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赋予公众乱语的权力的意义－－谈一下传播技术如何改变社会、民主以及其它
六月 2, 2005 – 11:49 pm |Tags: No Tags
在Dan Gilmour的草根媒体与精英媒体互动互助的理想里，通过互联网新兴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媒体能更好地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舆论监督起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作用，而公民作为媒体信息的消费者，通过技术进步参与到媒体工业产出过程中，影响媒体的态度与议程。然而这些理想是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一方面，体制的力量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另一方面娱乐业巨大的利润和几乎零风险足以吸引人去趟这趟浑水。作为草根媒体，在诸如博客中国之流的误导宣传之下，也被商业化的大步伐所征服，而失去了作为促进媒体进步的动力的机会。所以在当前整个中国国内媒体所处的尴尬环境中，想要有所作为还是缺乏基础的。
－－来自http://www.donews.net/undersound/archive/2005/05/29/403734.aspx
讨论传媒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有效的发行量也好，媒体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商品也好，乍一看去，多少与媒体的经营者有关系。是不是用心去做一个媒体，是不是把一个媒体作为一种商品去经营，经营的方法，采取的手段，经营者的理念，乃至所应恪守的职业操行。当这些统统放到一个纯粹的商业环境中去，就一定是合乎道理，但在中国的传媒业中，这些商业化运作的概念大多被套上了另类的解释。在一个纯商业环境中，对政治的观察是为了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中，但这一定不会违背基本的商业规律，抛开这些基本的商业规律，你就是站在任何政治高度，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传媒业中，暂且不论事实是不是这样，政治第一总是挂在口中的。传媒服务于政治，这在阶级社会原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走向政治高度一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没有了滋味，久而久之，激情遗失，责任遗失，道德遗失。但阶级社会毕竟是阶级社会，人有三六九等之分，人们还在不断地去追求，但在这样一个遗失的社会里，追求变得实在而庸俗。另一个层面看，在政治决定传媒生命的前提条件下，谁可以谁不可以参与这实在而又庸俗的搏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究其结果就可以给出为什么中国传媒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结论。
对问题的看待，并不等于我把一切都绝对化去对待，期待总是存在的。但当我拥挤在天津全国书市期刊展区的狭小通道仔细浏览的时候，我惊讶于这么多从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谁会去浏览的刊物是怎样生存的那么滋润。我也感叹过，像我从小阅读的《科学画报》一天不如一天，沦落到只有抱着创刊于三十年代这样一个字号生存的时候，却又有那么多优秀的期刊摆在我的面前。
事情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过程也总是那么不堪忍受，想想却也没有什么，任何时候都总会有人付出而没有收获，历史不会总是倒退更不会停滞。
－－张峰给我的留言
越是常识性的东西越是容易被忽略，因为人们总是善良地相信自己所处地系统默认状态是对自己有利地。正如20岁之前，我会将国家和政府视作一体。
我是自由经济市场的拥护者，这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出身底层的青年来说，这种经济形态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程度的公平去获取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就有经济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受益者往往会利用既有的优势阻挠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具体到传媒，我观察和评价中国传媒时，往往会习惯性地以美国传媒为标准，但是我们地身体却出在中国的混和经济形态之中。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旨在盈利，且主要是直接的广告收入，只有以最大限度的相对新闻自由来换取公众注意，以取得公众的信任，进而赢得广告主的信任。
而我们处于一个市场与计划经济、旧制度与新制度相集合的社会。媒体本身的国有性质和中国政府对媒体功用的认定和管理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中国传媒只能在夹缝中左尴右尬。根本无法健全地发挥媒体地功能，实现媒体应该担负地责任。
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从事与信息产业相关的工作，这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中国呢？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经信息化，但肉身仍和中国的数亿农民和工人一起处于一个农业社会。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积累了足够信息的传媒人，还需要切实的经验，去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国家践行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路太漫长。
－－我给张峰留言的回复
有朋友今天对我说，为什么blogchina上登出了那么多反D言论？很多人在斥责该网站和他的负责人方兴东，或不齿他的为人或不懈他对blog的过分的商业利用。然而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网络上也出现了非主流的声音，且这种声音可能召来站在明处的商业网站所惧怕的打击。恰巧在bloglines里读到http://www.donews.net/undersound/的这个帖子。
在在咖啡馆谈今日中国传媒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中，我谈到了中国媒体所面临的窘迫状况。我认为，被政府控制的传媒往往比被资本家控制的传媒更缺乏新闻自由，缺乏针对公民来说的自由。道理很简单，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直接来自广告，它必须以新闻自由取悦公众来赢得广告主的认可。而政府控制的传媒则往往成为宣传工具，道理很简单，对政府来说压缩控制公民的成本但仍能保持政局稳定为其第一大目标。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的D报无法真正走上市场的原因。
在http://www.donews.net/undersound/的这个帖子中，Undersound谈到公众对诸如《超级女声》这类滥俗电视节目的追捧。这是人本质趣味的一个证明，但也许有新闻自由匮乏导致的公民趣味转移有关。
作为公众一分子的个体人，时刻在计算着作顺民还是暴民的成本问题。在生存得到基本保证的状况下，人们选择作顺民是可以理解的选择。而从人类心理上来说，他们反过来在言语上反对一些人说出真相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样意味着他们必须当面承认自己是懦夫或者奴隶。这时候人们必须以一种可以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形式来发泄和消解，体育、娱乐、探险活动，格调不一的各种形式于是成为最安全和有效的途径。
但是，这些组成社会的最普通的人，在贡献税收、拉动GPD、作无聊消费、复制新一代新社会基石的同时，也有对自由的诉求。公正、自由，是（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人类的基本诉求之一。在避开惩罚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发出自己的痛苦或者呼唤他们观念中的自由与公正的声音。极端荒谬状态下，他们甚至会付诸行动，比如文革和台湾时下的公众无意识混乱/暴动。
是新技术令公众有机会说出郁结心中的怨言。2003年时，纸媒体上宝马案的各种议论众声喧哗，在当时的SOHU传媒频道media.sohu.com的BBS上出现了几十万条跟帖，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甚至咒骂ZF和GCD。是BBS这种匿名发言技术令公民具体的身份隐去，但是公众整体的声音发了出来。人们在安全地表达自己的声音、抱怨和牢骚。
这种风险被网站承担，最终SOHU传媒频道停办，二级域名（media.sohu.com）指向其新闻中心。曾被网友称作“张无忌”的SOHU CEO张朝阳一定还记得这件事。
当北京著名大学的BBS实行实名制和不再向公众公布后，Blog正式成为取代BBS接纳人们的抱怨的新场所。当然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借助在线书写这种方式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分析，写出自己的观点和发现。当聚会结社的自由被阉割之后，人们开始在SNS上聚集，用超链接和 Ping Back来交流和互相鼓励。是新技术令那些限制名存实亡。
新的限制总会降临，比如数据备份，BLOG备案等。但是当规模大到一定规模，管理成本超出相关部门的预算之后，他们实事上将无能为力。面对去中心化的互联网，除了停掉所有的互联网接口，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进行极度细致的过滤。（如上图，用GOOGLE搜索GPD中文，第一条便是这个： 上海當官的就知到GPD,那管老百姓 ）。
媒体、传播无法直接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具体的改变还在于身处其中一分子的人们的心智的开启。你至少要更多的权利，别人才有可能给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最乐观的大胆才敢吃。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将促进人们对事物多方面的认识，也会将他们卷入写作和之后的更多积极的行动。也许还有网络色情和泛滥网游对儿童的毒害，至少这一个积极的意义，就已经值得我们继续打开互联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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