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戏曲评论’ Category
星期四, 二月 21st, 2008
教育部将在10个省市中小学开设京剧课，北京也在此列，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15首京剧教学曲目分别是：
一年级《报灯名》
二年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三年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甘洒热血写春秋》
四年级《接过红旗肩上扛》《万紫千红分外娇》
五年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猛听得》
六年级《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七年级《儿行千里母担忧》《猛志在胸催解缆》
八年级《趁夜晚》《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九年级《智斗》
还是有几点担心：
1.试点好办，推广比较难。京剧是国粹，但还不是国剧，在一些省份，地方戏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京剧，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京剧教学并不是一样非常容易的事。
2.样板戏的比重较大，学唱容易，解释背景比较难。从学习的难易程度上说，样板戏相对容易一些，但是老师在教唱的过程中难以回避戏的背景知识，如何向这些“90后”，“2000后”们解释上个世纪60年代那场风潮中京剧难以言说的变化是个难点。
3.学唱京剧并不承担传播传统文化的全部任务，京剧是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京剧，所以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京剧进教材这事说得太重，否则是京剧不能承受的，更是孩子们不能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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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二月 20th, 2007
间隔四年后，新一届的京剧戏迷票友大赛成功举行，在一个非黄金周的档期能引起各方关注算是很成功。另外，本次大赛中确实有一些高水平的票友，一改过去票友能唱不能做的局面。
戏迷、票友和京剧的依存关系自然不必赘述，哪怕在今天，京剧已经很难成为全民娱乐的情形之下，在京津冀等地，它仍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电视大赛不同于单纯的戏曲表演，娱乐性很突出，就戏迷、票友大赛来说，参赛的小朋友自然成为噱头。
自打第一届比赛捧红了天津的“著名小孩”刘晓媛后，以后的比赛中，儿童票友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据说本次参赛的最小选手为2岁，而进入决赛的最小选手是4岁。能“从娃娃抓起”是京剧的幸事，毕竟幼功对一个人的成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错过幼功的人，即便成了角也总是有非常明显的缺陷。
然而，看到如此多的小朋友参赛，我难免有一些担心：真是他们自己喜欢京剧吗？
众所周知，京剧是一个成材率相当低的行业，一名能登台表演的演员背后不知要淘汰多少与之一同学戏的人，小小年纪如果真是喜欢京剧自然是好事，怕就只怕在他们明白学戏的艰苦之前，是家长替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在这次比赛中，我发现一些小朋友还处于把京剧当儿歌唱的水平——当然这样去说一个孩子显得不厚道，我想说的是，学戏不仅艰苦，而且需要天赋。
像陶阳这样有京剧天赋的孩子并不多见
如果不是真正的喜欢，也没有太好的天赋，还是不要去吃戏饭，否则京剧又会成为某些人妄想让自己孩子尽快成名的手段，这样对孩子真不是一件好事。
几年前，我的一名同事去天津采访了刘晓媛，她正正经经地上学，又喜欢上了跳拉丁舞，成了一名正常的小学生，这个结果足以让人欣慰，因为她就是喜欢京剧，当时并没有打算拿京剧来换名气。
六年过去了，又有多少新的孩子学京剧，又有多少家长替孩子做成明星梦，只不过时过境迁，一个戏迷票友大赛再也难以捧红新的刘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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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八月 9th, 2007
以一台晚会为标志，历时20多年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宣告结束，虽然我一贯不是很喜欢让电视手法去干扰京剧表演，尤其是各类戏曲晚会，但对京剧音配像还是持赞成态度。
尤其是看了这场晚会之后。
任何演员都有一个“艺术黄金期”：功力到家、精神充沛，只有这个时候留下的表演是最优秀的，过了这个阶段，他们只能开班授课，传徒带孙了，如果还在舞台上，多少有点勉为其难——既为难自己，也为难听众。
