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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八月 28th, 2006Tags: No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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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我们需要紧密城市，而不是北京这样有很多绿洲的沙漠。
星期一, 八月 28th, 2006Tags: No Tags
城市画报：您成长于香港，之后亦曾旅居台北，现在选择了北京作为新的居住地，这一次是第一次深度接触北京吗？
陈冠中：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就来过北京了。那时候我来中国大陆投资，一来就来了三年。那时候北京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感觉（这里的人）什么都想做，而且挺愿意合作。杂志、唱片公司、电视这些领域我都参与了一些工作。然后，1994年，我去台湾发现台湾的电视台已经发展的很好了，所有的电视都能落地，包括中央台等，没有一点检查制度，任何人都能做，所以去台湾做电视台。这样一去去了六年，到2000年，卖掉电视台正式搬到北京来。
城市画报：香港、台北、北京，最终您选择了北京，这背后有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陈冠中：当时觉得台湾是一个很边缘的，几乎是一个全世界都忘掉的地方。台湾很好，欧洲人和美国人来亚洲旅行还会选择台湾，但是那里可做的事情太少了。同时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每天都在发生新事情，我又在北京待过三年，所以一直想回到北京。这里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强劲，不可思议。北京的发展势头连香港和台湾都没发生过。仅在我熟悉的杂志业来看，许多杂志都会选择来中国。从顶级到二流的许多杂志在台湾、香港都没有授权过，但在大陆都授权了中文版。甚至西班牙的一个建筑杂志都会在北京出中文版，这是它的第一个外文版。艺术界也是这样，一些画家十年前还穷着，突然今天一幅画就能卖百万美金。这个现象从来没有在香港和台湾发生过，但是在这里发生了。
北京太混杂了，太多东西玩了，让人不会感到沉闷。相对而言，另一个大城市上海在文化方面和北京相比就差得非常远，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留在北京。当然，这个城市本身有很多问题。
城市画报：北京原本只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但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拔升，它无疑已经成为了华人世界的文化中心。它开放、热辣、吸纳力强，但一切又都带着一种浓郁的草率气息，因为它是一座沐浴着西潮文化生长的城市。相比之下，台北的状况则似乎另有不同，呈现出一种developed的状态。您曾在旅居台北数年，对此肯定颇有心得。
陈冠中：1994到2000年，我在台北留了6年，可能太长了，但是台北市太可爱了，所以容易懒懒待下去。那里生活非常好，所有香港有的东西那里都有，国际化的东西那里都有，生活比较闲，人很亲切，城市不大不小，所有街道都有很好的店，许多人很有心思地做着自己的小生意。相比，香港的租金非常贵，一般人做点小生意就为了快点赚钱，多样化程度就低了。而台北一个建筑师开了家咖啡店自己会花45分钟为你煮咖啡。台北的旧城西门町步行到新区里面有非常多的道路可以走，而且都是非常有趣的道路。
台北的诚品书店也非常好。所有香港人，不管看书不看书的，到了台湾旅游，出来之后突然会感到台湾这个地方很有文化，因为他们去了诚品书店。到台北旅游，必须去诚品书店。一家书店就能撑起一个城市。这个北京、广州、上海都做不到。
除了来大陆要去香港转机这些事让人感到不方便，台北的市政服务给人的感觉非常好，你进来他们会马上会给你倒水，问什么事情，态度不一样，像服务行业一样服务你。最令台北市民不舒服的恐怕是蓝绿阵营的政治纠纷。但这些不重要，远离市民的生活。在生活方面，台北是一流的，所以我说最宜居的华人城市还是台北。可是台北没有事情，事情都做完了，就只能离开了。
城市画报：我曾看到您撰写专门文章讲述台北市的优越性，文中您提到“紧密城市”这样一个概念，并称台北是一个“紧密城市”。
陈冠中：城市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群人居住在一起的形态。但是在19世纪工业化后，很多人对城市有许多反面看法，认为城市里面非常脏、不卫生，于是主张分散人口，这就是理论界所谓的田园城市、区域城市等，是分散主义的表现。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初这个理念非常流行。许多人的态度是分散的城市是比较好的，大城市是不太好的。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许多低密度城市蔓延，整个郊区都毁掉了，人们生活完全靠汽车，汽车主导了整个城市的布局。人们开车到十字路口，里面有个大的超级市场，或者大的学校，把孩子送进去，一点社区的感觉都没有。
后来人们感到分散城市是不行的，会浪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尤其在中国，人口众多，必须构建高密度城市。观察国内可以发现，上海是个紧密城市，香港是个超紧密城市，它的密度是世界最高的。台北也是个紧密城市，虽然密度不是很高，房子一般是6层的，不是很高，但是它是一栋栋排起来的，不是分散的，单独的。
欧洲城市都有绿带，或者说界限，围着城市，这个范围外，都不准打搅。我们要做密集城市、超密集城市目标之一就是保留郊野，或者城市区域内的好的农地，而不是分散出去，否则都完了。北京恰恰是一个过度不紧密地城市。这是个适合外地人来朝拜的城市，坐着车看许多景观，非常雄伟，但是你住在里面就会感到走来走去很不方便。我说北京是个有很多绿洲的沙漠，每个绿洲都独立起来，隔离了，中间就是沙漠地带。城市越紧密公共交通才越有效益，不做到紧密的话，就不方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于是只能购买私家车。香港总共才只有60万辆汽车，而北京每年便新增30万辆新车。两年就是一个香港，可以想像北京的交通路网会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城市画报：建筑是构建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北京已经成为国际建筑师的一个试验场，似乎大家都志在为这个看上去越来越不古的古都建造一个新的地标建筑。
