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像“超女”一样名利双收?
八月 22, 2006 – 5:10 pm |Tags: No Tags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话”三国,名利双收,既而招至不少诟病。近日作客《杨澜访谈》时,他忍不住表示,“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
现在,恐怕易中天自己也许多会对自己的身份加一点怀疑——自己到底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还是一个商业流水线上的明星?他必须戴墨镜上街,乘飞机往返于多个城市之间参加各式讲座和电视节目录制,关掉电话,并在大众媒体上向那些发电邮给他的而得不到回音的观众(读者)道歉。他的博客充满追捧者的留言,百度易中天吧里的发贴数已经接近10万条。这种生活似乎更应该属于影视或者体育明星,而非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似乎更应该去跋山涉水勘探地质、坐拥书城穷经皓首。
然而,易中天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破坏”并不止于此。他在央视的讲座中亲自脱鞋示范何谓“避席”,并在拍卖会上以书稿《易中天品读三国》创下近200万元的天价。尽管大部分电视观众和读者在为之欢呼,然而,仍有一部分人在发出“嘘声”。复旦大学一副教授便称易中天“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严肃态度”,而非如周星驰一样以插科打诨取悦观众。更有历史学者指责易中天的“品三国”有误人子弟之嫌。
正是这些苛责令易中天说出了“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这样的话。身为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的易中天一定深谙中国学术圈内的“潜规则”。他身出中文系,却因“品三国”而一夜间名利双收,难免遭到某些“专业人士”的嫉妒,招致“不专业”、“误人子弟”的指责。
对此,面对媒体采访的易中天不禁以“我是学术界的土匪加流寇”作回复。其实,骤红之前,这位曾经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农业工人”已经做足了准备。多年来,在专业学者们忙于印制几千本的学术著作时,他已经在思考如何打通专业知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无形壁垒,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多本以通俗视角观察中国历史的书籍。相比K歌的“超女”,这位出生于1947年的长沙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尽管一些醒不过味来的媒体还在以“给大众怎样的学术”这样精英视角的问题来向易中天提问。但是,易中天和《百家讲坛》的节目编导都清楚,在这个商业时代,观众看了开心就好,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是否受那些困在书斋中的学者们欢迎一点都不重要。
随着中国商业社会的逐渐形成,商业文化已成主流,大众对于精英文化已经不奈烦,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拥抱属于自己的平民文化了。而这种文化往往有一种泛娱乐化的倾向,因为对于长期处于文化底层的大众来说,乏味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乐一下更重要了。之前“超女”现象是人们对K歌文化的欢呼,这一次轮到了对历史的后现代解构。
早在几十年前,罗素、萨义德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已经在BBC的参加广播节目,以通俗的演讲传播专业领域的知识,并获得大笔酬金。类似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亦会乐于撰写《时间简史》这样的通俗读物来满足公众对于专业知识的好奇心。所以,易中天这样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的学者的存在,有利而无害,真正志在史学尖端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只有心存旁鹜的人才会怀疑天下所有的奶酪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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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from 北京晨报
也许最大的争论来自“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头脑中有不同的概念吧。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一个阶层,大多数状态下,他不是清贫的。在中国传统里,他们一般为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的宗法服务。1949之后,他们一度被打压,但后来大部分都拿回了自己的东西。
在道义上,知识分子有捍卫公义的义务,却没有放弃追寻财富权利的义务。这只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此知识分子并非萨义德之“公共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道德上的高尚感,因此也很少出于真切的迫切感而追随公众利益。
在中国,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存在吗?吉方平,你批评给P啊?如果有时间,看看解放日报这位评论家的嘴脸,就知道,超女和易中天的可爱了。2006.08.22
延伸阅读:易中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