这台晚会属于纪念性质，请来的也是很多在音配像中做了很多事情的老人，他们的友情出演属于捧场性质。这些人大多上了年纪，有的已经很难唱完一整段了，带着自己的学生勉强唱几句，算是完成任务；有的很努力地唱，但已经难以掩饰气力的不足，尤其是像需要用小嗓的一些行当，气力的不足迫使他们凭空多出很多不必要的小动作。
看完这样的晚会，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音配像太有必要了，在没有大师的年代，这些如今上了年纪，当初有幸见过大师们的演员也算珍贵，幸亏20年前开始的配像，让这批人留下了相对质量比较好的作品，否则，若干年后，戏迷票友们又只能闲坐说玄宗般地回忆起他们的表演——就如同我们今天看一些人写民国时期的梨园掌故一样。
大师们带走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代人的记忆，残存的一些录音被配上画面未必真能还原当日盛景，但至少还是弥补了一些缺憾。
从这个意义上说，音配像是利用行政手段为京剧作出的一次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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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四月 26th, 2007
我的朋友、同事、戏曲节目主持人、曾经的越剧小生韦翔东今年做成一件大事：主持拍摄了新版越剧电影《红楼梦》和交响版的《红楼梦》，今天在后期机房提前看到了其中的几个精彩片断，感觉不错。
职业和事业是两码事，职业用以糊口，事业用以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翔东是一个把越剧当事业的人。从去年冬天开始，他就扎进“红楼梦”，我曾经看到过他写的一篇很长的对新版《红楼梦》的认识，他还把已有的越剧红楼影像资料都整理出来，刻成盘分发下去，连我也得到一份。后来才知道其中交响版的《红楼梦》是他自己分三天，按照三个机位分别拍下来，最后串剪成一个完整版本，据说是那版红楼唯一留存下来的影像资料。这样的舞台表演，大多现场有三台摄像机、三个机位，由导播切换，后期稍作调整就行，翔东亲自上阵，在没人督促的情况下，一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可见他是真的喜欢越剧。
这次的越剧“红楼”算是集中体现了翔东的勤奋和才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个看点。
一是对经典的正确态度。
几乎所有的重拍作品都需要面对已有的经典，通常后来者会有两种态度，要么决心全方位超越经典，要么在经典的压力下束手束脚，最后作一些小修小补。徐玉兰和王文娟版的《红楼梦》堪称经典，有太多值得说道的地方，新版的越剧《红楼梦》该何去何从呢？翔东剧组的创作人员心态很平和，他们没有太大的企图心，没有口放狂言要将老版取而代之，相反，他们很认真地研究了“徐王版红楼梦”，吸收了老版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比如剧本大纲，比如一些经典场面的调度等等。
《红楼梦》是越剧是看家戏，任何时候拍都应该是对那个时期越剧艺术的一个总结，这次的重拍也是如此，电影版和交响乐版都基本囊括了当今越剧界的大多数优秀演员，像郑国凤和王志萍这样的经典组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交响版中，王志萍还扮演了凤姐，就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更喜欢那个凤姐，她是个很灵动的演员，《蝴蝶梦》中扇坟的小寡妇在我脑子里面挥之不去。
可以肯定，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员都不是第一次演红楼戏，想必那些经典的唱段都应该是他们开蒙时的教材，即便如此，看得出来，所有的演员都非常认真，怀着敬畏之心在表演——我始终觉得舞台表演的演员要心存敬畏，对观众，更是对自己——他们身上不见油滑之气。
二是视觉处理非常漂亮。
要说新版相对老版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舞台呈现上，拍成影视作品就在视觉的综合处理上，制作者们没有浪费这个机会，新版都是用数字高清拍摄，画质自然没得说。不过用高清也是一件比较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度清晰了，所以稍有瑕疵便会被放大，常常见一些电视剧里面，人物脸上的妆都没有匀开就是这个原因，新版的红楼梦在这点上很注意，细节处理比较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造型，在保留经典元素的基础上，新版根据演员自身的条件进行了很多细节性的处理，尤其是王志萍，在两个版本中反差如此大的两个人物：黛玉和凤姐各有特点，翔东的博客上有部分剧照，很能说明问题。
后期制作正在进行中，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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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5th, 2007
互联网时代，鼓励了个人爱好，也弘扬了分享精神。在很多视频网站上都能找到京剧视频，新近的如春节期间的晚会，甚至演员的走穴演出，古旧的有二十多年前的电视演出，当然还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京剧电影。