陈冠中：每个大城市都会有它奇观的一面，就是地标式建筑。这个地标建筑怎么奇怪都好，因为是要娱乐大众嘛。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建筑之外的普通建筑物。普通建筑物不是孤立的，是互相配合的，共同构成社区、街道这些公共空间。80年也好，20年也好，只要可以和谐地形成一个生活社区的普通建筑都是好的。
城市画报：城市建筑都有一个使用期，这个使用期构成了城市建筑的“新陈代谢”。您认为我们的市政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陈代谢”？
陈冠中：其实我是很喜欢新建筑的。旧房子再好，要塌掉了，也必须拆掉。我们不会要求每个城市都成为建筑博物馆式的城市。问题是，城区不应该大片拆迁，不能把一大片旧房子都拆掉然后都盖一个式样的新房子，应该慢慢拆。北京南城的大栅栏要拆掉很可惜。那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社区，当然它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采取迁走一部分人，维修旧宅似乎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像香港的铜锣湾都可以慢慢改，都没有问题。但北京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旧街道了，现在要重点关照的不再是一个个历史文物，而应该是整片的社区。
一个六层的旧房子，旁边可以立一座风格很强烈的大厦，没问题，会很美。不同时代的房子交差在一起才能构成功能和族群的混合。新旧房子并存，租金会不一样。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很高档的现代风格的大厦，由很有钱的大传媒公司使用。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旧的楼，租金很便宜，二楼可以住一个画油画的，三楼可以容下一个小设计工作室，一楼可以开一个小咖啡厅，然后大家都可以在那里混。新旧建筑并存令不同族群和不同阶层并存于同一个空间。这样才会多样化。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个小城市，全新的，建设得很高档，结果住家都很“高尚”，找不到人来作清洁工人，于是能将清洁工人由别处运来做保洁，然后再运走。这就很失败。
城市画报：每个从西直门地铁站出来的北京人都会很绝望，那是一个立交桥的世界，你永远不知道你该走的路在哪里。搞错方向的话，你便需要十几分钟去纠正错误。这个地方令我觉得，在路与人的关系中，路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且很傲慢、很冰冷。您感觉北京今天的这种状况成因何在？
陈冠中：这个有个历史原因。你看纽约和欧洲很多城市都是紧密的，中国的台北、香港、上海也都是紧密城市，而北京要成为一个紧密城市，第一步就很难，因为它有个皇城。这个皇城本来应该保留下来做住宅或者旅游，很可惜，现在很多政府机关都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城市是围着皇城来转，而不是在旁边造个新城。皇城里不可能修很多路，否则要拆除很多建筑。但是围着它转，路的周径就会很长。北京的路网占地面积只有10%，而标准的现代城市需要30%，现在北京的目标是达到20%。路少，效率低，这样容易塞车。
以上是第一个错误，就是皇城。第二个错误就是大院。这个占到很大的面积，里面什么都有，公路也没有办法建。北京的路网少就因为北京的皇城加上了大院，如果里面不是这么多功能，只是做观光、旅游或者居住，就不会这样。因为许多错误的历史原因，造成了北京今天的状况。最后的决定是1983年做出的，还是决定从中心发展出去，这就完了。
城市画报：现在有什么弥补措施？
陈冠中：现在中心城区没有什么办法了，堵塞了。现在只能是把新城建好点。第一波新城都是睡眠区，像天通苑、回龙观、望京等，建得不好。比较可惜是80年代后，海淀还是建成了一个比较分散的城区。海淀应该做成一个紧密的、大家可以在里面走路的社区。CBD好像紧密了一点。但是紧密里面还有许多小学问，比如要有店在下面。现在大家都不原意走路，因为没有店，或者店没有意思。蓝岛那块，整个都是分散发展，不好好排在一起，一块上去，一块突出，弄得不好走路，很可惜。不紧密，公共交通就搞不好。于是上下班要花费一两个小时，这很糟糕。
不开车的人不用公路，其实等于是不开车的人在补助开车的人。现在伦敦的做法是，非节假日你要开私人汽车进城就要付费给政府，因为开车的人导致的公路维修等有一部分是来自不开车的纳税人的。北京市现在就该一开到三环就付钱，用电子系统来自动扣钱，实现起来是很容易的。这项措施可以合理公平地减少了私车。
城市画报：在旧城周围建造新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陈冠中：第一个考虑就是轨道交通怎么解决，整个联好了，社区就活了。然后看有些什么城市功能能下放到新社区，一个是生活消费的功能，另个就是生产性的。生产性的功能也不能完全吸纳就业，新城区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的，还是需要中心城区的。所以轨道交通是最重要的，要过硬。公路要建，然后才是公交车，私人汽车是最后的。
For 城市画报（保留一切权利，请勿转载）
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像“超女”一样名利双收？
星期二, 八月 22nd, 2006Tags: No Tags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话”三国，名利双收，既而招至不少诟病。近日作客《杨澜访谈》时，他忍不住表示，“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
