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琴·童心园按：
虽然天灾来临，我们无从躲藏，但自救、防范知识应该尽早普及，甚至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儿童来说，这类求生知识远比他们多认几个字要重要。5·12的阴霾尚未褪去，如果说要有反思，防震、抗震和自救知识的缺失是我们教育中错失的重要内容，未来，这一课应该补上。
在译言网站上有一篇翻译自美国红十字会和联邦紧急事务局的文章：帮助孩子应对灾难。从心理干预、求助各个方面谈了对孩子实现救助。
Mason的blog上链接了美国政府的儿童网站关于儿童地震知识的网页，值得一看。
日本儿童网也有专门介绍地震的相关知识。
邻居家的小孩某天早上突然冲着我的车吐口水；电梯里，一个小女孩非得把从底层到顶层每个楼层挨个摁一遍，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难道是这些孩子缺乏教养吗？
答案没这么简单！
一本名为《捕捉儿童敏感期》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案例，用来说明儿童某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都有深刻的心理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可能正处于某个“敏感期”。比如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会吃手，这是因为他们在口的敏感期，需要用嘴去感知世界；先穿衣服再穿裤子最后穿鞋可能是某个孩子认定的秩序，一旦某天家长不小心先穿了裤子，孩子肯定抗议，甚至要求脱掉裤子重新穿，这是因为他处于“秩序”的敏感期，此外诸如手的敏感期，执拗敏感期，完美敏感期，情感敏感期等等，各种敏感期贯穿于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
（新蕾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其实“敏感期”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名词，正向运用，则能积极引导孩子，比如在他音乐敏感期来临的时候抓住时机多让他听音乐，这样往往能事半功倍，与之相对就是错过某个敏感期，或者人为打断，结果则是会让孩子失去某项技能的最佳学习时机，甚至造成其他敏感期的滞后。
了解到这些规律，至少我们能比较宽容地对待孩子，上了电梯完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他家所在的楼层，而不是打断他“上电梯——摁键——等着电梯关门——回家”的秩序。
《捕捉儿童敏感期》是由一些在一线工作的幼儿园老师写的实际例子，很生动，但就整本书而言，理论性和系统性要差一些，很多例子都趋于雷同，书的感觉像病例汇编。
全本未删节版大片《一声啼唱，一生欢畅》已经上演一个多月了，经主演畅畅的同意，童心园博客特披露一下幕后花絮。
120和999原来不是一家啊
如果没有这次拍片经历，我可能永远不知道120和999的区别。
午睡过后突然破水，情急之下我只好向打急救电话，按照我的人生经验我打了120，电话那头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说：现在没车！问什么时候有车的时候，答曰：不知道！绝望之中我突然想起来999，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这个号码，短暂的慌乱之后，大脑已经飞速运转：如果再被告知没车，我将先给哪个朋友打电话，让他来我家开车送我上医院。
电话那头传来职业的接线声，问明基本情况后，接线生告诉我急救车会很快赶到，终于我不用蜷缩在自家车的后座上，催促某位朋友在周一的晚高峰中穿行了。
在等急救车的时候，我还接到出诊大夫的安抚电话，
在畅畅爸从驾校赶回来5分钟后，急救车赶到小区，在周一下午的晚高峰来到之前，急救车赶到妇产医院，一路上，出诊大夫还与我们一起聊天，大有缓解紧张情绪之功效。
等到医院急诊室，我吸引了畅畅爸所有的注意力，因此999的出诊大夫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我们办完所有的手续，我这才想起还没有付费给他。想像中，这样的急救车出诊应该跟拖车的出车费类似，有一个起步价，我的心理预期是在500左右。等拿到收费单，我颇为吃惊：急救车以和出租车相同的价钱，每公里2元把我从家送到了医院，加上出诊费还不到90元。
总之，危急之时，999算是妥帖地帮了我。
多日以后，从一个朋友那知道，999属私立，而120属公立，看来体制差异的影响无处不在。
史上最强的制片组
几年前当畅畅的王大伯和王大娘把家安朝阳公园附近的时候，他们一定没想到日后妇产医院的重心会由骑河楼挪到姚家园，此后他们家常常成为产妇的后方补给站，这次为拍摄“一声啼唱，一声欢畅”，她王大伯和王大娘热情地担任了制片主任。
