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互联网的三个变化——《渔夫日志》2009.04.21
四月 22, 2009 – 11:33 pm |Tags: No Tags
1、胡泳问答：数码时代，奥威尔的 "Newspeak" 和中国的媒体
我个人觉得媒体行业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不排除说有大量有经验的人在里面工作，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基本构成是年轻人。当我说媒体是年轻人的行业的时候，我其实是说越是年轻人掌握这些新技术的能力就越强。
就互联网对中国现实的影响来看,从2008年的情况来分析2009年，有三个变化是极其值得注意的:
第一、信息证实的危机越来越明显。
第二,当不同的消息源散发彼此矛盾的信息时,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恐惧会加深。
第三,在一个高度媒介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中,媒体呈现一种崭新的"融合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信息成为了"信息炸弹 "。
"山寨"作为一种技术现象，揭示了一种中国式创新，即企业的发展并不完全在于核心技术的掌握，更重要的在于对市场的感应和这种感应之后的反应速度。山寨机的兴盛，不是托福政府高高在上的计划，也非拜洋人的衮衮天威，而完完全全是市场选择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山寨"，其内涵则要沉重得多。中国的公共生活假面化盛行，导致了一种"公开的谎言"与"私下的真实"并行不悖的怪诞现象，"山寨"正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体现。这当然是由于权力控制了公共领域，强权规定真理，同时以压力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也必须在公开场合做出相信的样子。后极权主义有一整套自己的"官话"，它如同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新话"（Newspeak），是一套自我指认的语言，它无所不在，但又令人奇怪地缺场。当人们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受的时候，没有人使用"官话"，而当他们欲求模糊性和混乱性的时候，"官话"就大行其道。"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手机段子和网络小品的流行就是明证。
然而，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够小觑。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doublethink），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山寨文化"无疑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反抗，但仅有这种语言的反抗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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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渔夫日记》是传世纪在2009年新开始的一个bloggin项目，周一至周五，每日出版。所录所记皆为launlee在Google Reader、Firefox、TwitterFox上走神时的所见所思。我当然一叶障目，你不妨一目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