那几部记录大师影像的电影最核心的是史料价值，至于艺术价值显然不能跟他们正当年的时候相提并论，那个时候梅大师年纪大了，贵妃的雍容中难以掩盖憔悴；程大师也发胖了，吴导演用了很多方法来掩饰这个缺憾，奈何《荒山泪》本身就不算他最得意的作品，仔细想想也就是“逃山”、“抢子”两处的身段可看，至于唱段也就只有那个西皮慢板，“谯楼上”了。
大师的影像有其特殊性，在他们当红的年代最多只能灌唱片了，而赶上电视技术普及的年轻演员就幸运得多，只要他们愿意，几乎每一次演出都会有电视台正规的视频，或者是戏迷们自己拍摄的录像，因此找到当红演员的视频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难得的是能淘换到他们早期的一些演出片断。
网上能找到80年代李维康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霸王别姬》，90年代张火丁的《北国红菇娘》、《六月雪》，李胜素的《红线盗盒》，还有迟小秋彩唱的《梁祝•哭坟》。
我的兴奋源于：这些段子她们以后演得少，所以新鲜，另外，那个时候她们要青涩许多，今昔对比，能看出他们成熟的轨迹。
不过看完之后，又有一些感想，当年他们的戏路要比现在宽，而且直观地看，表演要比现在辛苦得多，现在来看，她们各自常演的通常也就是那么几出，甚至几段，感觉当年是在上大学，如今则像念博士，研究得越来越专，也越来越窄了。
想来原因大致该有这么几个：
1．电视影响下的戏曲表演，使她们必须用自己最拿手、最独到的唱段来保障演出质量。电视是一个放大器，既能保腕也能伤腕，所以必须万无一失。
2．戏份戏码讲究个平衡，同一个门派中，某人常演的段子，其他人尽量不去戗行，尤其是在一场演出中，最典型的就是晚会了。
3．戏迷的反应影响到演员的选择，名家名段常常完成了对戏迷最基础的普及工作，戏迷爱听熟悉的戏，知道在什么地方叫好，这对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定心丸，如果唱一个生段子，台下的冷场多少会影响到他们的表演。
4．难以回避的年龄问题，不得不承认演员是有黄金期的，过了这个阶段，气力、身段都不如以前，很难再去演那些吃劲的戏，大师如此，名角也如此。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经过电视改造的戏曲表演，但如果从保留演员最佳表演的角度来说，还真的感谢电视，它记录了影像，同时也廉价地传播了影像，否则一些出色的表演真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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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二月 20th, 2007
在“春晚”之外再办一个戏曲晚会，一个歌舞晚会，三个晚会争艳于除夕夜，最初，这算一个绝好的创意，但十几年的风雨，也终于把金点子吹打成了鸡肋，2007年的春节戏曲晚会更是如此。
本来戏曲上晚会就是一件形式大于内容的事，所以唱段没有新意、戏分和出场的顺序搞平衡之类的问题永远存在，戏曲为晚会削足适履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毕竟晚会就是借助电视播出的平台，观众明白这个道理后，不断退而取其次，也早已慢慢接受这样的现实。
倘若只是上述原因便罢，只可惜，现在的戏曲晚会又暴露出新的问题。
日益综艺化的戏曲晚会渐渐失去“戏味”。
综艺化的两个突出表现为：贪大求全和滥用并不适合戏曲的表现形式。
从时间长度上来说，戏曲晚会跟春晚差不多，几乎涵盖全国能数得着的剧种，结果整台晚会就好比一个大拼盘，各人一段，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如果再遇上编排和串场不力，会让人觉得前后实在不搭调。
今年的戏曲晚会，稍微能体现编辑思想的就是把各个剧种的《大登殿》放到一起，而其他很多节目之间的过渡常常显得生硬。当宋小川表演完毕后，为了引出张火丁，主持人竟然找出了个啼笑皆非的理由，说他的表演如此出色，是因为长期给张配戏耳濡目染，问观众是否想听原汁原味的张火丁唱。要知道宋小川此次是在模仿四大名旦，加上一个张（君秋）派，跟张火丁并没有直接联系，如此的串场词显出了逻辑混乱。
也正因为贪大求全，所以有的时候很难准确地把握节奏，摊子铺大了易放难收，无奈之下只能掐头去尾，草草收场。还是在《大登殿》中，唱段实在太多，占去的时间太长，所以最后等到代战公主上场后，刚唱完“他国穿的绫罗缎，我国穿的羊毛毡”就急匆匆地和王娘娘合唱十三咳了事。
今年的戏曲晚会似乎想吸引更多的观众，所以综艺化的倾向尤其严重。
毕福剑当主持人，把“贫嘴”耍进戏曲晚会。主持人的风格各异，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无论哪个主持人都有适合的节目类型，幽默、平民化是毕福剑的特点，另外他也是为数不多舍得拿自己打趣，不争着抖机灵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引人注目，不过这样的主持风格，在“梦想剧场”中他能游刃有余，在“过节七天乐”这样的系列节目还能体现他的创造力，到了“星光大道”已经让他大放光芒了，而到春节戏曲晚会上，他想继续幽默，继续装“棒槌”，就显得贫气十足，且毫无诚意。
主持人不是一个串场的报幕员，所以需要有特点，但是，如果不把他们角色化，放入一个情景中，再有特点的主持人也只能成为一个背词的话筒，让毕福剑来主持戏曲晚会，于晚会是个败笔，于他自己也是勉为其难。
综艺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把一些并不太适合戏曲的表现形式滥用，最突出的是试图将“戏曲小品”放大，小品容易在晚会上得宠，因为它靠语言来抖包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有效地制造戏剧冲突，“戏曲小品”可以尝试，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晚会的主流。
