个宝玉“十三不靠”呢？
胡导演心里急啊，她成了不折不扣的尴尬人，最终摆出一副“胡导演誓决胡乱选”的架势。
尴尬之三：“潜操作”遭遇大众传播。
这是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要想随心所欲控制舆论不是那么容易，人们有太多的渠道获取信息，资本意志让各方利益体不断合纵连横，按道理说，这些都该是暗流涌动式的操作，但可惜的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使形势扑朔迷离。
某徐姓选手的历史，网上漫天飞舞的帖子，还有何东那篇著名的博文……，十个月来，选秀舞台之下的故事似乎更多。
很难说这些信息是好是坏，在一场日渐疲沓的持久战中，如果没有这些佐料，选秀将会更加平淡无奇，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消息让一切“潜操作”变得不是那么顺手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这次选秀来看，真正吸引人的是一老一小的两部分人，“老”是因为最初号称要选刘姥姥，这使得不少老太太用大桥底下扭秧歌的水平粉墨登场，“小”是因为大观园里的角色们正年少，但这两部分人都没有太强的购买力，也不是把握大众传媒的人群，所以当年超女出现的那种火爆的短信，网上疯狂的追捧都不可能再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所谓的各种爆料本身不能对选秀本身有太多的促进，换言之，有意为之的炒作起不到好的效果，最终它们只能成为不关注“红楼梦中人”的那个人群的笑料。
如果按照这张图去选宝姐姐——如此丰腴，又如此灵动，估计没有人能入选
电视节目同质化的倾向，成功案例带来的盲动，好大喜功加之战线太长，最终导致了这场选秀凑凑合合地落幕。
无论如何，总算是收场了。
我们还要感谢陈晓旭，如果不是她，“红楼梦中人”的选秀更加无味；我们也记住了周岭，这是现场唯一一个懂点“红楼”的评委；当然，我们更充满期待地看着胡导演，愿她不要把大观园弄成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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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24th, 2007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第二季已经开始播出了，相对于第一季来说，争论之声少了很多，评论几乎众口一词地狂顶这档新节目。
凑巧看了其中的《成长之痛》，当时节目已经过半，我忍受着中间不断插播的广告，把剩下的节目看完，并且从网上找来了整期节目。
在我看来，《变形记》更像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案例。
资金，创意，哪个更贫乏？
中国电视行业已经度过遍地是黄金的美好岁月，在那个年代，电视行业充满着活力，一大批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从各个领域汇聚到电视台，为电视贡献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而中国电视兼任的行政监督作用，又为它平添了一定的威力，最终使电视成为前互联网时代的朝阳行业。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行业内部来说，电视台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单一评价体系已经让很多栏目把生存当作第一要务；从行业外部来说，资金的流向渐趋理性，无论是广告客户还是投资人都已经摒弃一切虚幻的承诺，而注重实实在在的传播效果，而对他们来说，目前能参考的也就是收视率了，如此一来，整个电视行业已经陷入一个类似“应试教育”的怪圈，如同优秀学生一好遮百丑一样，高的收视率可以掩盖很多技术上的，甚至价值取向上的毛病。
在收视率的影响下，诞生了一大批“榜样”性质的节目，它们成为苦于提高学习成绩的后进生模仿的榜样，自打央视的《百家讲坛》捧红了一批“学术明星”，同时也捧红了自己后，电视上突然刮起一股“讲坛热”，简单的布景、单调的镜头和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在通俗地讲一些“学术内容”，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了电教时代。不知道这些翻版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到底如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此简单的复制是根本没有弄明白模仿的重点应该在哪儿，折射出的是目前电视行业创意的匮乏，而这是比资金匮乏更可怕的事情。
《变形记》的核心创意是两个相关的人互换空间，在交换场地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故事。湖南卫视自己将这档栏目命名为“真人秀加纪录片”，这多少有点卖弄概念的嫌疑，因为“真人秀”和“纪录片”，有相互关联和重合的地方。
其实类似《变形记》的创意早有人尝试过，国外有走得比较远的换妻节目，而国内央视曾经有过《交换空间》，即两家人分别替对方装修房子，北京台也曾经有过一档交换两家小孩的节目，可惜无论是拍摄和表演都显得十分外行，现在这档节目已经不知所终。
《变形记》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通过关注两个差别很大的群体，让他们的互换造成巨大的戏剧冲突，无论是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的互换，还是父子的互换，无疑充满着无数的小意外——虽然结果都是一样，并且是可以预知的，但这些小意外，尤其是人物情绪的变化是最大的看点。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记住的永远是细节，而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电视从业人员都明白的。
陕北少年隆重地在肯德基过生日
这种基于目前地域发展不均衡的落差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变形记》的题材，所以编创人员努力为城乡孩子的交换找足够的由头，比如关注单亲孩子，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等等。这种限制将会长期存在于《变形记》未来的选题中，如何拓展选题范围会是一个影响栏目成长性的问题。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电视节目本质上是一种产品，因此需要进行产品设计。影响产品设计的因素有很多：市场需求、自身条件等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对节目品位的预期。