我住进医院的第一顿饭是王大娘特地去东来顺订做的，土豆烧牛肉，味道非常好；我缺的各种零碎小东西也是王大娘一一买来，据说王大伯特地上网查找了产妇入院必备的东西，开出清单给王大娘，因此，生活还能自理的我躺在床上歪着头用王大娘买来的吸管喝水，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王大伯和王大娘收拾起简单的行装撤往王大娘娘家，此后几天，畅畅爸、畅畅爷爷和畅畅奶奶进驻王大伯家，在撤退之前，大娘和大伯像八路军一样打扫了屋子、清洁了窗子，并且用各种菜品填满了冰箱，充分保障了剧组的用度。
当剧组完成拍摄之时，王大伯和王大娘还特地赶来送一程。
总之，王大伯当了没有潜规则群众演员的制片主任，王大娘成为为剧组倒贴钱的制片副主任。
勇敢者训练营
在一个生育高峰到来的年份，医院床位十分紧张，为了提高翻桌率，没什么问题的病人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被要求出院，我一共在医院呆了4天，此间不让陪床，法定探视时间只是从下午2点到6点，其他时间内一切都由自己打理。
平生第一次住院，最初的兴奋很快被阵痛打断，畅畅出生后，我迅速上岗，新手在磨合期里实在是不得要领，再加上晚间的护工人手有限，用来叫服务的“献给爱丽丝”的音乐此起彼伏，但护工往往姗姗来迟，在几次叫而不应之后，我再次明白求人总是不如求己来得快，于是全方位学习护理新生儿的全部技巧。
经过两天的锻炼后，考验终于来到，第三天的非探视时间里，我一早就被挂上了吊瓶，不久，熟睡中的畅畅突然大哭起来，凭着仅有的一点经验我估计她是示意我该换尿布了，仅用一只手要把她从床的另一边抱到身边来，换好尿不湿，再穿好衣服，我实在没有信心，放眼望去，同病房的病友要么是剖腹产过后不能下床的，要么是需要躺着一动不动保胎的，唯一一个和我一样顺产的新妈妈又去上了厕所，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剩下的人求助。
然而护工迟迟不来，畅畅撕心裂肺的哭声打消了我的全部顾虑。
我估摸了一下自己和畅畅之间的距离，发现一只手没办法把她抱过来，看来非得动用那只挂吊瓶的手不可，按照常识，这只手哪怕放的位置不好都可能会引起回血，何况要干活！但畅畅还在继续哭泣，小脸涨得通红，不能再犹豫，我两只手并用，总算帮她收拾停当，换了干净尿布的畅畅很快舒服地睡着了，我再来看自己挂吊瓶的手，已经肿了，晚上这只手已经青了一大片。
经过这样的集中训练，等到出院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新生儿护理技巧，想想，没有医院的这个勇敢者训练营，估计一切也就交给月嫂去做了，自己什么都懒得学。
以前看到有媒体讨论是否该当众喂奶的问题，我想，挑起论题的一定是没有孩子的人。
生育如同涅磐，让人学会热爱生命，这种感觉完全异于杰克.伦敦式。
《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出台，由此带来的最重要的消息是，零食被分成：可经常食用、适当食用和限制食用三个级别，棉花糖、膨化食品、巧克力派等食品列入“限制食用”等级，每周最多吃一次。
这是一件好事情，从此很多家长在限制孩子吃零食的时候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不过，真正需要知道这个分级的人不是家长，而是众多的零食生产厂家。自打那个天才的发现：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诞生以来，化妆品、时装和零食成了摇钱树，不断地招引着女人和孩子，由此而来的则是这些产品成为重要的广告客户，随便打开一个电视台，不用多久，你一定能看到薯片、巧克力派的广告，并且这些广告非常明确地直接针对孩子。
看着自己的同龄人吃着那些号称很好吃的薯片、巧克力派，在世界各地神游——某个品牌的薯片一直选取世界各著名旅游经典作外景拍摄地，孩子很难不动心。因此，这个分级出来后，广告等大众传播领域应该与之联动，对进入限制级别的零食进行限制，否则，分级只可能停留在纸上。孩子们抵制诱惑的能力不强，何况很多零食的广告直接植入到一些儿童电视节目中。
当年香烟广告受限后，各厂家转而做形象，并且由此催生了一批隐晦却颇有艺术性的广告，例如“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山高人为峰”等等，如果通过这次分级，能提高一下零食广告的创意水平，那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标题看起来莫名其妙，但这是我读到一则名为《盛世天价幼儿园 只招神童圆颅党》新闻后的第一反应。
郑州一家私立幼儿园以一年十万零一元的学费招收神童，而判断神童的唯一标准则是脑袋是否是圆的，此两点已经足以让这则消息成为新闻，按照新闻教科书上的标准，这已经属于“人咬狗”了。
培养神童的概念，大概挠到了很多家长心里的痒处，记得从我上学的时候，就有号称什么“少年班”的神童基地，但长期以来，也许是酸葡萄心理作怪，也许是“小时了了，长大未必佳”的方仲永太多，我一直对培养所谓神童不以为然。真要神了，是不用花10万元去个私立幼儿园培养的，何况他们的课程也就是国学、英语和珠心算三门。
从还没有出生开始，孩子们就被家长放到了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很多商家蛊惑家长的口号，各类所谓的早教班，还有什么双语幼儿园等等层出不穷，可以想像，孩子在还没学会说话之前已经感受到竞争的血雨腥风了。
郑州的这家幼儿园对家长的承诺是“2岁识字，3岁阅读，7岁读初中，15岁上大学”，按照18岁上大学的普遍规律，神童也就多争取了3年的时间，再说，难道这个幼儿园只把把神童送进大学作为终极目标？真不知道这样的承诺到底是否对家长有吸引力。