现在，恐怕易中天自己也许多会对自己的身份加一点怀疑——自己到底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还是一个商业流水线上的明星？他必须戴墨镜上街，乘飞机往返于多个城市之间参加各式讲座和电视节目录制，关掉电话，并在大众媒体上向那些发电邮给他的而得不到回音的观众（读者）道歉。他的博客充满追捧者的留言，百度易中天吧里的发贴数已经接近10万条。这种生活似乎更应该属于影视或者体育明星，而非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似乎更应该去跋山涉水勘探地质、坐拥书城穷经皓首。
然而，易中天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破坏”并不止于此。他在央视的讲座中亲自脱鞋示范何谓“避席”，并在拍卖会上以书稿《易中天品读三国》创下近200万元的天价。尽管大部分电视观众和读者在为之欢呼，然而，仍有一部分人在发出“嘘声”。复旦大学一副教授便称易中天“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严肃态度”，而非如周星驰一样以插科打诨取悦观众。更有历史学者指责易中天的“品三国”有误人子弟之嫌。
正是这些苛责令易中天说出了“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这样的话。身为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的易中天一定深谙中国学术圈内的“潜规则”。他身出中文系，却因“品三国”而一夜间名利双收，难免遭到某些“专业人士”的嫉妒，招致“不专业”、“误人子弟”的指责。
对此，面对媒体采访的易中天不禁以“我是学术界的土匪加流寇”作回复。其实，骤红之前，这位曾经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农业工人”已经做足了准备。多年来，在专业学者们忙于印制几千本的学术著作时，他已经在思考如何打通专业知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无形壁垒，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多本以通俗视角观察中国历史的书籍。相比K歌的“超女”，这位出生于1947年的长沙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尽管一些醒不过味来的媒体还在以“给大众怎样的学术”这样精英视角的问题来向易中天提问。但是，易中天和《百家讲坛》的节目编导都清楚，在这个商业时代，观众看了开心就好，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是否受那些困在书斋中的学者们欢迎一点都不重要。
随着中国商业社会的逐渐形成，商业文化已成主流，大众对于精英文化已经不奈烦，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拥抱属于自己的平民文化了。而这种文化往往有一种泛娱乐化的倾向，因为对于长期处于文化底层的大众来说，乏味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乐一下更重要了。之前“超女”现象是人们对K歌文化的欢呼，这一次轮到了对历史的后现代解构。
早在几十年前，罗素、萨义德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已经在BBC的参加广播节目，以通俗的演讲传播专业领域的知识，并获得大笔酬金。类似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亦会乐于撰写《时间简史》这样的通俗读物来满足公众对于专业知识的好奇心。所以，易中天这样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的学者的存在，有利而无害，真正志在史学尖端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只有心存旁鹜的人才会怀疑天下所有的奶酪都是自己的。
For 第一财经日报 http://news.hexun.com/detail.aspx?id=1729553
Pic from 北京晨报
也许最大的争论来自“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头脑中有不同的概念吧。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一个阶层，大多数状态下，他不是清贫的。在中国传统里，他们一般为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的宗法服务。1949之后，他们一度被打压，但后来大部分都拿回了自己的东西。
在道义上，知识分子有捍卫公义的义务，却没有放弃追寻财富权利的义务。这只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此知识分子并非萨义德之“公共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道德上的高尚感，因此也很少出于真切的迫切感而追随公众利益。
在中国，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存在吗？吉方平，你批评给P啊？如果有时间，看看解放日报这位评论家的嘴脸，就知道，超女和易中天的可爱了。2006.08.22
延伸阅读：易中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黄永玉说
星期一, 八月 21st, 2006Tags: No Tags
上上个周六，黄永玉作为传主出席《黄永玉八十》新书发布会上，有人问，如何写好的文章？
黄笑说，有人问我如何作好的画，我说，把该画的画上，不该画的不画就好。
所以，写文章，我认为也是这样，该写的写，不该写的就不写就好。
写作、艺术，都是意的世界。一切手段到最后都化为无形。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九九归真，都是在说，技术是手段。
但我经常想，尚未出发的年轻人需要的反而是技术，技术决定了你的路的方向，也决定了你朝拜的方向。
黄永玉，很不待见媒体给自己封的“老顽童”称号，他说，我每天都在工作，我对工作很严肃。该书的作者也说，黄老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