今年晚会上的《群丑闹春》，不知道是为了给“丑行”安排一个节目还是为了疏缓晚会的节奏，总之是拖沓冗长，没有太多新意可言，尤其不能理解的是，直到“大登殿”开始，群丑们还在台上接了几句过场的道白，不知道能有这几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接旨”之类的道白，为什么就没有马达、江海的插科打诨？
自打“反串”让人眼前一亮后，各处的戏曲晚会就开始使用这种形式，须知，反串都不是本工戏，自然不会代表最高水平，观众也只是图个新鲜，看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兴奋了，不兴奋就可能开始厌倦了。
比反串更甚的是客串，如果说让名人客串能体现戏曲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定是善良的愿望，但估计其中还免不了有装点门面的嫌疑。戏曲的功底都是从小打下的，听着录音，现学现卖的客串也就只能算是“友情”一下。
本来不能苛责一场戏曲晚会的电视技术问题，但毕竟是在电视上播出，所以应该符合最起码的电视规范。
今年的戏曲晚会舍弃了大舞台，还用上了电子屏幕，屏幕上不断出现一些吉祥图案，但不知为什么总给人感觉缺乏精致和典雅。杜镇杰唱“武家坡”，镜头切过来，背景是半个电子屏幕，正好此时屏幕上的灯笼在变换花样，杜身后一半的背景突然变白了，乍一看以为是电视机坏了，或者信号出现问题。
灯光是一个非常能出效果的因素，当然也是马上能被看出破绽的因素，可惜，今年的戏曲晚会的灯光成了后者，很多地方连主持人脸上都是黑的，甚至都有阴影。
虽然不能对晚会的镜头求全责备，因为现场有很多事先无法预料的情况，但给什么样的镜头实际体现编创人员对戏的理解，如果镜头不到位，传递的信息肯定会大打折扣。张火丁的“步香闺”一段，除了开头和结束外，几乎全是大特写，演员的脸充盈着整个屏幕，且不讨论这样好不好看，最起码的一点是，这一段表现的是祝英台重新换上女装之后的兴奋，揽镜自照，花容月貌，身上和手上有很多动作，因此镜头不能光给到特写，否则还不如干脆闭上眼睛听戏。
年年岁岁有春晚，岁岁年年有人骂，如果真的停办一两年，结果会怎样呢？骂声渐稀，广告收入收损，春晚面临的两难境地又开始传播到了戏曲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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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二月 16th, 2007
等到我听京剧的时候，“样板戏”已经不再被当作样板了，所以除了在剧场中听过一场完整的《林海雪原》外，其他的几个，都只是看过一些片断，脑子里留下的印象也还是《智斗》、《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之类的唱段。
最近有机会看了回《红灯记》，就在一场“痛说革命家史”中竟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看样板戏就像看《同一首歌》。
产生于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之下的样板戏，曾经是人们娱乐生活的全部内容，也正因为“敕造样板戏”不正常的强势，所以一旦时机来临，人们马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反弹，“样板戏”几乎要被彻底遗弃。
在一个大谬误之下，任何文艺形式都难逃厄运，京剧如此、文学也如此，为与新政权相呼应，“戏改”及时进行，用新的标准来衡量剧目和演员，一大批人只能痛苦地跟进，“样板戏”似乎成为某种总结性的成果。
只可惜，从来是“打烂旧世界”易，“建设新世界”难，与发展了一百多年的传统戏相比，那些匆忙上马，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的样板戏，确实显得粗劣无比。另外，也正因为“样板戏”成为唯一合法的戏，也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为能去演上一个角色，又生出了许多恩怨。再者，样板戏成为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也容易唤起一些人的痛苦记忆。综合起来，曾经风光无比的样板戏被打入另册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在时间面前，任何因素都显得弱小，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似乎更冷静地看待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了。
先是一些选段，当然这个时候“革命样板戏”已经被称为“现代京剧”了，国人从来讲究名正言顺，一个比较中性的名字之下，反应的是人们相对平和的心态。以后渐渐有了全本的现代京剧演出，比较常见的是《林海雪原》、《沙家浜》和《红灯记》，相对而言，这三部戏的艺术性要稍高一些。
这回的《红灯记》是在海南演出，中国京剧院三团主演，耿巧云的铁梅，袁慧琴的李奶奶，阵容算是整齐。看着样板戏语境下的程式化动作，常常让人忍俊不禁，那种肆意的夸张，已经离生活和人的真实情感相差太远，演员没有笑场只能说明他们具有高超的职业精神。