据我的一个粗浅观察，现在刚刚毕业的一些80后，还现在正要上大学90后的家长们都属于“文革”期间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对上大学心驰神往，并且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因为缺少学历已经吃了一些亏，所以盼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是这批人共同的心思。而对于现在要上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家长大多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从来也没有觉得孩子上个大学就放了卫星，所以真不明白郑州这家幼儿园的老板所谓的“挣富人们”钱的预期能否实现，在这个年代，谁说富人就没有文化，就没受过良好教育，就一定能被他这个概念弄晕？
用天价来招徕生意已经很出格了，用摸脑袋来选学生的行为就更离谱了，据幼儿园的负责人说：“根据脑科学研究，头圆的孩子具备‘超常智力’因素，‘扁头’的孩子就是再努力，也不可能会超出常人的”。他还解释道：“头扁的孩子脑室变形，反应能力、平衡力、记忆力就会减弱”。据说他还为别人进行过婴儿头形成长指导，尽量让孩子的头能长成圆形，以利于今后的智商发展。
真不知道这样的“科研成果”依据何在？用这样的目测、手摸的方法来挑神童，让人联想起民间的一句谚语：歪桃正梨，就是说，桃子长得歪的通常很好，而梨子最好的则是端端正正的——这同样没有十足的科学依据，顶多算是基于统计学上的经验之谈，不过，除了这个幼儿园的负责人外，大家都还是知道挑水果和选神童是不一样的。
大概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助产士疏忽的、保姆不负责的、家长一不留神的，让脑袋长扁了的孩子十分后悔，他们该后悔小的时候为什么不按院长的尺寸打造一个圆箍，从此像孙大圣那样长得圆头圆脑，这样才能在院长日后的挑挑拣拣中获得所谓神童的荣耀。
我一直坚定地支持这样一个观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需要提高女童的素质，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女童将来都是要妈妈的。
“发现母亲”是一本书的名字，最初由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完之后，多少有点失望，虽然这本书受到妇联力推，也曾经红火过一阵，但除了“发现母亲”这个观点外，作者选取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演讲的水准——用大量并列的例子，试图依靠充沛的情感来打动受众，这对已经有机会接触到国外一些育儿书籍的人来说，确实没有太大吸引力。
先培养未来母亲吧！
发现母亲固然重要，但培养女童似乎更加未雨绸缪，否则一旦错过这个机会，等到女童稀里糊涂地成长为母亲，再发现她们也没什么用了。
父亲是榜样，母亲是朋友。
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说，父亲和母亲有分工和合作，古人所谓的“严父慈母”是有道理的，一来这是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性格差异，二来是由于社会已有的刻板印象。相对而言，母亲比父亲有更大的耐心，与孩子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从社会预期上来说，对父亲有很多量化的标准，而对母亲则略微好一些，所以在对家庭和孩子的情感投入上，母亲天然地要多于父亲。
自有“女性主义”思潮以来，若干女性开始争取“发现自我”：获得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实现自我价值等等，这都没错，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被当作“物”到被当作“人”，肯定是一种进步。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女性在已有的男性话语空间中挣扎几百年，最后的结果是，得到了双重任务：所谓的同工同酬机会，还有永远无法摆脱的生儿育女的职责。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例子，那就是女性的“雄化”现象，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有一个特殊的名词：“铁姑娘”，这最初是源于某几个姑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勇敢地与男性一块参加劳动，在那个盲目认为精神能创造物质的年代，“铁姑娘”无非是人定胜天理论的具体化。
一旦生育和养育割裂，直接受到影响的是孩子，而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观察世界，尤其是理解人际关系的最初途径是通过父母的相处模式，因此，试想一个家庭中出现一位父亲，再出现一位“翻版父亲”，那将来孩子如何去认识两性世界？