《变形记》如果仅仅是为了做一个真人秀，那肯定还不如一档搞笑的娱乐节目，希望看到主人公出洋相是很多观众的普遍心理，《变形记》把“演员”放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挖掘的是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所以有的时候秀的是眼泪，但因为有故事，也有相对真实的细节，所泪水不再是廉价的煽情。
以《成长之痛》为例，农村孩子进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意外，他按照观众的预期对城市的一切感到新鲜，并且开始琢磨自己的一个小计划，7天的变形中他的性格非常稳定。相反，去陕北“插队”的城里孩子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是观众期待的，只是谁也不知道变化的转折点会在哪里。
《变形记》全程跟拍，在很多地方还使用了针孔摄像头进行隐形拍摄，这也是制作者敢于把自己的节目称之为纪录片的原因之一。纪录片能否保证绝对真实的问题早已不需要再争论，可以想像，也能从一些细节中可以发现，《变形记》的镜头背后一定有导演的痕迹，比如城市少年一天之内花光了家人一周生活费后，被迫去集市上卖枣的情节，就极有可能是由编创人员积极推动的，但是，《变形记》镜头中呈现的信息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真实成为一种力量，尤其是在很多人都开始面对镜头表演的时候。
卖枣的经历是城市少年情绪的一个转折点
从《变形记》片尾的制作群来看，光摄像就不下十个，这是他们花工夫去认真拍摄的又一有力证据。
在第二季中，演播室点评和现场心理学家的分析占有不小的比例，一开始，我不能适应这种方式，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演播室通常是用来串联前后节目，或者在缺镜头的情况下补时长，但后来我很快发现《变形记》演播室的功用不是为了贴膏药，而是为了时刻提醒观众从节目的真实中跳出来思考，而这个思考的部分则是节目的智慧点，片子的一切铺垫就是为了说明沟通和教育的重要，或者是对孩子教育的正确方法，也正因为有真实案例做基础，所以演播室的专家没有流于说教，当然也没有显得面目可憎。
电视的创作依赖于群体，并且时刻有不可预知的因素发生，因此最初的构想和最终的结果往往有一定差别，可以想像，《变形记》最初策划阶段一定有更高的目标，比如湖南卫视就想把它作为今年的一个热点，但这种需要投入巨大时间和精力的纪录片只能用来增加节目的分量，而不可能得到娱乐节目那样的影响力。
不过，一贯以娱乐节目见长的湖南卫视开始有如此的创意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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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4th, 2007
我在中国移动的营业厅里看见了《爱情来电显示》，在那个苦苦排号的情形下，眼前能有点画面晃来晃去，真能填补精神空缺。
没看多久，就发现所谓的短剧其实就是移动定制的大广告：整部剧就两个演员，时长大约一分钟，内容基本就该叫“段子”，可以看出，剧本的来源应该是古今幽默笑话，或者网络小段。不变的是当包袱刚刚抖开，马上就有移动新近制作的“剪纸版”广告插播进来。
当时的想法是，财大气粗的移动在做了一系列的形象广告后，又弄出一个广告新招，似乎在广告界有这样的规律，需要马上收到效果的产品，往往采用直接的硬性广告，比如一些中小企业的产品，或者大企业推出的某项新服务，而已经成气候的大企业往往做那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形象广告”，他们解释为宣扬企业文化和精神，多少年来，移动的广告都有这个特点：漂亮而没有实际内容。
不久，又看到了那部汇聚了很多女演员的《爱情呼叫转移》，这部片子被冠以“贺岁剧”之名，大张旗鼓地弄了首映式，复制着好莱坞电影《神奇遥控器》的创意，让徐铮邂逅了十二段爱情，按照电影的长度平均下来，每段爱情的长度也就相当于一个小品。电影里，植入了移动的很多广告，有产品的，也有服务的，于是这部片子又被我当作他们的一个广告。
据说这都属于中国移动的“多媒体贺岁行动”除了这部电影和短剧外，还有12首贺岁彩铃、24小时多媒体贺岁直播晚会和120天网络视频联播。
用如此明显的“来电显示”和“呼叫转移”作片名，移动的意图很明显，但是，广告仅仅只是第一步，两部片子背后体现的真正动机是中国移动开始亲自打理手机电影业。
尘嚣日上的3G技术，让一些电视从业人员看到了新的增长点，他们幻想着会有人在手机上看自己的节目，从而为电视片新增加一个出口，从理论上说，这个想法不无道理，但纵观最近一段时间移动的一些动作，估计那些电视从业人员的愿望会落空。
如果真的实现手机点播视频，最有可能被点的首先是新闻资讯，其次是涉及个人爱好的短片，比如体育比赛片断、戏曲片断等等，再次有故事情节的、可供消遣的小片子，最不可能被点播的就是那些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了，而这正是现在电视台的主流节目类型。一个可以想到的理由，用手机看视频通常是在一些很零碎的时间里，很难想象能吸引人废寝忘食，并且非用手机来看的电视专题片得有多么超凡的魅力。
还有一个旁证，记得在WAP时代，用户订制最多是新闻资讯，新闻资讯的短小、实时、实用是根本原因。
中国移动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去年购入凤凰卫视的股份，凤凰的新闻资讯将来会成为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节目源。
再来看手机电影，很早以前，移动就曾掀起过制作手机电影的浪潮，当时在《看电影》杂志上大作广告，前去揭榜的有顾长卫等人。手机电影肯定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电影，更不是地下电影，学院派导演们的作品总是让人脑高速运转后才能理解个七八分，这样的片子注定是小众的，而要能成为吸引点播率的手机电影，首先必须是大众的，因此这些导演的作品同样不可能成为手机电影中的主流。
现在中国移动亲自来打理了。
“来电显示”自不用说，本来就短，而且集和集之间没有任何实质联系，从哪一集收看都没有问题，而那部“呼叫转移”情节上小品化的设计同样适合分段点播，它的诞生可以说是移动立体开发影视产品的尝试：影片可以挣院线的票房，可以发行光盘，可以预备做手机分段点播，还有那块非常稳定，预先已经进帐的植入广告收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部电影的收益是非常有保障的。
不要过多地去评价“来电显示”和“呼叫转移”作为影视作品的成败，这不是最重要的，它们体现的是中国移动下一阶段的某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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