早就有文豪在反驳贵妇的时候，说过“流行的未必是好的，比如流行感冒”，但不管怎么说，样板戏的确曾经流行过，因此它也与一些人的记忆相关。就如同《同一首歌》，其最大的创意就是翻唱老歌，让人怀旧，不管歌好不好听，也不管唱歌的人是否韶华依旧，听歌的人都是自顾自地想事。
把样板戏作为青春背景音乐的人，已经进入知天命的年纪，他们需要怀旧了，对年轻人来说，样板戏至少是个活标本，充满讽刺地笑过后，他们多少会了解一下父辈的生活。
十年的戏，数十年的说话方式。
虽然样板戏不再流行，但曾经的强势，让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最明显的是样板戏对人们说话方式的影响。
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比如把某个八面玲珑的人比作阿庆嫂，管所有的土匪都叫“座山雕”，把偏远的山区地界称为“夹皮沟”。
某些小的唱段被拿来做现成的广告创意，若干年前电视台就有一条广告：“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吊就起来”，如今还有两个老演员在那唱“早贴早轻松”。
至于潜移默化成为人们日常用语的唱词更多，《红灯记》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拆了墙是一家人”，“临行喝妈一碗酒”，《沙家浜》里面郭建光对沙奶奶说：“我真还对你有意见”，然后把奶奶明贬实褒一番，这样的说话方式依旧被广泛用来被逼无奈之下给领导提意见。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样板戏对语言的改造仅次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影响的是知识阶层的书面语言，而样板戏则是席卷知识阶层和普罗大众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当然，那个时候，知识阶层已经噤若寒蝉了，他们没有话语权，更没有思考的空间，努力地学习一些时髦的革命语言是获得生存权的一个保险方式，此时，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语言是否符合汉语的基本规范了。
曾经和我的一个老师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担忧那些刚念完文学博士的人，未必能交好学生，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那些人常常因为自己不喜欢某个作家，而在课堂上略去对该作家的介绍，在我看来，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学生要了解的是整个文学史的全貌，这跟某个作家成就的高低没有直接联系，就好比在认识长江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整个水系，而不仅仅是某段江流。
样板戏是京剧发展史上绕不开的段落，也是当代文化发展史上绕不开的段落，我们不能因为不愉快的感受而回避，直面痛苦是勇气也是智慧，而这，正是我们文化因子中所缺少的。
在我们整个文化史中，有好多为粉饰，为避讳而隐去的历史事实，最终的结果就成了鲁迅所言，二十四史即二十四姓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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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二月 31st, 2006
我对越剧的最初印象全部来自于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经过各大晚会的培养，对那段“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更是耳熟能详。
当戏曲不再是主流的时候，为体现祥和，每逢节庆，晚会大抵都少不了“戏曲联唱”之类的节目，各个剧种分别登场，唱上一段所谓的代表作，不过，挑什么样的唱段大有讲究，年节底下，为图热闹，为讨吉利，自然要选喜庆美好的段子了，所以像京剧里《四郎探母》、《龙凤呈祥》这样的“导向正确，积极向上”的剧目自然是要常演，越剧也是如此，永远在唱的都是那个“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再就是《五女拜寿》之类的，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这就是越剧的全部了，实际上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剧种怎么可能就这么几段呢？
看完1962年版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最大的感受是，好唱段真多，好演员真多。
能有好的唱段源于优秀的编剧和出色的作曲，一部小说《红楼梦》千头万绪，要说“仁者见仁”都已经没有表现力了，有人促狭地还加了一句“仁者见仁，淫者见淫”。选择什么样的故事线，才能最到位地表现原著呢？越剧电影《红楼梦》的编剧徐进用爱情线展开故事，虽然这样的做法不是他首创，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有一部电影《红楼梦》就这样做了，主演是周璇，但越剧电影《红楼梦》依然用爱情线贯穿故事肯定是聪明的做法，一是事关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人心同心，永远有人爱看，另外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讲爱情故事是越剧最擅长的，也是与这个剧种的气质最相符的。如果“才子佳人”戏不讲爱情而讲战天斗地，那实在是勉为其难。