受西蒙•波伏娃之观点：“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造成的”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者便有意识地让小女孩从小跟男孩子玩一样的玩具、穿一样的衣服，试图达到重新塑造她们的目的，没有调查数据说这样做的具体危害有多大，但我想，至少从理论上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可能陷入某种精神危机：身体上的女性化和心理上的男性化，即使不能据此推导出她们有可能成为同性恋的结论，也至少可以猜想这样的女童有拒绝成为母亲的可能。
教育更重要的是方法和习惯的培养。
教育是什么？答案很难浓缩成几个简短的词语，现在我要说的是，教育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习惯和方法的培养。
很长一段时间，教育被量化成知识点，而现行的体制又往往造成知识点的割裂，于是在我们身边诞生了一大批有知识没见识的人，他们基本相当于一个知识点的存储器，只供查阅，无法实现真正的信息处理。
对于孩子来说，人生的最初几年，尤其是0到3岁，应该是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工作由谁来完成？最合适的人选是母亲，因此母亲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性格特点尤其重要，而提高母亲素质的工作肯定不能等她们成了母亲之后再来完成，这个工程应该至少提前20年，在母亲们还是女童的时候就该启动。
由女童变母亲是个生命过程，更是一个心理成熟过程。
综上，母亲是孩子的朋友，是为了教会女童不拒绝做母亲，而知道教育孩子的重点，是为了教会女童怎样去做母亲，这两点远比发现母亲重要。用一句口号式的话来概括，该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名字对人的暗示作用肯定是存在的，否则不会形成一个通俗且高深的所谓“姓名学”。在国人意识中，名正言顺是达到心理平衡的最基本要求。当年张爱玲在一篇散文《必也正名乎》中也说“为人起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作”，并且坚决不改掉自己那个“恶俗不堪”的名字，估计起名字就相当于写最短小的文章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两个字的发挥余地，其难度实在不小于炼就一篇短文。
早就有人分析过，名字能折射社会的变迁，从一个人的名字上大致能看出其出生的年代，当然前题是原始名，不包括那些后来假手于起名公司的，听起来除了华丽没有其他特点的更改名。
以我的人生经验，觉得有两类名字是比较无趣的，一是那种太过普通，毫无思考设计可言的名字，尤其是本来就很大众的姓氏下所起的名字，反正从小到大，我至少认识十个“王军”，十五个以上的“赵芳”，这类名字对人的暗示恐怕就是“普通而没有特点”，因为对别人来说，常常混淆自己脑子里面无数个叫这个名字的人。再有一类就是特别生僻的字眼入名，如果再搭配本来就少见的姓氏就更可怕了，其结果是，每当人们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只能说那个叫“谁谁谁”的，长此以往，为了省却麻烦干脆不叫了，这样当某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恐怕很难有谁首先想起这个念都念不上来的名字。
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名字中有两个生僻字，加之她本来的姓也很小众，细细算来也就是古代汉语老师一次性念对了她的名字，于是我们新增一个乐趣，每次都等着老师念到她的名字的时候卡壳。
姓名，除了文化上的意义外，实际上还暗含着一种血脉传承，这是中国人十分在意的东西，想想屈原满腹牢骚地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忘数数自己的家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大多数中国人那里，即使没有成型的宗教信仰，也是有所禁忌，那就是“祖先”，南省的一些方言里，有一句文气十足，但又十分有杀伤力的话，比如在谴责某个人的不良行径时骂道：“某某人羞先人”！骂者往往义正言辞，被骂者常常羞愧难当，可见使祖先蒙羞是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
从一个人的名字里，多少能看出其祖上的某些信息，姓氏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号称“百家姓”的姓氏显然不只一百个，本来姓什么该是无从选择的，但偏偏就有人总结出最容易被恶搞的姓氏，白、贾、梅、卞、吴、苟……纷纷入选，这些姓氏的人起名字一定要慎重，否则很容易被人当作起外号的素材。小时候认识一个人名为“孙德健”，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恶名，无奈南省方言中“孙”和“生”发音很相近，于是，这个人理所当然就有了外号叫“生得贱”，想想这样的外号对人的消极作用该是多明显。
如今，我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为我即将出世的宝宝起名，孩子姓吴，因此难度比较大。本来多少吴姓的孩子起个类似吴越、吴非之类的名字也都很茁壮，奈何忧患自识字起，我们夫妇一下子很难洒脱到随口给孩子起个名字的地步，辗转几月，至今未果。在此郑重诚征佳名，孩子为吴姓，不知男女，因此中性名字为宜，双名，不要求华丽字眼，不要求过余地用典炼字，希望是大巧若拙的风格，欢迎亲朋好友参加，直接在本博客上留言，或者给我发email都行。在此先行谢过！
蜡笔小新是名人，不用解释，“麦当劳小孩”是我在麦当劳门口碰见的一个三岁小男孩，当时的情景若干天来不断在我大脑里浮现：一妇女手提一堆东西，蹭地一下站起来，抬脚踹了小男孩一下，此举让周围所有人愕然，就在大家的狐疑的眼光中，妇女从容地大步走掉，拿着甜筒的小男孩迟疑一下后，顽强地追逐妇女而去……
从这个很有戏剧冲突的规定情景中可以分析出人物关系，小男孩和妇女即母子。仅仅根据事件发生地命名孩子，多少有点跟“宝马撞人”一样有失公允，不过，为了降低传播成本，我也只好将孩子靠上一个大品牌。
把蜡笔小新和麦当劳小孩放到一起，正是为了说明亲子关系的某些事实。
当我第一次看到“蜡笔小新”的时候，就开玩笑说，这样的片子是万万不能用来作胎教的，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如此认为，试想如果真养一个小新那样的孩子，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害怕去开家长会之类的烦恼，小新除了行为上不断折腾家长外，更多的是从心理上造成一种威压，在小新面前，家长已经显得无能而无助。
让家长抓狂，是蜡笔小新的拿手好戏，谁让你们大人说“童言无忌”呢。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语境中，匍匐于家长权威，尤其是父权权威由来已久，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抨击父权成为一种时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理想中和谐平等的亲子关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蜡笔小新才会流行，这完全可以解释为是对现实中亲子关系的彻底反动，对大众不过起到画饼充饥的疗效。
麦当劳小孩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极端——似乎“2000后”们就不该受皮肉之苦——从现场旁观者的吃惊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也正因为事情发生在公众场合，而且从小孩妈妈动作的流畅，以及小孩的反应来看，这样的暴力事件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打是疼，骂是爱，最爱就是用脚踹”。孩子的暴力倾向，是父母武力管教与惩罚的副产品，有理无理已经不重要了。
和谐的亲子关系到底什么样？这未必有个标准答案，问题的性质基本等同于：合适的鞋子到底什么样？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小新和麦当劳小孩那样的一定不是。
在读那本著名的《斯波克育儿经》的时候，深深打动我的有一句话：“你不能订制你的孩子”，可以用另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解释这句话，孩子被当作礼物送到家长手里的时候，就像一副已经洗好的纸牌，家长要做的是怎么去好好打这副到手的牌，而绝非反悔要重新洗牌。
亲子关系对小孩的影响已经不用再多说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则是，0——3岁是亲子关系确立的关键时期。看看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做什么吧！有人被送回老家，交给了爷爷奶奶；有人被安排与保姆相伴，在他没起床的时候，父母已经上班，在他睡觉后，父母才下班；有人被早早地送进了寄宿制学校，定期才能与父母见面。
无法苛责父母再作出更多的让步，现今的生活方式和工作节奏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压力，要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大胆而无私的冒险，但既然拿到了一手牌，无论好坏，还是应该讲究技巧地打下去。
一个重要而有用的技巧依然来自“育儿经”，其中的一个观点，孩子并不是需要整天陪着，家长要做的必须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而已，这个时间被称为“最有效的时间”。
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吧，如果我们做不了全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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