也看过其他版本的越剧《红楼梦》，有的似乎想表现更多的东西，比如贾府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等等，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其实有的时候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难，加法可以倾其所有，竭尽所能地做，减法体现的则是“舍”的智慧，而“舍”是需要气度和境界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舍掉了很多背景性的情节，专注地说爱情，自它之后，这样的做法影响到以后各个版本的《红楼梦》影视作品。
越剧电影《红楼梦》的经典唱段有很多：读西厢、葬花、试玉、哭灵等等，无论哪段都是用最恰当的唱腔和最恰当的表演表达了人物情绪。徐玉兰稍显沙哑的嗓音，很传神地演绎了贾宝玉，按照很大众的观点，演唱者声音越亮越好，其实有的时候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看的，女性来演小生，哑一点似乎更到位。
戏曲表演应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被称为“喊戏”，按照固定的程式唱下来，不荒腔走板，在一些可能有掌声的细节处卖力喊一嗓子，观众一般也会配合点掌声；第二个层次则是“唱戏”，除了能够唱完外，应该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有一些表演的成分；第三个层次应该是“说戏”了，如泣如诉，洗尽铅华，没有太多的表演痕迹，很像是生活再现，徐玉兰和王文娟的表演就是“说戏”，特别是“读西厢”这一段。
看完1962年版的《红楼梦》想得最多的则是，“戏曲”和“电影”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取长补短。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过一批叫作“戏曲电影”的作品——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古怪，最有名的就是《梅兰芳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荒山泪》，再到后来的京剧电影《野猪林》、越剧电影《红楼梦》。
“戏曲”和“电影”在一些表达方式上存在矛盾，比如中国传统的戏曲讲究的是写意，四方舞台小天地，涵盖天地六合气，而电影的时空则丰富得多。另外从表演上说，舞台表演需要每个演员用自身之力控制整个格局，可能有的时候会表演得夸张一些，电影则有各种方法来加强演员表演的效果，比如镜头、剪辑等等。
越剧电影《红楼梦》算是结合得比较好，演员有意识地适应电影的表演方式，比如在道白上，就已经大大淡化了舞台腔，在一些程式化的动作上也有所控制。
具体到细节上，一个是“题帕赠帕”这一段，宝玉挨打，黛玉来探病后，宝玉颇为触动，希望送点东西，找来找去找到几方旧帕，吩咐晴雯送去，于是有“题帕三绝”，这是大概的情节，在原著中，宝玉跟晴雯有大段的对话，是空着手去，还是拿点东西，到底是拿什么？如果送旧手绢黛玉会不会生气……总之曹老先生颇费笔墨，也许是为了突出晴雯的机敏，也许是为了始终能把晴雯和黛玉联系起来。这一大段如果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至少也是需要两三组镜头才能表现，日后电视剧《红楼梦》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比较忠实原著，而电影不可能给这段过场戏有太大篇幅，怎么办？导演最后是把镜头给到宝玉眼睛的大特写，再给一个晴雯的反应镜头，她们则都是用戏曲演员常用的表现“思考”的程式化动作，而这是看过戏的观众都能理解的，由此比较经济地完成了叙事，这是电影在向戏曲借鉴。
另一个戏曲向电影借鉴的例子是在“焚稿”一段，当时黛玉万念俱灰，有一段：“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曾记得菊花赋诗夺魁首，海棠起社斗清新，怡红院中行新令，潇湘馆内论旧文。一生心血结成字，如今是记忆未死，墨迹犹新”。如果在舞台上表演，这一段就只能依靠演员的演唱了，但如果在电影屏幕上，光唱就远远不够了。越剧电影《红楼梦》在这一段借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把演员的演唱和提到的这些场景交叉剪辑，很好地增强了表现力。
在央视1983版的《红楼梦》诞生之前，越剧电影《红楼梦》肯定算得上是大制作了，虽然没有出外实景拍摄，但在摄影棚里面搭起那么逼真的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他如服装、道具和灯光都很细致，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设计都不会显得粗陋。
从这个意义上说，1962年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无论是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在戏曲史上都应该能够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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